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第一章 错过了自由的晚餐
  • 第二章 北京之春还是北京之秋
  • 第三章 走进地狱
  • 第四章 第一次学生运动
  • 第五章 失败的交易
  • 第六章 哪条大道通罗马
  • 第七章 雪崩与孤岛
  • 第八章 人权外交
  • 第九章 法西斯(Fascism)
  • 第十章 渤海岸边的“古拉格(Gulag)”
  • 第十一章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
  • 第十二章 跨世纪
  • 第十三章 乌鸦与垃圾
  • 第十四章 桃子与桃树
  • 第十五章 蒙住眼睛
  • 第十六章 中国转型的难产
  • 第十章 渤海岸边的“古拉格(Gulag)”


        大型囚车在初秋的曙色中开出了北京市监狱。
       总共三辆这样的囚车,每辆上拥挤着大约70名囚犯。囚车的前部是押送的警察和武警。荷枪实弹的年轻的武警士兵面向囚犯,警惕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三辆囚车的前方和后方,各有几辆坐满警察或武警的警车。
        北京市监狱座落在北京南部的大兴县。这支警灯闪烁、警笛刺耳的车队在高速公路上疾驰。
        我回想起仅仅三个月前,用5辆警车和囚车送我一个人去法庭的情景。显然,中共政权现在向我发出了新的信号:它们正在降低我的“关押规格”,使我更接近于一个“普通刑事犯”。我明白,这是一种政治心理战。中共政权希望我由此产生失落感,作出国际社会不再关心我的错误判断,对政治前途悲观失望,从而放弃原来的政治立场。当然,我不会让中共政权的期望成为现实。
        由于两个囚犯共用一副手铐,所以当囚车拐弯或颠簸时,我们很难保持身体的平衡,不得不东倒西歪。高速公路仿佛没有尽头。那些多次判刑、经验丰富的囚犯低声说:“这是要把咱们送到茶淀”。
        茶淀其实是一个铁路小站的名称。但是这个小站却是一处中国式的“古拉格群岛”的入口。这个“古拉格群岛”位于天津东北的宁河县,濒临渤海。
        中国和前苏联由于囚犯很多,所以除了单个监狱外,还修建了一些“监狱群”。所谓“监狱群”,就是将几个或十几个监狱集中在一个狭小的荒凉地区,集中关押成千上万的犯人。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就是一处典型的“监狱群”。中国也有一些“监狱群”,“茶淀”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1949年中共用暴力夺得政权后,残酷的阶级斗争政策造就了巨量的囚犯,国民党政权留下的监狱远远不够用。于是中共政权迅速在中国各地新建监狱。“茶淀”就是1949年后开始兴建的。
        这个地区本来是渤海边的荒滩,人烟稀少,一条大河和一片大海形成了两道天然屏障,关押在大河和大海之间的囚犯难以逃遁,监狱也不易被外界察觉。这里最初关押的是被共产党俘虏的国民党政权的军官和情报人员。后来,这里又关押了许多刑事犯和政治犯。这片地区一共座落着十几个监狱,在它的“昌盛时期”,关押的囚犯总数超过一万人。
        囚车行驶了大约6个小时,终于看到了那条大河和河上的宽阔的钢筋水泥桥。与众不同的是,桥头矗立着武警的岗楼和警察的检查站。众多的持枪的武警和严格盘查行人的警察,构成了这条河和这座桥的严峻气氛。
        囚车越过了大桥,就进入了“监狱群”。在大片贫瘠的农田和沼泽交错之中,分布着一座又一座寂静的监狱,一道又一道暗淡的高墙,一排又一排阴森的电网。
        囚车停在一个大院子里。我们排着队,沉默地走进了新的牢房。
        我的牢房在三层楼房的底层,铁窗外就是刚才停车的院子,铁窗的对面是另一座悄无声息的三层楼房。
        经过400多公里的押送,囚犯们已经筋疲力尽、饥饿难忍。正当我们吃着“茶淀”监狱的第一顿午饭时,窗外传进一声接一声的惨叫。我警觉地意识到,这好像是拷打犯人的声音。我抬起头,向窗外望去。很明显,声音是从对面那座悄无声息的楼房里发出的。这时,我的牢房的“囚犯领导”提醒我:监狱规定,不准向窗外张望。我没有理会他的提醒。惨叫声接连不断,穿插在惨叫声中的,还有苦苦的、绝望的哀求。我厌恶这种蹂躏,将眼光转向室内。此时我发现,几个服过刑的有经验的犯人,脸色严肃而紧张,他们也觉察到了这种典型的刑讯的声音,但是他们一言不发。在监狱里,沉默可能是金。
