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23日之前，我已经预感到，由于我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中共政权很快就会对我采取镇压措施。而我坚持在7月25日举办政治改革的公开讨论会，很可能构成中共政权拘捕和监禁我的导火索。

   　　我同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约定：他7月23日上午到公安机关谈话之后，当天我们见面。但是7月23日傍晚确认见面的电话，却是他的司机打来的。这是完全不合常规的。也许，当我走出住所大门后，或者在途中，就会被秘密警察扣押。但是，我始终坚定地认为，我的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合法的、公开的、文明的，我不应该为了迴避拘捕而放弃自己的正当权利。所以，尽管电话令人生疑，我仍然决定按时赴约。我请保姆到街上叫一辆出租汽车。她是一个从四川来北京打工的女孩子，仅仅几天前一家服务公司将她介绍给我，帮助我做饭和打扫卫生。几分钟之后保姆回来了，告诉我出租车已经停在住所门外。我请她晚上8点钟做好饭，然后，坦然地走出了房门。

   　　7月的北京是盛夏，但是7月23日雨后的傍晚并不太热。地面上雨水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消失，天空中依然飘动着蓝灰色的低垂的云层，仿佛预示着还会有新的降雨。我坐进出租车，告诉司机去“中国大饭店”。

   　　傍晚6点时分北京下班的车流和人流还没有停息。我的住所距离“中国大饭店”仅有两公里. 当出租车开向一个“T”型路口时，怪异的事情发生了：那个路口本来显示着可以通行的绿色信号灯，出租车以正常速度行驶。但是，突然绿色信号灯转变为禁止通过的红色信号灯，迫使出租车司机紧急刹车，这辆出租车停稳后距离前面那辆黑色的豪华的进口轿车仅有30厘米！这时更怪异的事情出现了：从前面的轿车内冲出4个身穿便装、体格健壮的人，他们训练有素地拉开出租车门，厉声对我喊着：马上出来！我立刻意识到最卑鄙的一幕终于上演了。我坐在出租车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平静地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找我有什么事？这时由于突然的红色信号灯，使得出租车后已经堵塞了一长串汽车。这几个不速之客显然很着急，其中一个人将上身探进出租车，用久经特殊锻炼的有力的手将我强行拉出来。我继续平静地质问他们：请你们出示合法证件。我在说话的时候发现，他们当中一个人正用摄像机对我录像。这时不远的人行道上已经聚集了不少行人，他们惶惑地看着眼前的场面，但是他们不敢走近，因为他们难以判断，这是在拍摄一部电视剧，还是在执行一场真正的拘捕。不速之客显然不愿意让我继续站在街心，他们的负责人高声说：你马上到后面的车上去！我这才注意到出租车的后面也停着一辆黑色的豪华的进口轿车，车门已经打开，旁边同样站着几个身穿便装、体格健壮的人。于是两名大汉一左一右地抓住我的胳膊，另一名大汉用手按下我的脖子使我无法观察周围的情况，三个人把我推向后面的轿车。我在后面那辆车的门前努力停住脚步，严正地告诉他们：我不能在没有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上任何机构的车！但是他们强行把我推进车厢。不幸的是，这些人由于手忙脚乱、用力过猛，先是使我的左额头撞上了车门的上框，紧接着又使我的右小腿撞上了车门的下框，疼痛难忍。

   　　于是我被迫坐在后面那辆车的后座中央，左右两边各坐着一名大汉紧紧拉住我的胳膊。他们的负责人则坐在前座司机的旁边。这时前面那辆黑色轿车首先启动，虽然仍旧亮着红色信号灯，但是它毫无顾忌地开出长长的等候的车队，后面我坐的那辆轿车紧跟上去。我知道，在中国，执行特种任务的特殊牌照的车辆都是畅行无阻的。我遗憾地看了一眼那辆可怜的出租车，因为我还没有付车费。

   　　轿车内的气氛极其沉闷。灰褐色的车窗玻璃使得外面无法看清车内的情形。我感到左额头被撞的部位一阵阵地疼痛。更严重的是，右小腿被撞的部位似乎湿漉漉的。我垂下眼睑，看到灰色的长裤的下段已经渗出了血印，而且殷红的血还在顺着短袜往下流。我冷静地对不速之客的负责人说：请你转告你们的上级，如果需要找我，应该通过合法途径。譬如，可以用电话约定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到我的住所或办公室下达通知。但是刚才的方式是非法的，并且损伤了我的身体。那位负责人的回答只有4个字：不许讲话。

   　　我完全清楚，这些健壮的不速之客只是在执行命令。下达命令的人有意用非法的、粗暴的方式秘密拘捕我，以便使我感受到强大的心理压力和人身安全的威胁，寄希望于我会因此产生恐慌与畏惧，从而赶快放弃原来的政治立场，或者至少作出政治上的妥协。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政治手段，当然，也是一种流氓手段。

   　　此刻我最担忧的，是住所内的保姆。我知道，在这批秘密警察拘捕我的同时，另一批秘密警察会进入我的住所。他们将搜查我的房间，并且会审问我的保姆，期待着从她嘴里挖出些有价值的材料。这个3天前才开始帮助我料理家务的女孩子将会害怕。尽管她会告诉秘密警察她确实完全不知道我的政治活动，但是生性多疑的安全人员仍会不厌其烦地对她进行盘问。这将意味着一个外地的打工妹不得不由于我而承受不应有的压力。我为此感到歉疚。

   　　虽然我预料提出下述建议是不会被接受的，但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我仍然以协商的口气对不速之客的负责人讲：可不可以将车子先开到我的住所，由我安排保姆妥善离开, 并且还要向她支付工资。那位负责人以高度职业化的口吻答复说：这些问题另外有人处理。

   　　我明白，今天晚上8点钟肯定吃不到保姆做的晚饭了。那么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吃到自由的晚餐呢？

(第一章 错过了自由的晚餐 全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