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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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4日，中共第16次代表大会开幕的前4天。上午大约11点，我照例坐在厨房外的小餐桌前吃早饭。此时，保姆照例打开房门，准备外出买菜。就在保姆打开房门的一瞬间，我听到了她的一声无比惊恐的尖叫。这种尖叫我只在那种描写凶杀的电影中听到过。我马上意识到秘密警察又在耍弄阴谋了。我镇定地站起身，向门口望去。餐桌所在的地方通向房门。这时事先潜伏在门外的几名身着便服的大汉，迅猛地冲进来。他们当中的两个人首先将保姆按在地上，另外一些人将我推进卧室，压倒在床上，把我的双手铐在背后。我感到十分可笑。4年多来，秘密警察同中共第3代领导人一样，政治上毫无进步。它们在重播1998年7月23日的拙劣画面：试图再次使用毫无必要的流氓方式对我进行震慑。 我对卧室内的秘密警察说：“请你们出示法律手续”。他们一言不发。我又大声对卧室外的秘密警察说：“保姆没有任何关连，请你们立刻放了她”。很快，秘密警察将保姆带离了我的住所。但是，他们并没有放了她，而是将她非法关押了近1个月。 大汉们让我坐在卧室的沙发上。为了预防我站起来，他们用床上的巨大的床罩将我拦胸绑在沙发的靠背上。这种场面与其说是从事“政治保卫”的秘密警察正在处置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不如说更像一群绑匪正在洗劫一位和平的居民。 更多的秘密警察陆续进入我的住所。除了几个人片刻不离地坐在我的身旁，大多数人钻进其它房间，并且关上了房门。 住所内一片沉寂。 沙发斜对面的书橱里有一只精致的日本小座钟，典雅的时针越过了罗马数字的晚上8点。我已经在沙发上被绑架了9个小时。这时住所门口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一群新的秘密警察来到了我的卧室。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肩扛摄像机，还有两个人手持照相机，于是摄像机开始工作，照像机的闪光灯耀眼。我知道，这是为我再次失去人身自由留下“纪念照”。等“摄影活动”结束后，一位穿着深棕色短皮大衣的秘密警察庄严地宣布：方觉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对其实行拘传。所谓“拘传”是中国警察的强制措施的另一种，它比“传唤”高一级，指警方可以采用接近拘留的强硬手段扣押当事人。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繁琐的制度，共产党的刑事制度同样是繁琐的。中国的警方设计出许多国际司法界闻所未闻的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以便自己在尽可能大的极权空间任意行动。“传唤”和“拘传”就是这类任意行动。 从1998年7月起秘密警察先后4次抓捕我，4年零4个月来它们第一次在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文书上宣布我的“罪名”。但是这次的“宣布”还是不尽合法，因为它们不是在剥夺自由之前宣布，而是在我失去自由9个小时“事后宣布”。 我依然坐在沙发上，平静地对庄严的深棕色短皮大衣说：“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对我的诬陷”。几名秘密警察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我在“拘传证”上签字，我断然拒绝。他们或许事前估计，我过去多次拒绝在没有涉嫌罪名的法律文书上签字，今天可能会在有了涉嫌罪名的法律文书上签字，签字将意味着承认中共政权对我的政治指控。