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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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A）的班机2003年1月24日下午5点从北京起飞，到达芝加哥的时间是2003年1月24日下午4点，因为芝加哥同北京存在着14个小时的时差。 在飞机栈桥的另一端，美国国务院的马克·柯乐（Marc Koehler）先生向我表达了热忱的欢迎。马克·兰博特（Mark Lambert）先生将于明天返回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现在由马克·柯乐先生陪同我立即飞往纽约。我向陪伴我跨越了两个半球的辛苦的马克·兰博特先生表述了深深的谢意。 在前往纽约的飞机上，马克·柯乐先生对我说，今后我在美国的身份有3种选择：政治庇护、永久居民（绿卡）、美国国籍。我礼貌地表示：我仍然准备将来返回中国从事政治活动，所以我不打算取得美国国籍；“绿卡”对我似乎也没有特别重要的实际意义；目前我拥有政治庇护身份就可以了。 马克·柯乐先生又告诉我：美国的哈佛大学想邀请我做访问学者，不知我是否愿意。我表示乐于接受邀请。 到了纽约，我在曼哈顿中心地带的一家旅馆住了一些天。离这家旅馆两个街区，就是著名的帝国大厦。它是一尊100多层、400多米高的尖顶建筑，在世界贸易中心被残忍地撞毁之后，它重新成为纽约的最高建筑。从帝国大厦再过去几个街区，就是纽约最繁华的商业区，或许也是世界最繁华的商业区。在那里，市场经济的巨大能量和自由社会的旺盛活力交织成一幅生动的图画。当然，这一切绝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们不需要对此顶礼膜拜。 2003年2月6日，我从纽约到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担任访问学者。哈佛大学在优雅的波士顿城旁边。从某种意义上讲，波士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胚胎。18世纪建立美国的独立战争就起源于波士顿地区。哈佛校园的一处广场，就是乔治·华盛顿就任民军总司令的的地方。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早在高中时代，我就阅读过翻译成中文的费正清的著作。费正清的寿命似乎也可以同中国的长寿术相媲美：他在90多岁的高龄去世，这在西方人中是罕见的。 2003年2月的最后一天，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为我举办了一场专题研讨会。研讨会的前半部分由我演讲，我的演讲题目是：中共十六大的政治安排和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我强调：中国新的领导层完全没有政治改革的任何方案。在新的领导层中，虽然有少量温和人物，但是大部分仍是保守分子。所以，国际社会需要更有力地支持中国的民主活动分子，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 研讨会的后半部分由听众提问。这时发生了两个有趣的插曲。 一位来自亲共的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先生，请我谈谈对中国新的领导人胡锦涛和曾庆红的评价。他提出胡锦涛的名字并不奇怪，但是提出曾庆红的名字却别有针对性。曾先生在中国新的领导层中，实际上处于政治权力仅次于胡锦涛的重要位置。他作为江泽民的主要支持者，同胡锦涛的政治关系十分微妙。这个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热爱权位的人，将对中国的政治进程发生非常敏感的作用。我同曾先生有过交往。亲共的提问者显然不是从学术兴趣出发，更像是替中国的有关机构做政治性的探询。 更生动的插曲还在后面。 一位哈佛的中国访问学者举手要求提问。会议的主持人、一位美国教授向他做出了同意提问的手势。此时这位访问学者身旁的一位中国女士低沉而明确地对他说：“我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希望你现在不要提问”。于是这位先生谢绝了主持人的提问许可。 研讨会结束后，几位美国、日本、台湾和中国的听众留在会议室，同我继续交谈。那位神秘女士的座位离我大约有7米或8米。这时她将自己的大衣抱过来，放在紧挨着我的座位的另一张椅子上，然后佯装到室外去吃主办单位提供的便餐。我猜想，身旁的这件大衣里或许隐藏着录音装置。 很久以来我就听说，中共政权在美国的特工活动十分活跃。由于哈佛大学在美国知识界的突出地位，它也成为中国的特工活动的重点对象。但是，今天的特工迹象却不比寻常：实际上是半公开的。这是中共政权在向我发出信号：尽管我离开了“社会主义祖国”，“党和政府”并没有放弃对我的关注。 2003年3月19日，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这场战争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争议的一个焦点是：民主国家有没有权利对危险的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实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一般地说，民主国家似乎不必等待恐怖主义团伙一次又一次地制造“9·11事件”，然后被动地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反击。民主国家似乎更不必等待某颗导弹运载着化学、生物或核装置，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酿成惨祸，然后再来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分子和流氓国家既没有中世纪的骑士风度，也缺乏19世纪的贵族品格，它们不准备事前下达战书，无视一切规则的突然袭击是它们的斗争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国家对它们的危险动向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是必要的。 迄今为止还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的重大的直接证据。无论伊拉克在将来的历史教科书中能不能成为先发制人的合适例子，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否定先发制人的战略原则。先发制人并不是仅仅为伊拉克发明的。 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民主国家有没有权利对极其恶劣的极权国家或独裁国家发动军事打击，进而帮助那里的人民建立自由制度和民主政体？