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 牢房的水泥墙壁出奇地高大，铁窗又出奇地狭小，因而室内出奇地阴冷。5月的北京已经开始变热，时髦的女孩子往往尝试穿起薄裙。但是很多犯人仍然穿着冬天的破烂的衣裳，他们还感受不到初夏的来临。 1999年4月26日第一次庭审之后不久，我得到一个信息：美国政府就这次开庭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异议。但是我想，中国政府还会继续打这张“人权牌”。 1999年5月9日上午，狱方突然要求全体犯人集体收看电视新闻。这是极其罕见的安排。因为这个警戒森严的看守所通常禁止犯人收看电视新闻，大概是为了防止这些重刑犯和死刑犯了解更多的外部信息，从而更顽固地对抗政府。所以犯人们对在一个普通的5月的上午收看电视新闻颇感惊奇，大家猜测一定是发生了重大事件。一个喜欢开玩笑的犯人悄悄地说：是不是中国发生政变了？另一个大胆的犯人则回敬道：如果真的发生了政变，狱警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冲锋枪把我们全部打死！ 这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官方播音员愤怒的表情和愤怒的声音。他正在一丝不苟地宣读中国政府的措辞严厉的声明：美军飞机在昨天（1999年5月8日）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了三名中国官方记者死亡。 中国政府关于美军飞机蓄意轰炸中国大使馆的认定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因为此时的克林顿政府是1949年以来对中共政权最友好、最软弱的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没有任何必要用硬梆梆的炸弹去向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进一步表达温情。 那时正是科索沃战争的高峰。从1999年3月24日起，北约（NATO）开始大规模轰炸南斯拉夫境内的目标，以便迫使米洛舍维奇政权停止镇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的自治运动。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政权是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中保留了最多的共产主义专制余毒的政权，也是最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权。但是中共政权一直是米洛舍维奇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共政权支持被现代文明唾弃的米洛舍维奇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力图在欧洲保留最后一块准共产主义的领地，以便在西方的后院制造一点麻烦。这是中共抗衡西方的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更可能的情况是，美军飞机由于技术性的错误，误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意外事件，但是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妥善处理。然而中共政权更想利用这个意外事故达到其它目标。这些目标包括： 1. 进一步声援米洛舍维奇政权，试图阻挠北约在科索沃和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 2. 防止北约或西方援引科索沃战争的先例，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独裁政权或流氓国家进行军事打击和政治干预； 3. 由于朱鎔基首次访美极其不成功，中国政府试图迫使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作出更大的让步，特别是希望美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妥协。 中共政权虽然不是文明外交的高手，但是堪称阴谋外交的高手。 当犯人们看完电视新闻后，狱方立即要求犯人就“美军飞机蓄意轰炸中国大使馆”进行集体讨论。在牢房的讨论会上，一些熟知中共的“政治学习”技巧的犯人，用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语言声讨“美军的暴行”。我则明确表示：我对中国政府关于美军飞机蓄意轰炸中国大使馆的说法有怀疑。 “讨论会”后，狱方又找我单独谈话，询问我对美军轰炸中国大使馆的看法。我对狱方说：中国政府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美军飞机蓄意轰炸中国使馆的证据，所以我对此事存有疑问。狱方并没有直接反驳我，因为他们找我谈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上级汇报我对这一突发事件的看法。 当然，我十分清醒：中共政权利用这个突发事件做文章，将对我的案件的处理十分不利。 第二天（1999年5月10日），两名法院工作人员到看守所向我宣布：法院决定对我的案件延期审理。 按照中国法律，延期审理通常是一个月。看来，中国政府想等待美国政府在中国使馆被炸事件后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就在1999年5月10日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鉴于美军飞机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方决定： 1. 停止中美防务和国际安全磋商； 2. 停止中美军方高层交往； 3. 中止中美人权对话。 很明显，中方处理使馆被炸事件的首要的意图，是借机阻止美方对中国迅速增长的军事力量的关注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把人权对话同使馆被炸生拉硬扯在一起完全荒谬，这实际上还是把人权问题当成“牌”。 