当然，我不会上这种浅薄的圈套。 秘密警察准备将我带离住所。我上午起床后一直穿着睡衣和睡袍，所以我对他们的负责人说：“请允许我穿上外出的衣服”。他的回答令人惊奇：“我们的车和房间都很暖和，你不需要穿其它衣服”。我心里明白，秘密警察希望我穿着睡衣和睡袍，因为这将使我“越狱”的可能性降低到零。即使侥幸“越狱”成功，一个身穿睡衣和睡袍的可疑分子将更容易在机场或西方使馆门前被发现并重新拘捕。 经过我的一再坚持，秘密警察拿来了我的西装、大衣和皮鞋。当然，没有拿来领带、皮带和鞋带，因为这些东西是在监狱中自杀的理想工具。 如果说4年前秘密警察第一次秘密抓捕我是在炎热的夏天，那么这次秘密抓捕我则是在凄清的初冬。我的被手铐铐住的双手垂在腹前，身披灰色羊绒大衣，在7、8位秘密警察的簇拥下，缓缓走向住所院子的大门。大门外是一条大约6米宽的柏油路，靠近大门的大约40米长的路段，已经被几辆警务用车阻断了交通。被警察拦住不准通行的路人，在忧郁的街灯下疑惑地眺望着眼前的场面，他们或许猜测此地抓获了潜逃已久的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这一天距我上一次离开监狱仅仅三个多月！ 一位秘密警察为我拉开了一辆造型漂亮的进口轿车的车门，呈现在眼前的是黄色的洁净的真皮车座，装饰精美的车厢内部飘散着香水的芬芳。我难以理解，一个年人均国内总产值(GDP)只有800美元的国家，秘密警察为什么总是使用如此奢华的“公务用车”？ 第一个目的地仍然是警察机关，那里的第一个节目仍然是审问。我对这种老生常谈早已厌倦。我冷静地坐在椅子上，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 晚间将近11点，秘密警察要求我再次上车。两名特工一左一右地坐在我的两旁，他们把我的大衣盖在我的头上，挡住我的双眼。我立即提出了抗议。我知道，这是要把我送到一个秘密场所，有关机构不愿意让我知道这个秘密场所的方位，也不愿意让我看到这个秘密场所的外观。尽管中共政权对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并不热心，但是此刻被蒙住眼睛的我，倒真的有点像“恐怖主义分子”。 轿车行驶了大约1个小时，终于停住了。特工们搀扶着我下车，但是并不拉去我头上的大衣，而是架着我的双臂让我摸索着前行。我再次对他们的荒唐举动提出抗议。他们还是默不作声。我在黑暗中尝试着迈上大厅的台阶，迈上曲折的楼梯，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一个“盲人”是多么痛苦！当我被架进一个房间，并被指令坐在床上后，特工们才掀去了我的庞大的沉重的“盖头”。在中国传统的婚礼中，新娘的头上通常被盖上一块红绸子，然后送进洞房。必须在进入洞房之后，才可以揭去那块红绸子，新娘将用羞涩的目光观察对她来说无比新奇的陌生房间。此刻我也观察着“洞房”，只是我的目光毫无羞涩。 这是一个20多平方米的宾馆式的房间，整个地面都铺着厚厚的地毯，窗户上挂着多重窗帘，墙壁和屋顶装修得相当整洁。但是这个房间仅仅在正中摆放了一张宾馆常用的单人软床，床头一侧放着一个同样是宾馆常用的1/4平方米台面的小柜子。别无它物。 这又是一个不同于宾馆的房间。在它的单人软床的前面，半圆形地站立着三名军人。他们不是警察，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他们的表情严肃而拘谨，三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这也许是他们的警卫纪律：目光不能离开警卫对象。 我站起来，打算稍许活动一下僵直的身体。军人立即对我说：“请你坐回床上，上级指示，你不能在室内走动”。我看着这些年轻的忠实于命令的面孔，平静地将疲惫的头部轻轻靠在床头的木质挡板上。军人又立即对我说：“请你的头离开床板，上级要求，你的头不能靠着床板”。我猜想，他们的上级是极其周到的，要防止我用坚硬的头颅撞击坚硬的床板。 