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了审讯室的楼房，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两位警官押送着我，来到了第三座铁门之前。岗哨仍然是一组肩挎冲锋枪的武警士兵。警官向他们做了一番解释，他们打开大铁门下的一扇小铁门，让我们进去。我回味着这三道铁门、三堵高墙、三层电网、三组荷枪实弹的哨兵，心想就是一个中国功夫的顶级高手，也不可能从如此严密的警戒中逃逸。当然，我并不想逃逸。我更想看看炼狱的模样。

   　　第三道铁门的里面是一片灰白色的两层楼房。它们的造型十分特别：一律是长方型，彼此联通，墙壁全部是水泥。楼身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盏警戒用的照明灯，吐着阴凉的光。走进这只灰白色的怪兽的大嘴，监狱的景色扑面而来：又深又长的楼道足足有4米宽，楼道的一侧是一长排低矮的铁门，铁门上巨大的门栓挂着巨大的铁锁。楼道的另一侧则是一长排窗户，窗框上矗立着坚固的粗直的铁栏杆。楼道的一端是一扇紧闭的铁栏杆门，另一端就是警察的值班室。值班室的前面也有一扇铁栏杆门，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关闭，使整个楼道彻底成为铁笼。

   　　押送我的警官在同值班的警官商议，那个值班警官似乎不愿意收留我。他说：“这个人手续不完备，我们不好接受。” 押送的警官说：“这是上面的指示，能不能临时收下？” 值班警官又说：“这里都是重刑犯，万一他在这里出了事，谁负责？” 他们显然不希望我继续听他们的谈话，于是走开几步，把声音压得更低。经过反复的商谈，值班警官领着我们来到一个牢门前。他打开了沉重的铁门，这时我才看到里面还有一层锁着的铁栏杆门。一个犯人已经敏捷地毕恭毕敬地站到了铁栏杆门的内侧。值班警官对他低声说：“这个人先放在你们这里，任何人都不许问他的案情。” 那个犯人连声地谦卑地答道：“是，是。” 值班警官又打开了铁栏杆门。这时在楼道的警戒灯的光照下，我看到押送的警官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点人性的怜悯。我想，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可能还残留着一丝尚未泯灭的良知，他们或许也认为我不应该走进这样的牢房。但是，他们此刻更主要的是扮演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一个小角色，他们不愿意为了良知而放弃这个角色的利益。

   　　当这间牢房的两道铁门先后沉重地关闭后，我仿佛感到已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细长的房间，大约3米宽、10米长。它出奇的高，高度可能有5米。室内亮着从不熄灭的昏黄的灯光。这里没有床，只是在左侧墙边有一条2米宽、10米长、40厘米高的水泥台，上面一个挨一个地挤睡着17个或18个囚犯。水泥台的前面是一条不超过一米宽的狭窄的通道，通道的地面也是水泥浇注的，地上挤睡着5个或6个囚犯。令人惊讶的是，至少1/3的囚犯腿踝部带着沉重的脚镣，当他们在睡梦中翻身时，脚镣便碰撞出金属的悲鸣。更令人惊讶的是，还有几个囚犯不仅带着脚镣，而且带着手铐，难以想像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如何能够入睡。7月的北京正是盛夏，但是牢房里没有通风设备，囚犯门大都只穿一件内裤，他们的额头和躯干上沁满了大粒的汗珠，不时有人因为酷热而焦躁地用手抹去汗水，并且发出低沉的叹息。整个牢房内弥漫着汗臭、发霉的被褥的臭味和肮脏的衣物的气息。我看着这间30平方米、拥挤着20多个囚犯的昏暗的牢房，知道此时没有我可以小睡片刻的一席之地。于是我默默地坐在细长的通道的水泥地上，背倚着水泥墙壁。

   　　曙光慢慢地穿过牢房的窗户。突然，空荡的楼道里传来刺耳的电铃声。所有的囚犯几乎都是一跃而起，迅速、紧张地穿衣服并收拾被褥，随后一个接一个地挤进狭小的卫生间。这个卫生间设在牢房内，只有1米宽、3米长，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它的一端是一个水笼头，另一端是一个蹲式的低槽。可是低槽竟然没有冲水设施，旁边摆着一只肮脏的水桶，一切排泄物都需要用桶中的水冲走。卫生间的水笼头前拥挤着囚犯，有人漱口，有人洗脸，而低槽前另外的囚犯却在排泄。由于人多、卫生间小，每个囚犯都必须尽快结束自己的“活动”以便为后面的囚犯腾出“空间”。

