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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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知识分子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个有重要涵义的发现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国家至上、领袖崇拜、一党专制和暴力镇压。 法西斯集中营和共产党监狱在某些方面也有相似之处：都存在着刻意的凌辱、虐待、折磨和迫害。 1999年7月28日上午，当囚车把我从北京市看守所转送到另一个监狱的大门前时，我注意到门侧挂着两块牌子。一块上面写着：北京市监狱；另一块上面刻着：全国文明监狱。 仅仅几分钟后，我就看到了文明招牌后面的野蛮。 我一踏进囚犯登记室，就听到了声嘶力竭的“报告”、“到”、“是”的呼嚎声。室内每个警察都手持长长的电棍，凶狠地威逼每个新来的犯人高声重复那三个单调的词，直到警察认为满意为止。这些警察扬言，在这所监狱里，犯人不准讲话。有事要说必须先高声呼喊“报告”，听到警察点名必须高声答“到”，听完警察的指令必须高声回应“是”。什么叫高声？据说必须尽其所能呼喊。一个老年囚犯可能由于身体不好，呼喊的音量不如年轻囚犯高亢，一个狱警走过去粗暴地踢了他一脚，责令他到外面的烈日下罚站，呼喊五十遍“报告”、“到”、“是”。显然，这里正在培育对极权的恐惧和对暴虐的驯服。 走进牢房，照例有一位“犯人领导”。这个享有一点特权的犯人郑重地告诉我：在这个监狱里，必须绝对服从狱警的一切命令。每个犯人只能坐在水泥地上的某个固定位置，低头不语，不能张望周围，更不能站立。我认为这类规定荒谬绝伦，有必要立即向狱方提出异议。于是我要求会见这里的负责警官。 (博-讯 boxun) 片刻之后，一位负责警官同我进行了谈话。我明确表示：这里的许多规定十分不合理，无法接受。同时我向他通报：我准备向法院提出无罪申诉。 根据中国的法律，在终审判决之后，如果犯人对判决有异议，可以向终审法院提出第一次申诉。在申诉期间，有关刑罚继续执行。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如果说上诉成功的几率可能不到百分之一，那么申诉成功的几率就更低。我之所以愿意提出毫无指望的申诉，并不是幻想中共政权会良心发现，而只是想再次公开表明立场：反对中国政府对民主分子的政治迫害和司法迫害。 谈话结束后，恰好是监狱的午饭时间。令人惊异的是，牢房里每两个犯人只有一个塑料碗和一把塑料勺，也就是说，当一个犯人用勺子吃菜时，另一个犯人只能耐心等待。监狱的卫生条件本来已经很差，这种“两人一碗一勺”的奇特状况加剧了疾病交叉感染的可能。午饭之后我请“犯人领导”转告狱警：我愿意用自己的钱为每个犯人配备一个碗和一把勺。这位颇富经验的犯人劝导我：他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从来都是“两人一碗一勺”，我的好意不会被狱方接受。 紧接着午饭就是监狱劳动。牢房同时也是车间。劳动的内容是为一家著名的中国的计算机公司加工塑料袋。犯人们用刷子将化学胶水涂在未封口的塑料袋底部，使其粘合。这些化学胶水含有大量的苯和其它有毒物质，散发出刺鼻的异味，时间稍长就令人感到头晕、恶心。没有手套，没有口罩，没有通风设备，没有任何劳动保护设施。囚犯们甚至没有凳子，他们盘腿坐在水泥地上，一只接一只迅速地粘贴着塑料袋。每隔一、两个小时，狱警便来牢房检查劳动进度，呵斥犯人们加紧工作。7月的北京热浪滚滚，拥挤的牢房热如蒸笼。每个犯人的劳动定额是惊人的。尽管他们汗流浃背、从未休息，但是到晚饭时，还没有一个人完成了定额。 (peacehall.com) 牢房不仅是车间，也是餐室。晚饭的馒头是剩的、冰凉的，而且接近于变质。为了节省时间，不允许犯人洗手。他们只得用沾满有毒胶水的灰黑的手，拿起剩馒头狼吞虎咽。 晚饭的时间长度同午饭相似，非常短暂，大约只有10分钟。随后，又开始了紧张的劳动节奏。 差不多到了晚上10点钟，狱警前来核查当天最终的劳动成果。还有一部分犯人未能完成劳动定额。这些可怜的“落后者”被集中到一个大房间，一面接受狱警的训斥和辱骂，一面接受狱警的体罚和殴打。最普遍的殴打方式是用电棍长时间地电击。从80年代的末期起，中国的警察广泛配置了电棍，于是殴打的方式走向“现代化”。从前的殴打往往是用皮带、木棒、绳索，现在通常用更省事、更有威力的高压电棍。据说看押我们的一位狱警，几年前曾将两根电棍连接起来电击一个犯人，造成对方下身瘫痪。实际上，在中国的监狱，电棍导致犯人受伤或残废的情形并不罕见。 那些勉强完成了劳动定额的精疲力尽的“幸运者”，则被命令排着队到一间公用水房洗脸。当他们走进肮脏的水房，才发现这个监狱严重缺水。龙头流出的自来水直径大约只有几毫米，而且断断续续，有时甚至变成缓慢的一滴、一滴。只有10个左右生锈的笼头，但是挤在水房里的犯人却有几十个。每个笼头前都围着几个望眼欲穿的犯人。按规定，洗脸的时间只有5分钟。犯人们只能用双手接捧微量的水，在布满汗渍的脸上草草地抹抹，然后匆忙地排队离开水房。 (博/讯) 睡觉的场面更为可悲。我所在的牢房大约有25平方米，沿着墙摆放了7张双层床，可以睡14个人。