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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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江泽民，很难把他称之为政治领袖。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大多数中国高级官员的衷心拥护，从来没有得到过大多数中共党员的衷心拥护，从来没有得到过大多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就是这样一个滑稽而可悲的人物，在共产党的专制制度和官僚结构的运作下，竟然成为了一个大国的主宰，甚至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活跃的角色。现在，他也无所顾忌地站在了个人崇拜的检阅车上。
这三代领导者个人崇拜的历史，不是说明共产主义制度的不断强盛，而是说明共产主义制度的不断衰落。 共产主义制度的衰落也体现在它对政治犯的处理方式上。 1999年10月3日晚上，突然，狱警通知我：准备谈话。 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晚上的谈话通常是敏感而重要的。也许共产党依然保留着执政前进行地下秘密活动的习惯，喜欢在黑暗中处理要事。 走进谈话的办公室，长条的会议桌旁已经坐好了四个人。一个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他一头白发，表情谨慎，戴着高级警官精致的肩章。他的对面坐着两个陌生人，显然来自“上级机关”，因为监狱长对他们十分客气。他的旁边坐着我所在的分监区的主要负责人。四个人的面前都摊开着大大的笔记本。 来自“上级机关”的两个陌生人是谈话的主角，监狱长是谈话的配角，分监区长只是小心翼翼地听着。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 他们详细地重新询问了我的案情的政治因素和国际背景，详细地重新询问了我对案件的看法，详细地重新询问了我在监狱的打算。 这种谈话内容是令人奇怪的，因为它没有新意，仅仅是重复。也许，有关机构试图核实我的当前的想法，以便作出某些决定。 我向他们重申了坚持民主改革的政治立场，重申了对有罪判决的否定，重申了准备尽快提交无罪申诉。他们对此一一做了详尽的记录。 当我回到牢房时，早已过了监狱规定的睡觉时间。其它囚犯都已呼呼入睡。我躺下后很快也睡着了。因为监狱的生活极其无聊，迅速入睡是暂时脱离无聊的一种不错的途径。但是，两位值班警官在深夜叫醒了我。他们说：上级要求我立即将刚才的谈话中陈述的看法写成书面材料交给监狱。显然，有关机构急于准确无误地了解我的当前想法，它们也许不完全信任那些高级警官们的汇报和记录。但是，我对有关机构的急迫心情并不在意。我向值班警官说：现在已经是深夜，是否可以明天上午写？他们为难地解释：他们无权改变上级的要求，希望我现在就写。 于是，我穿上衣服，将几个小时前讲过的话转化为文字。当我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时，远处传来了公鸡的第一声的啼鸣。“茶淀”监狱同其它监狱一样，不允许犯人保留钟和表。但是，由于这个监狱地处农村，公鸡的鸣叫成为犯人判断时间的“格林威治”。现在已经是黎明了。 9天后的上午，一位负责警官向我宣布：上级批准我写申诉，但是希望我在今天写完并交给监狱。 我对“上级”的紧迫安排十分理解：很明显，它们正在准备新的行动。 写一份无罪申诉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我对案件的不同看法已经向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重复过许多遍。当天下午，我把写好的申诉材料和聘请原来的两位律师协助办理申诉手续的委托书，一并交给狱方，要求转给律师。狱方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说：如何处理由上级决定。 第二天的早饭前，一位警官将我从牢房带走。通常早饭前狱警不找犯人谈话，所以当我走出牢房门时其他犯人奇怪地面面相觑。 我冷静地跨进监狱的办公室，看到写字台后面副监狱长正襟危坐，其他几位警官表情严肃地垂手而立。这位副监狱长用电视播音员的有板有眼的声调宣布：奉上级指示，今天对方觉转换监狱，由我负责押送。 我意料到最近可能有某种事情发生。它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天是1999年10月13日，我从北京市监狱转到“茶淀”监狱仅仅34天。 在几名狱警的簇拥下，我来到了院子里。 这时监狱的电动大铁门缓缓地打开了，一辆国产的新型“红旗”轿车驶进来。押送我的狱警立即停下脚步，笔直地肃立一旁，谦恭地注视着迎面而来的“红旗”轿车，仿佛在行注目礼。共产党制度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红旗”轿车通常由政府配发给负责官员使用。从狱警谦卑的眼神里，可以看到官僚制度的本性。 片刻之后，那位满头白发的上了年纪的监狱长，礼貌而小心地陪着另一位体态臃肿的警衔更高的人，缓步来到了我将要乘坐的囚车旁边。这位陌生的高级警官就是刚刚走下“红旗”轿车的主人。此刻，押送的狱警轻声对我说：上车。 这次的囚车里只有我一个犯人。副监狱长坐在司机的旁边，我的身旁和对面分别坐着几名警察。那位知道自己的重要地位的陌生的高级警官，看到我在囚车坐稳后，又在囚车的门旁踱了几步，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这是批准开车的指令。于是，狱警关上了囚车的铁门。 (第十章 渤海岸边的“古拉格(Gulag)” 第十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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