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机关的这两辆豪华的进口轿车在一处僻静的街道旁缓缓地停下了。我的前座的那个负责人下了车，用移动电话讲着什么。显然，他是在向上级报告目前的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片刻，他返回车上，附在司机耳旁低语了一句，于是车子重新开动。这回是我所坐的车走在了前面。

    不久车窗外面飘落起夏日的阵雨，雨点越来越大，雨声也越来越大。不幸的是，司机对上级指示的目的地不甚熟悉，他一再减慢车速，低声向身旁的负责人询问行车的方向、路线。那位负责人看来也不太熟悉目标，无法准确地回答司机的问题。我默默地观察着他们在雨中找路，断定他们的上级要把我送到另一个机构管辖的场所。我知道，这中间隐藏着阴谋。 (博讯boxun.com)

   　　这时我回想起美国大使馆的福特•赫特（Ford Hart）先生讲过的话。1998年2月1日他离开我的办公室之前，郑重地说：美国政府关注我，愿意向我提供帮助。如果我在中国遇到任何麻烦，可以随时同美国使馆联系。然后他在名片上写下了他住所的电话。不止一位西方记者也对我讲：如果我有麻烦，请及时向他们通报。当然，中国政府不会给我留出联系和通报的时间。他们之所以秘密拘捕我，就是为了切断我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我必须做好准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独立地应付严峻的局面。

   　　车子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目的地。我透过车窗的玻璃，看到前面十几米处有两扇灰色的紧闭的巨大的铁门，两边是足足有5米高的水泥墙，墙上耸立着电网。一组肩挎冲锋枪的武警士兵在门外站岗。我的前座的那位负责人下车，前去同武警交涉。但是，交涉的情况并不顺利，武警不同意打开铁门让车子进入。于是那位负责人不得不用移动电话联系。他打了很长时间的移动电话，铁门才不情愿地打开了。当我坐的黑色轿车缓缓驶进大门时，我猜想走出这扇大门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进入这座大门仅仅几十米，又见到了另一座紧闭的铁门、另一堵高墙、另一条电网和另一组肩挎冲锋枪的武警士兵。我的前座的那位负责人不得不再次下车，去同新的武警哨兵交涉。交涉同样地不顺利，武警坚决不同意打开铁门让车子进入。那位负责人只得再打移动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对两个紧抓住我胳膊的特工说：“下车”。我下了车，两名特工仍旧紧紧地拉住我的双臂。这时阵雨差不多停歇了，空气中飘动着细微的水汽。两辆轿车内的特工都下了车，他们大约有8个人，其中一个仍然一丝不苟地对我录像。我平静地对身旁的特工说：“不必抓着我的胳膊了，我不会跑的”。他们两个人一言不发，但是双手一点也不放松。那位负责人又说：“进大门”。于是特工们拉着我的胳膊向铁门走去。这时我再次感到受伤的小腿十分疼痛。突然，武警哨兵挡住了我们，简短而明确地对那位负责人说：“你们只可以有两个人送他进去”。也许，颇具警惕性的武警要提防这八个来路不明的壮汉乘机“劫狱”。特工负责人不满地对武警讲：“我们用4个人送他，送到后两个人马上出来”。武警哨兵用警卫室的电话请示了他们的上级，终于接受了安全机关的提议。

   　　我迈动着疼痛的左腿跨进了第二座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十分寂静的庞大的院落。没有一个人。院子的中间散落着几幢两层或三层的楼房，他们的沉重的外形仿佛告诉人们里面正在从事着沉重的工作。我最后看了一眼雨后的傍晚的灰濛濛的天空。

   　　一楼值班室内坐着一个30多岁的女警官。她微笑着对走进来的安全机关的特工们说：“这里不太好找吧？”一个特工笑着答道：“我们在途中走错了路。” 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抬头看见对面墙上的电子挂钟：时针已经越过晚上7点。我安详地回顾着这一个小时所发生的一切。

   　　显然，中国政府开始对我采用流氓手段了。秘密拘捕我的特工同这位值班的女警官分属于不同的机构，前者是国家安全机关，后者是公安机关，这个警备森严的关押场所看来属于公安机关。在中国，所有监狱的外部警卫都由武警负责。武警是准军事部队，由中央军委领导，而不是由警察机关领导。警察只是在监狱内负责审讯和管理犯人。为了确保抓捕我的秘密性质，高级领导层事先既没有通知关押场所的武警，也没有通知公安机关，这才发生了不明情况的武警拒绝让安全机关的车辆进入的喜剧。现在，高级领导层要把我关押在公安机关的监狱里，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对我形成更大的心理压力和生存压力。我猜想不久之后我将见到各式各样陌生的刑事犯。

   　　此时那位录像的特工打开我的公文包，认真地对里面的每一件东西录像。我问他们的负责人：“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有什么法律手续吗？”他稍许沉默了一会儿，答道：“我们是执行上级的指示。” 我告诉他们，现在已经不早了，我怎么解决吃晚饭的问题？他们说自己也还没有吃晚饭。我又讲，等一会儿你们完成任务后，就可以去吃工作餐了，但是我却享受不到工作餐。他们默默地笑了。

   　　这时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出现了。安全机关的特工同他办完了交接手续，随后我被立即带进了二楼的审讯室。