        “茶淀”监狱给新来的犯人上的第一堂课,是“反逃脱教育”。讲课的警官以悠闲的口吻说:“你们这几天可能听见了,旁边那座楼房经常传出‘杀猪’的声音。那里是严管队和禁闭室。希望你们服从政府,服从狱警,不要步那里的犯人的后尘”。
        中国的每个监狱都有严管队和禁闭室,专门用于惩罚不服从政府的规定、不服从狱警指令的囚犯。严管队和禁闭室的生活条件比普通犯人差得多,管理制度则比普通犯人苛刻得多,刑讯拷打是主要节目。看来,把新来的犯人关在严管队和禁闭室的旁边,每天聆听“杀猪”的声音,可能具有特别的“教育意义”。
        更有“教育意义”的是,第一堂课的后半部分,讲课的警官放映了一盘录像带。当然,录像带的内容不是奥斯卡的获奖影片,而是狱方对试图逃脱的囚犯进行严惩的真实画面。最触目惊心的镜头是:一个越狱的犯人被判处死刑,行刑的武警将他押解到一片芦苇地,他身后几米处传来了枪声,他的脖颈后部涌出了大股的鲜血,他永远地倒在了芦苇地上,但是他的手和胳膊至死都被粗大的绳索牢牢捆绑着。据说他在逃跑时杀死了一名警察。
        中国是世界上死刑罪名最多、判决死刑最草率、执行死刑的数量最大的国家。在我被关押的北京市看守所,先后与我同在一间牢房而被判处死刑并最终枪决的犯人就超过十名。
        实际上,中国的囚犯逃跑比例在全世界可能是最低的,因为中国犯人的胆量很小,而中国监狱的警卫制度又很严。
        至少,在我当时关押的“茶淀”监狱,我周围的囚犯没有任何人有逃脱企图。他们忍气吞声,苦熬着乏味而艰难的岁月。
        有一天,这种乏味而艰难的岁月似乎出现了一丝阳光。狱警宣布:今天下午集体洗澡。
        从1999年7月28日到9月9日的44天,我们在北京市监狱从来没有被允许洗澡。在盛夏的北京市,在每天16小时的繁重劳动中,长达44天不能洗澡对每一个犯人来说都是痛苦而肮脏的。
        此前,从1998年7月23日到1999年7月28日的一年中,我在北京市看守所也从来没有正式洗澡的机会。北京市看守所的每间牢房内都附设一个狭小的卫生间,里面有一个生锈的水龙头,当然,那里面只有冰凉的地下水。犯人如果要洗澡,只能用这种冷水冲洗身躯,而且只允许在晚上匆忙地冲洗。由于牢房极其肮脏,犯人极其拥挤,皮肤病极其普遍,我出于锻炼体质和预防皮肤病的考虑,坚持每天晚上用冷水冲洗身体。小卫生间的窗外是一个封闭的小院子,为了缓和牢房内恶浊的空气,小卫生间的窗户即使在冬季也半开着。当窗外飘洒着冬天的雪花时,我在窗内仍旧赤裸着身体用冰凉的水冲洗。我不是不知道寒冷。我只是对寒冷格外平静。
        但是,夏季转押到北京市监狱后,我们洗冷水澡的权利竟被剥夺了。所以,当“茶淀”监狱宣布某个下午可以洗澡时,这仿佛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
        然而,这种“进步”极其有限。
        所谓“洗澡”,实际上只是囚犯排队集体进入公用厕所,在长长的肮脏的小便池前,用粗黑的橡胶管,接通小便池上端的笼头,然后用冷水冲洗身体。即使是这种低劣的冷水浴,在狱方看来也已经是一种“奢侈”。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仅仅“享受”过两次。
        当然,我不会由于不能经常享用冷水浴而痛不欲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1999年9月下旬的一天,“茶淀”监狱的囚犯进行每月一次的会见亲属。我的妹妹从400多公里外的北京赶到这个偏僻的渤海岸边的荒滩。她告诉我,国际社会还在为营救我而努力。8月下旬,美国使馆又同中国政府交涉了我的案件,并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书面要求。中国政府还是不做正面答复。而且我也粗略地得知,9月份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首脑会晤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重新握手言欢,了结了双方由于这一年5月8日美军飞机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引起的不愉快。但是,克林顿在同江泽民重叙友谊时,并没有强调中国的正在恶化的人权问题。
