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23日，一个北京夏季的雨后的傍晚。将近6点，我的住所的电话铃响了。但是话筒传出的声音却使我奇怪：不是预约的会面者，而是他的司机。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司机向我转告了他的雇主的确认：傍晚6点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面谈。

   　　这是一个敏感而暗含危险的时刻。两天之后的7月25日，我和朋友们将在北京亚运村一座写字楼的会议室举办一个公开的讨论会，它的议题是：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与改革。我将在讨论会上作一个主旨发言，题目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们已经 给大约100位在北京的外国人和大约100位在北京的中国人发出了书面邀请。100位外国人主要是西方外交官、西方记者和国际组织驻华人员。100位中国人包括政府官员、商人和知识分子。这种安排无论是从政治上讲还是从外交上讲对中共政权都具挑战性。

   　　从政治上看，自从1989年6月4日中国政府用坦克去对付要求民主的和平的静坐者之后，政治改革在中国已经成为长期的禁忌。如果现在有一批中国人在北京公开讨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将意味着要打破这一禁忌。

   　　从外交上看，自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用暴力夺取政权后，它一向反对西方影响中国的政治事务。特别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迅速崩溃后，中共政权十分担心西方采取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的政策或行动。如果现在有包括美国使馆官员在内的大批西方外交官和西方记者公开参加由中国人主办的政治改革讨论会，这将开创一个西方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先例。谁敢担保，这种关心不会发展成一种支持？

   　　实际上，不久前我们已经在北京公开举办过一次政治改革讨论会。大约是1998年7月4日，差不多有50人参加了这个讨论会，他们当中有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也有美国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和俄罗斯使馆的一位外交官。那次讨论会由我主讲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我的演讲内容是坦率的，它强调了下述几点：

   　　－中国的改革正在走向停滞，政治局面已经僵化，突破停滞与僵化的最主要的途径是启动民主进程。－以江泽民（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李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鎔基（总理）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完全不想进行任何政治改革。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厌恶民主思想和自由理念，更是由于他们在政治利益上需要反对民主和自由。因为如果在中国实行自由选举，现有的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不可能当选。如果在中国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就无法垄断全部政治权力。－当前的第三代领导人中没有“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下一代（第四代领导人）也不会产生“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因此今后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动力，只可能来自共产主义制度外部的要求民主的政治压力和民主国家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国际压力。－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不倡导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对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领导层表现了过份热情的支持，这将强化中共政权的专制地位，不利于中国的政治自由。

   　　当我明确地批评克林顿总统的对华政策时，他刚在1998年7月3日结束了长达8天的访华之行。很多美国人并不赞成克林顿总统将原定1998年11月的访华提前到6月。大约一半的国会众议员－200多位－联名致信克林顿，希望他改变提前访华的决定。但是克林顿固执己见，急于前来同江泽民握手。在我演讲的听众中的那位美国外交官懂汉语，虽然他听见了我在批评他的总统，但是他自始至终保持了礼貌与友好。

   　　有趣的是，听众中的那位俄罗斯外交官，当我演讲结束时主动走上前来，递给我一张名片并用流利的汉语说：他十分愿意不久之后能够同我做进一步的直接交谈。我听着他的汉语略感悲哀：因为我不仅想批评克林顿总统的对华政策，而且想批评叶利钦总统的对华政策，幸好今天演讲的主题不包括俄罗斯。

   　　更有趣的是，听众中有一位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秘密工作人员，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技术团体的负责人。我的朋友事先向我通报了他的真实背景。在演讲之前，他主动向我介绍了虚假身份，我心里明白，这是他准备在我演讲之后再次找我交谈的前奏。果不其然，我的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之后，是一个半小时的听众提问与讨论，在这长达3小时的时间里，这位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克尽职守，始终全神贯注地倾听并做笔记。我不知道他的身上或者这个房间是不是还有特殊的录音装置。然后，他又主动走过来，以伪装出的探讨性的口吻，向我提出了几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你们希望中国进行政治改革，那么是否准备组织反对派政党？你们怎样估价共产党内的开明官员在政治改革中的作用？如果要求民主的人不能掌握军队，这种民主要求能实现吗？

   　　50位听众中的大多数赞同我关于政治改革的主张。例如，一位曾经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的副所长的听众在讨论中发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这种极权的政党不可能实行党内民主，也不可能通过共产党内的民主去推动实现全社会的民主。5年前这位老共产党员的发言，可能比5年后的很多人的看法还要深刻。不久前突然有一些人预测：中国共产党新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将在2003年7月1日发表有关党内民主的重要讲话，而且胡的党内民主将会打开中国政治改革的大门。正如关于中国领导人的美好预言往往都会落空一样，胡锦涛的这个讲话不仅没有丝毫党内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内容，而且通篇都在重复他的前任－保守的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虚伪说教！进一步说，即使共产党实行了一点党内民主，这种党内民主能够导致承认党外反对派的合法地位吗？这种党内民主能够发展成国家的民主化吗？