我看到士兵身后的宾馆通常都有的壁柜内放着暖水瓶。我提出需要喝水。军人告诉我：你不能自己倒开水，必须由他们倒好了给我端过来。随后，一个士兵将冒着热气的开水倒在一个一次性的纸杯内。他对我说：要等开水变凉了才能端过来让你喝。 我又表示要去卫生间。三名士兵走到我身旁，监督我从床沿上站起来。然后，一名士兵在我眼前一米处，面朝我，一步一步地向后倒退着走。另外两名士兵一左一右在我身后半米处，跟着我缓步而行。卫生间附设在房间内，也是一个典型的宾馆式的结构，里面有标准的浴盆、洗脸池、抽水马桶和一面墙宽的玻璃镜。不同的是，这个卫生间没有门。两名军人随着我进入卫生间，另一名军人在卫生间外矗立。在我使用卫生间的全部过程中，两名军人始终一丝不苟地站在我的身旁，两双眼睛从未离开过我的一举一动。看来，我的“隐私权”彻底丧失了。 坐回小床，我体会着刚才的几个情节，心里清楚今后一段时间，我将处在“人民子弟兵”的“超级监护”之下。这种“超级监护”极其乏味。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早一点进入梦乡。于是我脱去上衣，侧身躺下，闭上双眼。 这时传来了礼貌的敲门声。一名士兵前去开门。门框和门之间有一条金属链，所以门只能打开一道大约10厘米的缝，而门缝一旦出现，门旁墙上的警报器就发出“嘟嘟嘟”的声音。也就是说，任何人进出这个房间，都不可能躲避自动报警装置。 门缝外的秘密警察说：“我们现在要提审他”。门缝内的军人说：“你们不能自己提审他。你们要经过我们领导的同意，由我们的领导带着你们进这个房间”。 门缝随之关上了。 我还没有完全进入梦乡，又传来第二次敲门声。一位军官领着一名秘密警察走进房间。秘密警察对我说：“现在出去谈话”。我重新穿上外衣，然后准备穿没有鞋带的皮鞋。军官命令士兵拿走了皮鞋，拿过来一双塑料拖鞋。显然，他们认为皮鞋有助于更敏捷地逃脱！ 还是一名士兵面朝我，倒退着向门口走去。其他士兵、军官和秘密警察跟在我的身后。房门已经完全打开，门外围站着一圈军人，大约有8个。他们是我的“警卫战士”的一部分。我刚刚迈出房间，两名军人就一左一右地挟住我的双臂。此时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秘密场所的内部架构。它是富丽堂皇的宾馆式样。我的房间似乎是在第2层，房间外是宽阔的迴廊，一米多高的迴廊栏杆上镶嵌着花的造型。迴廊下面是大堂，迴廊上方的巨大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架巨大的枝形吊灯。迴廊里没有任何声音，所有的房门都紧闭着，只有迴廊另一边正对着我房间的屋子敞开着门，两个秘密警察站在门外认真地注视着我这边的动静。在迴廊通向一层的楼梯上，也站着几名军人，他们或许是要防备我夺路下楼而逃。 就这样在十几名军人的警戒下，我来到了审讯室门前。其实，这个审讯室就在我的房间的隔壁，两个房门相距不足5米。在如此短的距离内动用如此多的军人，可见中国军队确实兵员过剩，裁军存在着巨大潜力。 我进入审讯室后，军人小心翼翼地关上审讯室的门，但是他们仍旧守候在审讯室门外。 所谓审讯室，也是一个宾馆式的房间，只是里面撤走了床，代之以写字台。 写字台后面照例坐着两位秘密警察。一位主审，一位记录。饶有趣味的是，负责记录的竟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她大概刚刚大学毕业，白皙而稚嫩的脸上透露出活力和羞涩。在以往的审讯中，不但主审者老奸巨猾，记录者同样老奸巨猾。因为记录人员必须依据安全机关的特殊要求，在记录稿上大做手脚。如此年轻的女孩，或许缺乏做手脚的丰富经验。中国的安全机关对细节的考虑是无比周密和独到的。目前的这种安排绝不是考虑不周，它的用意是试图缓和紧张气氛，希望我出于对年轻女性的尊重而在审讯中“有所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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