   　　这些囚犯穿的衣服五花八门，有背心、有衬衫、有短裤、有长裤，很多人的衣服破烂而过时，显示出主人来自贫苦的下层社会。囚犯的表情冷峻而麻木，但是透露出机敏而警惕的内心。他们已经发现牢房里来了新人，但是他们只是悄悄地观察我的神色和服饰，希望藉此判断我的“身份”和“案情”。

   　　楼道里传来细微的车轮声。今天凌晨领受了值班警官的“指示”的那个囚犯，威风地说了一声：“饭车来了！” 于是所有的囚犯都立即找到了自己固定的吃饭位置：一半人靠墙坐在水泥台上，另一半人蹲在水泥台下，两排人中间的半个水泥台就是“餐桌”。

   　　警察打开了牢房外面的铁门，却不打开牢房内侧的铁栏杆门。门外停着一辆手推车，几个送饭的犯人手忙脚乱地将食物从铁栏杆外面塞进铁栏杆内，随后外面的铁门又关上了。

   　　早餐并不诱人：每人一小碗玉米面的稀粥，大约400CC；每人一个玉米面的“窝头”，大约80克；每人几片肮脏的、接近霉变的咸菜。差不多从80年代起，这种食谱已经从中国的城市逐渐消失了；从90年代开始，这种食谱也已经不存在于中国的大多数农村。但是，将近半个世纪（1949－1998）以来，这种食谱一直是共产党监狱的“主餐”。

   　　我谦让地蹲在水泥台下，我的旁边是一个奇怪的犯人：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于他无法用手拿食物。但是他显然十分饥饿，努力地直接用嘴去撕咬“窝头”和咸菜，并用嘴去直接吮吸小碗里的玉米面粥。我看着他的令人悲哀的吃饭的场面，忍不住用手去帮助他进食。他感激地向我点头，并用湖北口音说了一声“谢谢”。我问他为什么手被铐在背后，他平淡地告诉我：因为在牢房里打架，警察对他采取了这种惩罚措施。我问他这种惩罚会持续多久？他说至少半个月。

   　　早饭之后，那个今天凌晨领受了值班警官的“指示”的囚犯，又威风地说了一句：“坐板”。这时我感觉到他似乎是这间牢房内所有囚犯的“领导人”。中共的制度是典型的极权主义的官僚制度，它在任何场合下都会指定“领导人”，甚至在监狱也不例外。在每一间牢房，警察当局都会指定一个愿意同警方合作、并且有能力震慑其他犯人的囚犯充当“牢头”。当然，警方也会相应地给这些“囚犯领导”一点好处。

   　　所谓“坐板”是一个高深的监狱词汇。它是指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犯人不准在牢房里自由走动，必须一排排地坐在水泥台上，而且每个人的具体位置必须固定。这也许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做法：一个人即使在牢房之内，他也不能坐在他想坐的地方！

   　　我沉默地坐在一处指定的地方，无事可做，也不允许做任何事情。在我43年的前半生中，似乎是第一次处于完全无聊的状态。这时坐在同一排的一个犯人悄声问我：“看你的表情和穿的衣服，就知道你在外面是有身份的人。他们为什么不把你放在好一点的牢房里？” 我很清楚，在中国的重要的监狱里，通常都有少量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牢房，那里可以关押“特殊犯人”。但是我故意问他：“这里有好一点的牢房吗？” “当然有，”他兴致勃勃地回答。“那种牢房每间只关4个人，早饭是牛奶和面包，中饭和晚饭都有肉。” 我笑了。其实我早就知道，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在这类“特殊牢房”里享受过优待，这里面的原因复杂而隐秘。可悲的是，某些享受过优待的政治犯出狱后，沾沾自喜地吹嘘自己在监狱内的“特殊待遇”。这种政治心态或许是荒唐的。因为一个自称要在中国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的异议人士，不应该为自己能得到极权制度的优待而自豪。

   　　我更清楚的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如果在监狱里明确地坚持他的政治立场，明确拒绝同专制政府合作，他不但不大可能享受到优待，而且更可能受到比其他犯人还要多的折磨。我想我也许是这种必须折磨的对象。

(第三章 走进地狱 全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