但是牢房内的犯人却有24个，其余的10人只能睡在地上。狱警特意指令我睡在地上。也许，有关方面推测，睡在地上有助于我转变政治立场。由于室内的大部分面积已被7张双层床占据，所以睡在地上的每个犯人只能分配到大约50厘米宽的狭长位置。我们几乎无法平躺，只好侧身而眠。由于不允许洗澡，每个犯人的身上都散发出浓重的汗臭，汗臭又同空气中残留的化学胶水的气味混合，令人窒息。 正当我们在污浊、拥挤中半睡半醒时，突然，听到了厉声的起床的命令。我们的牢房在3楼，此时铁窗外一片灰黑。遥远的天际，刚刚有一丝晨曦。从经验判断，这时大约只是北京夏季清晨的4点左右。 囚犯们硬撑起疲惫不堪的躯体，立刻开始了新一天的劳动。 在饥饿中紧张劳动了3个小时，才吃到了监狱的简陋的早餐。早饭后接着就是上午的劳动。 这里每天的劳动时间长达16个小时。这是为什么？ 囚犯的劳动时间漫长、劳动定额巨大，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 从政治上讲，中国的监狱一向把长时间的艰苦劳动作为惩罚犯人的主要手段。在“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里，强制劳动是迫使犯人洗心革面的必由之路。 从经济上讲，中国的犯人劳动没有工资、没有劳动保护、没有时间限制，因而可能是全世界最廉价、最顺从的劳动力。政府可以从犯人的劳动产品中征税，狱警可以从监狱产品的盈利中提取奖金，同监狱订有生产合同的厂商可以获得最低的成本支出。囚犯劳动具有难以抵御的经济诱惑！ 在这所“全国文明监狱”里，我们既不允许看报纸，也不允许看电视新闻，几乎与外界隔绝。 几天以后，一位负责警官约我谈话。在他的摆放着沙发的办公室里，空调静悄悄地吐着冷气。我很快就听懂了这位警官讲话的主题：希望我不要向法院提出无罪申诉。他循循善诱地启发我：按照中国的法律，最大的减刑幅度可以是原判刑期的一半。如果我愿意同政府有所配合，譬如不提出申诉，今后可以考虑把我的4年刑期减去两年。他特意提醒我：你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一年，如果减刑两年，再过一年你就可以自由了。他见我沉默不语，补充道：其实，你完全清楚，申诉不可能成功。与其进行无法成功的申诉，不如争取有实际意义的减刑。 当然，我更清楚的是：有关方面主要关心的不是我的减刑与否，而是我的认罪与否。我一直拒绝认罪让它们十分苦恼。如果我同意放弃申诉，那就意味着承认有罪判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政治收获。它们可以用这个收获去堵国际社会的嘴。 我明确地答复这位负责警官：我现在最关心的，不是能不能得到减刑，而是继续表达对有罪判决的否定。所以，我坚持依法提出申诉。 他遗憾地摇摇头，又从另一个角度规劝：你可能体会到了，监狱的生存条件是艰难的。如果不申诉就可以早一些离开这种环境，何必非要申诉呢？ 这句话的“潜台词”已经十分清楚：我们有意把你置于极其恶劣的境地，就是为了促使你尽快回心转意。我对这种老调重谈的“潜台词”继续拒绝。 我在北京市看守所的一年中，始终被禁止同亲属见面。宣布终审判决后，按照中国的监狱法，我有权每个月会见一次亲属。 1999年8月的一天，我被通知参加第一次亲属会见。 会见室的长条桌前矗立着直达屋顶的高大玻璃墙，犯人和亲属只能隔着玻璃墙相互观望，谈话必须通过电话进行，而电话可以被狱方随时监听。 我的身后站着一位监督谈话的狱警。玻璃墙的那一边，坐着我的妹妹。尽管处在严密的监视中，我的妹妹仍然向我转告了国际社会的关心和朋友们的问候。她告诉我，西方国家仍然在为营救我而努力。这种关心和问候彷佛是烈日烤晒下的沙漠中的绿洲。 我请她转告先前为我做无罪辩护的两位律师：我愿意继续聘请他们协助我做无罪申诉。 然而，当这两位律师同北京市监狱联系，要求会见我以便商议申诉事宜时，监狱无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这所“全国文明监狱”恶劣的生活、繁重的劳动、苛刻的管理和高压的气氛，使所有犯人心存怨恨，但是他们敢怒不敢言。我感到，有必要同这里的法西斯倾向正面交锋。 1999年9月上旬的一天，我要求会见监狱的负责人。 狱方不清楚我的会见意图。他们安排那些“犯人领导”旁敲侧击地打听我的想法。在中国的监狱，每间牢房都有一名狱方指定的“犯人领导”，通常称为“班长”。这个犯人在享有一点特权的同时，必须忠实履行狱方交办的任务：监督本牢房的其他囚犯，组织囚犯的“政治学习”和生产活动，等等。不仅我所在的牢房的“犯人领导”向我打探会见的意图，其它牢房的“犯人领导”也来向我打探会见的意图。 狱方可能猜测到，我对这所监狱的状况十分不满，也许会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狱方通知我：正在安排会见时间。 3天后的一个灰黑的清晨，门对门并列着两排牢房的楼道里突然气氛紧张。狱警高声通知我和一批犯人“收拾东西”。 在监狱的特殊用语中，“收拾东西”是“转换监狱”的同义词。监狱也许是全世界保密工作最完备的场所，从来不通知犯人将转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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