   　　审讯室的桌子后面并排坐着两名穿制服的警官。他们仔细地观察着坐在对面3米外的我。然后，低下头阅读手中的案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言不发，一会儿看案卷，一会儿又抬头注视我。很明显，他们对“案情”还不熟悉，需要通过手头的材料抓紧“补课”。同时，他们也想利用威严的沉默，造成我的精神紧张，以便更快地突破我的防线。终于，那个主审模样的警官讲话了：“你谈谈自己有哪些违法行为。” 我差一点被这个笼统的问题逗笑了。看来中国的警察不是向他的审讯对象宣布涉嫌的罪行，而是要求他的审讯对象自己寻找罪名。我回答道：“我首先要求知道我现在的法律状态。在警方合法地确定我的法律地位之前，我不回答任何问题。” 那个主审警官立即用威胁的口吻说：“你的态度很强硬。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我针锋相对地说：“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主审警官不无骄傲地讲：“这里是北京市公安局7处。我们在这里审问过各式各样的人，从部长、省长到黑社会老大，从国内的反革命到外国的间谍，应有尽有。希望你能正视自己现在的处境。” 我为这种愚蠢的骄傲感到悲哀。在中国的警察文化里，越是审讯过重要人物的机构，就越荣耀，而从来不问这些审讯是合法进行还是非法进行。我平静地重申：无论哪一个警察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因为警方从一开始就没有宣布我的法律状态，所以我拒绝回答问题。

   　　于是出现了对抗式的沉寂。在旁边的房间里，更重要的、权力更大的人正在指挥这里的审讯。形成沉寂的僵局之后，不时有身穿便装的人进出这间审讯室。他们进来时从不敲门，进来后从不讲话，出去时从不打招呼。他们只是坐在两位审讯我的警官的身后，聚精会神地观察我的表情。每当这些神秘人物进出时，那两位警官都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拘束和谦恭。

   　　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又出现了。他有意显示出自己是个审讯高手，用狡诈而阴险的目光直视着我，慢慢地说：“你现在采取对抗的姿态，要我们出示法律手续。我们希望你仔细地权衡利弊。如果我们向你出示了拘留手续，至少可以关你一个月。如果你现在愿意同我们采取合作态度，问题可以很快解决。” 他突然停住了话语，走到我的前面，俯视着我的双眼。我不动声色地坐着。我完全听得懂，这是讹诈。他们希望我由于害怕一个月的拘留，就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这时那位主审警官开始二重奏：“我们了解你的背景。到今天之前你的一切都是比较顺利的。你上过名牌大学，做过官，做过学者，做过商人，生活一直不错。我们不想看到你在牢房里同那些刑事犯一起过艰苦的日子。但是这需要你同我们配合。” 我当即回答：我坚持要求警方出示合法手续。那个负责人按捺住内心的恼怒，简短地对主审警官说：“给他手续。”

   　　主审警官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刑事拘留证，递到我的面前。这张事先准备好的拘留证很奇特：上面只有我的姓名，而涉嫌罪名的那一栏却是一片空白。显然，警方准备了两套方案：先是对我进行讹诈；讹诈无效，就对我进行非法拘留。主审警官狡猾地说：“签字吧。” 我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这张拘留证不合法，因为它只有姓名，没有涉嫌罪名。警方不能在一个人没有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对他实行刑事拘留，所以我拒绝签字。三位警察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主审警官继而用一种类似无赖的口气说：“你签字也好，不签字也好，我们都要对你实施拘留。但是签了字对你有好处，至少表明你对我们有一定的认同，这样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对你有所照顾。”我为这种庸俗的“生活照顾”感到羞耻。我再次表示拒绝签字。

   　　审讯又一次陷入了僵局。我的左小腿的伤痛越来越严重。我告诉对面的警官：安全机关秘密抓捕我时撞伤了我的小腿，现在需要治疗。他们彼此低声商议了一下，其中一个人离开了房间。大约半小时后，一位身材高大的穿着警服的医生手提外科的小型器械箱走进了审讯室。他卷起我的裤腿，这是我才清楚地看到左小腿正面有一个一吋多长的伤口，皮肤完全裂开，紫红色的肉向外翻着，血渍凝结成一片。这位狱医为我简单地清洗了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就默默地离去了。

   　　这时窗外一片漆黑，我猜想已是深夜。审讯仍然毫无进展。大部分时间我保持着沉默。必要时我则向警察声明：我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违法或犯罪行为，警方对我的拘捕毫无法律依据，应该立即释放。

   　　在长达7个小时的审讯中，这些警官并没有提及实质性的问题，而是在兜圈子，试图使我在精神上处于下风。我感到这种审讯极其无聊。我要求他们向我提供笔和纸，我准备给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一封抗议信。他们说何时给我笔和纸，要等候上级的指示。

   　　终于，窗外传来了早醒的小鸟的叫声。天要亮了。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无可奈何地对我说：“你今天的态度很恶劣。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艰苦的环境里尽快转变。” 然后，他对那两位审讯的警官下达命令：“把他送进去。” 我明白，所谓“艰苦的环境”是黑暗的牢房的同义语。中国政府不准备对我实行任何优待，它要让我在折磨中屈服。

   　　我起身准备走，他们叫住了我。“把皮鞋、皮带、手表和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放在这里。” 我问他们：是不是只能穿着袜子走进牢房？他们沉默了片刻，其中一个人从审讯室的某个角落里翻出一双肮脏而陈旧的布鞋。“你穿这双鞋吧。” 我一生从来没有穿过别人的鞋，这次开了一个小小的先例。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裤腰不算肥大，虽然抽去了皮带，裤子还不至于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