这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为深刻。 按照经典的国家主权理论，任何一个国家在和平状态下，都不应该受到其它国家的军事打击，都不应该被外部力量更换政权。但是，这个古老的理论在冷战后新的国际形势面前受到了有力的挑战。一些极其恶劣的极权国家和独裁国家，譬如伊拉克、北朝鲜，看来失去了通过内部变革改善现状的可能。那里的人民遭受着残暴的压迫和深重的剥削，仿佛永无出头之日：萨达姆之后还有他的儿子，金日成之后已经有了金正日。在这种没有改革前景的情况下，由外部将自由的旗帜插到这些不自由的国家，由外部将民主的礼物带给那些被剥夺了民主权利的人民，不失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善举。冷战之后被国际主流社会广泛接受的“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有助于更新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 伊拉克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复杂的。 从近期看，美国政府为了换取中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默认，将会进一步削弱对中国人权记录的关注，进一步减缓对中国的战略压力，这将使中共政权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和外交空间。 从长期看，伊拉克独裁政权的覆灭，使中共政权失去了一个坚决抗衡自由世界的战略盟友。伊拉克的新生，有可能成为改变中东地区政治版图的起点，这将对中国同该地区众多的流氓国家和专制国家的合作形成越来越大的限制。 伊拉克的战事并没有影响春天在美国按时到来。华盛顿的春天通常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2003年3月的最后几天，我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 这时中国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结束，胡锦涛成为新的国家主席，温家宝成为新的总理。我在华盛顿接触的美国官员，对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政治方向和外交方向十分感兴趣。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兰登尔·施瑞弗（Randall Schriver）先生同我见面时，特意告诉我，他曾经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就读。他说他从几年前就一直跟踪注意我的案例。 我告诉头脑敏锐的兰登尔·施瑞弗先生：中共政权是谈判的高手，美国政府不要指望从谈判桌上得到太多的实际收获。中共政权更重视实力地位，它只有在强大的实力面前才可能做出合理的调整。所以，如果美国政府想促进中国的转型，就需要保持有效的政治压力和战略压力。 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恩·克瑞纳（Lorne Craner）先生在促使中国政府同意我赴美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美国驻中国大使克拉克·雷德 Clark Randt 先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同我见面时表示：美国政府不仅关注解决近期的、具体的中国人权问题，譬如，释放单个的政治犯，而且关注解决比较长远的中国人权问题，即要推动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促进中国建立保障人权的机制和保护人权的制度。 我对劳恩·克瑞纳先生说：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根本途径，是推进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中国人权记录不良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民主。如果美国不能确立促使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对华政策目标，美国的对华人权外交就很难取得持久的明显的成效。 劳恩·克瑞纳先生祝愿我能够早日返回中国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譬如参加民主选举。我告诉他：我深信这一天将会到来，而且我希望这一天尽快到来。 2000年秋天，美国国会和美国行政当局共同组建了“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由国会授权该委员会监督中国的人权与法治情况。它的成员是一批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一批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2003年3月我在华盛顿的时候，这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为我举行了一个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这个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比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更年轻的高级官员中，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我对这个前瞻性的问题的回答是：在更年轻的高级官员中，的确有一些人比第四代领导人更开明。但是，即使是这种人，也不一定愿意在将来主动发起民主改革。因为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还有不少既得利益，而且他们的个人素质也很难达到戈尔巴乔夫的水平。不过，如果将来国际社会形成了强大的要求中国实行民主改革的压力，如果中国产生了有力的民主反对派，不排除未来共产党内的那些开明人物能够认可或接受民主变革。 伊拉克的战事如同我预计的那样相当顺利，出口狂言、虚张声势的萨达姆（ Saddam Hussein) 政权，与躲在洞穴中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一样地不堪一击，开战仅仅3个星期，4月9日美英联军就攻克了巴格达，伊拉克政权事实上垮台。这再次表明：当今世界的极权国家和流氓国家并不像某些人所渲染的那么稳固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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