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一次学生运动
对中共政权来说，我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开始于1997年11月。
早在1980年，我就进入了中国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黑名单。
1976年9月中国的共产主义君主毛泽东去世后，中国面临着某种变化的可能。但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华国锋，平庸地试图阻止变化的产生。他在短暂地执掌了两年多最高权力后，轻而易举地被提倡改革的邓小平拉下了主席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实行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严重地先天不足。它的重点是停止共产党之外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共产党之内的大规模的路线斗争（政治清洗），用更多的精力发展经济、进行经济改革、对外国的商品和资本开放一部分市场。然而，这种改革开放并不准备改变一党专制，并不准备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准备让中国加入自由世界。这种改革开放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共产党政权摆脱经济困境，是要使受到整肃的那一部分共产党官员恢复权力。很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将他们在1978年12月宣布改革开放吹嘘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实际上，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极其浅薄的，也是极其有限的。
1978年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为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这同一年的春季和秋季，中国大学的校园里先后走进了两批新生。他们之中的年轻者可能只有15岁，而年长者则超过了30岁。从1966年夏天毛泽东发动了全面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一直到1977年，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大学没有招收正规的大学生。这在世界教育史上可以算做一个“奇迹”。1978年通过考试录取的两届正规大学生，不仅开始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预示了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轨迹。我就是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
这两批大学生的大多数，在进入大学之前，就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进入大学之后，又成为共产主义改革的受益者，因此他们在根本上是忠于共产主义制度的。这一点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25年后的今天，他们成了中共政权的重要支柱。
这两批大学生中的少部分人，则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一方面，他们亲身经受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倾轧、经济落后、文化衰退，另一方面，他们有机会零零碎碎地接触到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的民主学说和自由思想，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改革者对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批判。因此，这一小部分大学生朦朦胧胧地希望中国能够有某种程度的思想自由和民主改革。
我清楚地记得，无论是对大多数拥护共产党的大学生，还是对少数批判地看待共产主义制度的大学生，中共的宣布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对“多数人”来说，共产党是不是改革并不是最重要的，较好地完成学业并争取毕业后分配到较好的工作也许更重要。而对“少数人”来说，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甚至离他们初步的民主要求和自由理想还很远很远。好像只有一个同学主动向我提起过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约是1978年的最后几天，某个午饭之后，我们在学生餐厅一起洗碗，他不无兴奋地对我说：“这次三中全会的公报提出要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管理方式，说不定中国会逐渐地全面改革。”
我没有他这么乐观。我说：“中国共产党大概不想进行全面改革，他们主要是想通过有限的改革来解决经济困难。”
这位同学上大学前已经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机关。80年代中期，高级领导层中的保守人物排斥这个善良的年轻的改革分子，他只好辞去公职，到美国上学，而后一直在美国工作。可见，共产党的改革并不像他期待的那样“全面”。但是我们至今仍然是朋友。
政治活动的出现往往需要契机。由于1978年入学的一小部分大学生中存在着批判精神，因此一旦有某个契机，这种批判精神就可能转变为不同于官方或不尽相同于官方的政治倾向。
1980年秋季和冬季，一个小小的契机来到了我们中间。
1979年中共政权修改了《选举法》，规定从1980年起，将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人民代表的层次由原来的乡（镇）人民代表提升到县（区）人民代表。这是一项改革。但是这项改革很可怜。即使是在共产主义的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所有层次的人民代表（苏维埃代表、议员）都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的。虽然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选民投票都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下进行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对选民的控制程度明显超过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中国的人民代表分为5个层次：乡（镇）人民代表－县（区）人民代表－省辖市人民代表－省人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到了1980年，仅仅在第二个层次－县（区）开放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更高的层次仍然实行暗箱操作式的间接选举。至于中国的任何层次的行政首脑（乡镇长、县区长、市长、省长、总理或国家主席），则从来都是间接选举产生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各个层次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没有独立的政治作用，真正的权力机关是中国共产党。