        其实,4个月前中国政府只是利用美军飞机误炸中国使馆的意外事故,制造对美国的压力,诱逼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作出更大的让步。从这个意义上讲,4个月前中国政府的做作的愤怒的声明和煽动狭隘的反美情绪,只是进行表演。中国政府期待着表演结束后美国政府会手持鲜花走上舞台。果然,克林顿如期前来。
        本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一年一次的非正式首脑会晤,仅仅是一只无用的花瓶。它从来没有解决过任何实际问题,也从来不想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是,狡狤的中共政权却利用这只无用的花瓶一年又一年地制造着虚假的国际新闻:中美两国元首每年至少有一次直接会晤。这种虚假的国际新闻对急于巩固国内政治地位和急于提高国际地位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来说十分重要。这就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对中共政权的主要意义。
        我预感到,随着克林顿和江泽民在新西兰重温旧梦,美国政府很可能会在近期对中国作出重大让步。这类让步将集中在两大问题上: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减弱对中国人权记录的关注。这将十分不利于中国的改革。
        尽管如此,我仍然决心坚持原来的政治态度。我坚信,克林顿软弱而错误的对华政策至多还能维持一年零几个月。2001年新一届的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都会调整对华政策。
        我告诉我的妹妹,继续聘请原来的两位律师协助我办理无罪申诉。虽然两个月前我在北京市监狱已经提出申诉问题,但是狱方始终不向我提供书写申诉材料的笔和纸,并且拒绝律师同我见面。
        半小时的亲属会见结束后,我很快约见了“茶淀”狱方:要求为我的申诉提供条件。
        “茶淀”的狱方同北京市监狱类似,指派了一个又一个狱警同我分别谈话,劝说我打消无意义的申诉的念头,集中注意力争取有意义的减刑。总之,政府方面的意图还是期待我能够悄悄地认罪。但是我让它们再次失望。最后,狱方告知我:我能不能申诉,要等待上级的决定。
        1999年10月1日早上,狱方通知:犯人集体收看电视。这是破天荒的安排。因为在这个监狱,我们仍然是既不能看报纸,也不能看电视。
        这一天对中共政权来说是重大的节日。50年前的这一天,毛泽东在古老的天安门上宣布了共产党中国的成立。
        狱方准备组织囚犯集体收看中共政权庆祝建国50周年的阅兵式。
        当我从屏幕上看到江泽民装腔作势地站在笨重的敞蓬汽车上,机械地向接受检阅的麻木的士兵重复着呆板的台词“同志们好”时,感到滑稽而可悲。
        共产党制度是一种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的顽固制度。毛泽东曾经搞过疯狂的个人崇拜,他死后不久,生前的光环就迅速暗淡了。当邓小平成为中共政权新的独裁者后,他又在某种程度上捡起了已经被唾弃的个人崇拜。1984年的10月1日,即中共建国35周年,他组织了一次阅兵式。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身材高大的领袖,那么邓小平充其量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身材矮小的领袖。这个80岁的短小的老人与宽大的检阅车实在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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