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的工作效率极其低下，但是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效率却如此之高。 我的案件再次陷入了出“牌”前的沉寂。上一次的沉寂（推迟开庭）发生在仅仅一个月前。犯人们又一次猜测我将不会被判刑。我没有做这种乐观的估计。因为我明智地相信，专横而无能的中共政权不会允许一个拒绝政治交易、未来有可能成为政治竞争对手的“网中之鱼”重新回到大海。 “6•4事件”10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了。我始终认为中共政权对和平示威者的屠杀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特别令人反感的是，“6•4事件”十年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仍旧处在灰暗之中。虽然我现在困居监狱，但是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讲，我都应该对“6•4事件”作出一个纪念性和抗议性的正面表示。 于是，1999年5月25日，我约见了狱方人员，告知：为了纪念“6•4事件”10周年并抗议中国政府继续镇压民主分子，我准备在今年6月4日进行绝食。为什么我要事先将绝食的打算告诉狱方？因为我一向主张，民主政治是公开和透明的，没有必要把绝食行动当成对监狱的突然袭击。 狱方没有对我的绝食计划立即表态，只是说“向上级报告”。 几天之后，狱方约见我，希望我放弃绝食的打算。狱方表示：如果我对自己的案件或者生活条件有意见，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向领导机关提出，狱方将及时转达我的意见。 我答复说：我的有关意见已经多次向有关机构表达过。我准备在6月4日绝食，并不是要提出某项具体意见，而是为了纪念“6•4事件”10周年并反对当局继续压制持不同政见者。 6月4日的前一天，狱方再次约见我，询问我的身体条件能否承受绝食，并且提出：如果我认为健康状况难以承受绝食，监狱可以事先准备一些急救的设备和药品。我礼貌地向狱方表示：我能够经受绝食。 6月4日的早饭我没有吃。将近中午的时候，看守所的一位副所长、医务室主任和一位狱医共同约见了我。那位医务室主任对我说：我们是医生，不懂政治。你有自己的政治信念，我们不干预。我们只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希望你为了身体健康而停止绝食。如果你想通过绝食表达你的政治立场，你已经做到了，因为你早上并没有吃饭。我们希望你从中午开始吃饭。 我平静地告诉他们：6月4日这一天还没有过去，所以我还不准备结束绝食。 其实，狱医都是现役警察，他的讲话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且是在履行上级交办的劝说我停止绝食的政治任务。 纪念“6•4事件”10周年的抗议性24小时绝食顺利地完成了。虽然狱方没有强行禁止我绝食，但是我知道，我的这种顽固地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立场肯定进一步刺激了领导层的政治神经。 在延期审理的一个月中，我得到了方向不同的信息。一类信息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批准对我严惩，朋友们希望我做好判重刑的精神准备。另一类信息是，虽然中方单方面中止人权对话使美方失去了正常的人权外交渠道，但是美国政府仍然在为妥善解决我的案件进行着努力。我的判断是：对我的案件的最终处理将是中美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 1999年6月10日，即法定的延期审理的最后一天，牢房的铁门又一次打开了：狱警通知我去法庭。 那天的情形同4月26日第一次开庭相比，显得更为异样。 押送我的囚车不是按惯例停在看守所的第二道大门之外，而是停在最后的第三道大门之内，直接停在了关押我的灰白色水泥楼房的门口。囚车上仍然只有我一个犯人，当然，前排坐着几个警察。当囚车开出看守所的第二道大门时，我发现我的“车队”竟然包括了五辆车！囚车的前面有两辆警车，囚车的后面还有两辆警车。在最后一辆警车上，坐着看守所的一位副所长。这种安排更是不符合开庭的惯例，因为看守所从来不需要派人去法庭，而是由法院的警察押送犯人去开庭。甚至囚车前排的一位法院的警察也不解地问身旁的负责人：为什么看守所要派副所长跟车押送？ 这五辆车鸣着警笛、闪着警灯，排着队驶上了北京的环城公路。我在车上注意到，在每一个途径的路口，都增添了更多的警察，较大的路口还停着警车。在每一个途径的路口，红灯都阻止了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警察们则严肃地监督着车辆和行人不要逾越红灯前的停车线。被迫止步的行人好奇地观望着我们的这支“特殊车队”，他们也许在猜测，是哪一个要犯正在被押赴神秘的刑场！我知道中国的警察很多，但是我没有想到中国的警察如此之多，为了押送一个毫无暴力倾向的政治犯而兴师动众。很难想像有权作出这种警戒安排的高层机构是出于何种考虑。难道是出于谨慎，防备我途中脱逃？或者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极权制度的“规格”？ 第二次庭审的情景比第一次庭审更可笑。它仅仅进行了二十分钟。检察院和法院草草宣读了几份办案材料后，既没有给我时间作辩解，也没有给律师时间作辩护，而是匆匆宣布休庭，等候宣判。 几十分钟之后重新开庭。审判长煞有介事地宣布了事先准备好的判决。如同我所预料的，这次判决好像是外交妥协的产物。中国政府放弃了先前指控我的两项罪名中的一项，以另一项罪名对我判刑四年。 审判长刚刚读完判决书，我立即表示：这是非法判决，我提出抗议！ 毫无疑问，没有美国和欧盟的努力，我的刑期很可能要比四年长得多。中国政府之所以先前提出了两项指控，就是做了讨价还价的准备。必要的时候，它可以放弃一项指控。当然，如果国际压力不足，它就会坚持两项指控。 对我宣判之后不久，大约在1999年6月下旬，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向中方递交了一份照会，就我的案件提出了三条要求： 1．无条件释放； 2．允许出国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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