   　　当然，听众中也有不同声音。一位某官办报纸编辑在讨论中发言：他认为现在中国的媒体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新闻自由，譬如可以在报纸上或电视上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我很钦佩这位中年编辑能够如此大胆地赞颂中国的新闻自由。我回应他：虽然最近几年中国的媒体可以有限度地讨论某些社会问题，例如离婚现象的增长，但是中国媒体仍然不能讨论更重要的问题，例如政治问题、外交问题、国防问题。所以，仅仅能够讨论离婚问题的新闻自由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还需要更广泛、更基本的新闻自由。紧接着我的回应，另一家官办报纸的编辑站起来发言：他认为90年代后期中国的新闻控制，超过了改革的80年代。那位先前虚构中国新闻自由的先生，表情已经十分尴尬。他悄声对会议的主持者说：他和他的报社的实习生因为有事需要提前离开。我这才注意到他身旁坐着一位20多岁的女孩。我看了一眼这个女孩子的富于朝气的面庞和活泼的服饰，暗自祝愿一切纯真的女孩不要去追随虚伪的男士。

   　　总之，1998年7月4日的这次政治改革的公开讨论，给了我和朋友们一个直接的鼓舞。因为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开明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仍然关切着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们认为需要及时扩大这种关切，所以决定在1998年7月25日举办一个规模更大的政治改革的公开讨论会。

   　　但是，积极扩大对政治改革的关切很可能会有风险。因为1998年7月3日克林顿总统结束访华后，中美关系达到了高潮。中国政府已经不必担心美国政府会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它将比过去更严厉地对待异议的声音和异议的行动。早在1998年4月，一位美联社的女记者和一位美国《费城问询报》的女记者对我进行联合采访时，曾经好心地提醒我：一些西方人士预计，克林顿访华之后，中国政府将会再次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我当时感谢她们的关心，同时也表示：在中国致力于民主改革的人，不应该仅仅在中共政权划定的狭小范围内跳舞，我们要争取更大的空间。

   　　毫无疑问，中共政权不会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得到更大的活动空间。我们举办规模更大的政治改革讨论会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压制。在我们向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出的第一份书面邀请上，注明的开会地点是：“北京京伦饭店报告厅”。这是一家中国和日本合资的饭店。之所以选择这家饭店，是因为它临近使馆集中的地区和外国记者集中居住的公寓。正如我们估计到的，第一份书面邀请发出两天后，京伦饭店通知：奉上级指示，不能向我们租借报告厅。于是我们又去联系当时北京著名的私人书店“三味书屋”。这家私人书店的二楼有一间相当大的会议室，几乎每个星期都举办读书讨论或艺术表演。这家书店的老板答应我的一位朋友，同意我们租用二楼的会议室。于是我们向与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出了第二份书面邀请：开会地点改至“北京三味书屋二楼”。第二份书面邀请发出后的第二天，书店老板告诉我的朋友：公安机关严肃地要求他，不得给我们提供开会场所。这时其他方面的风险信息也出现了：国家安全机关的秘密工作人员找到我们的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希望不要举办这种讨论会。我们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次无形的较量：如果我们退让，放弃这次讨论会，风险可能消失，但是代价可能是很长时间不得公开讨论政治改革。我们决心不退让。我们发出了第三份书面邀请：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开会地点改至北京亚运村某写字楼的会议室。这个会议室是我们的讨论会的组织者之一的办公场所。

   　　当然，政府方面的压制不会就此住手。公安机关的政治保卫部门通知我们的会议组织者之一：1998年7月23日上午到公安机关谈话。通常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如果你接受政府的方案，你可以继续处于安全状态；如果你拒绝政府的方案，你很可能失去人身自由。我们完全懂得这个信号的含义。但是我仍然决定不退让。我请会议组织者之一告诉公安机关：方觉承担7月25日举办政治改革讨论会的最终责任，讨论会的费用由方觉担任董事长的私人公司提供，方觉坚持合法、如期举行这次讨论会。

   　　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共政权处置异议人士和异议活动的警察机构。中国存在着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两个主要的警察系统。国家安全部的主要职责是应付各种反政府行为和开展针对外国的情报活动。公安部的主要职责是应付各种刑事犯罪和进行治安管理。但是，公安机关内设有一个特殊的政治保卫部门，它名义上属于公安机关，实际上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中共政权之所以要在公安机关名义下设置政治保卫部门，是因为国家安全机关在通常情况下是秘密机构，不便公开出面处理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上的反对活动。而公安机关从形式上讲是公开机构，可以相对方便地处理政治性的问题。同时，中国政府虚伪地声称中国没有“政治犯”，以公安机关的名义处置持不同政见者似乎有利于表明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也是“刑事犯罪分子”。所以，大多数纯政治性的案件一般都是由公安机关内的政治保卫部门直接处理。如果政治性的案件能够牵涉到“间谍罪”、“恐怖主义活动罪”等等，就可以由国家安全机关出面处理。当然，政治保卫部门和国家安全机关的这种分工仅仅是表面上的，它们在镇压持不同政见运动方面实际上是相互配合的一家人，他们都直接听命于中共的高级领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