尽管中国选举制度的改革是如此之小，但是它仍然兴奋了关心政治的那一小部分大学生的神经。当时我们认为，县（区）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可以给大学生一个公开表达政治意愿的舞台，也可以给大学生一个练习“参政”的排练场。
北京大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按照1980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北京大学的几千名学生构成一个选区，从学生中直接选举出一名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0年10月校方向学生宣布直接选举区人民代表之前，我们已经在校园内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沟通。包括几乎全部的学生活跃人物首先达成了一项共识：选举一名区人民代表本身意义十分有限，但是通过选举的机会自由地阐述政治意见的意义相当深远；谁当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通过选举形成未来的改革的政治力量。
不同系的大学生们陆陆续续地推举出超过20位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分别公布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在学校的餐厅和礼堂举行公开的辩论会或讲演，用原始的油墨机和粗糙的纸张印刷选举传单。
这些候选人的“竞选主张”主要有3种倾向：
1） 提倡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2） 批判毛泽东的极端主义；
3）
希望中共政权尊重人的价值。
这些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无疑都是进步的，同时无疑都不是过激的。
那部分原先不大关心政治的大学生，也越来越认真地注意这个选举了。在1980年的最后3个月，选举成为了北大学生的中心事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活跃人物都成为了区人民代表的竞选者。这个区人民代表的魅力毕竟不同于总统选举。一些学生活跃人物没有直接参加1980年的竞选，但是他们在后来的中国政治进程中展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也许将在未来的中国政治中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正当很多大学生热情地讨论言论自由的必要性的时候，我同几位学生活跃人物交换意见，一致认为有效的言论自由需要体现为出版自由。因为一个人不但应该有自由地讲话的权利，更应该有自由地通过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发表意见的权利。个人直接讲话的影响范围毕竟有限，自由媒体的影响范围却十分广泛。所以，从现实性上着眼，我们必须在中国推动出版自由。我提议，起草一份“出版法（建议草案）”，征集校内外的签名，然后递交中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和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这几位学生活跃人物希望由我去写“出版法（建议草案）”，并由我组织有关的签名活动。1980年11月的一个深秋的下午，我离开学校回到家中，连夜将几天来构思的“出版法（建议草案）”形成了文字。第二天上午我返回学校，请一些同学对这个建议文稿提出修改意见。随后，我们将这份建议印制出来，在校园内广泛张贴，希望同学们签名支持。同时，我们把一部分印好的建议邮寄给其他大学的关心民主的大学生，也邮寄给我们所熟悉的关心改革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希望他们签名支持。
这份“出版法（建议草案）”的要点是：废除共产党和政府对出版事务的垄断，允许私人独立地创办各种媒体，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我们知道，中共政权不会接受“出版自由”，因为出版自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民怀疑并批评中共的极权主义。出版不自由是中共维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的重要支柱。但是我们需要从法律角度向中共政权提出“出版自由”的要求。这是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后第一次面对来自民间的“出版自由”的法律倡议。
北大学生竞选区人民代表的过程中公开发表的政治意见总的来说是温和而克制的，因为我们不想给中共领导层内的保守派压制学生运动提供理由。但是我和一部分学生活跃人物认为，如果全部的竞选活动仅仅以温和的有限的讨论结束，也许不利于年轻的一代去追求长期的民主目标。我们可能还需要公开讨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对根本问题的讨论会有政治上的风险，因为共产党内的保守人物会将这类讨论视之为“反对共产党”。
1980年12月的一天，晚饭后我约请几个学生活跃分子到宿舍旁的一间公用的观看电视的房间里商谈。我建议联名公布一篇讨论根本政治问题的文件。与会者考虑了片刻，一致表示认同。随后，由我口述，其他与会者修改并补充，一名与会者记录并整理，当天夜里即形成了一份文稿，它的题目颇为与众不同：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新统治阶级。这篇文稿的中心内容是：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实际上已经成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新的统治阶级，它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并极力捍卫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改革的根本障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利益。看来，我们的观点同二十年后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说教早就大相径庭。这份文件总共有6名大学生签名，我列在第一位。第二天早上，我们用中国传统的墨汁，将这份文稿用4平方英寸大小的汉字抄写在几张巨大的白纸上，张贴到校园最醒目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份文件是整个竞选活动中最尖锐、最直接地质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的声明，它将引起当局的强烈关注和严重不满。张贴完这份声明后，一名学生活跃分子主动地留在原地，他想观察一下人们对这份文件的反映。中午时分他告诉我：有几个穿便服的特工用照相机十分认真地拍照了这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