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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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我在渤海岸边的“古拉格(Gulag)”时，牢房旁边不远处就是禁闭室。不过那时我还没有进去的荣幸，因为美国还没有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中国政府以极低的代价赢得了PNTR，它没有承诺为此而改善中国的人权记录。这是前所未有的。1994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克林顿政府将 中国人权问题同最惠国待遇脱钩，允许两名政治犯“保外就医”，其中一人到了美国。1997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江泽民访美和克林顿访华，又允许一名政治犯以“保外就医”名义赴美。1998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欧盟和美国不在当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再次允许一名政治犯到美国“保外就医”。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对中共政权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国际意义远远超过克林顿政府前几次的让步，但是中共政权这次却不需要付出任何“人权代价”。这种荒唐现象不仅是克林顿政府的人权政策的谷底，而且是美国整个对华政策的悲哀。所以，我必须在禁闭室品尝这一荒唐结局的滋味。 禁闭室在监狱的隐蔽的角落。那是一个独立的院子，一道独立的水泥墙将它同监狱的其它部分隔开，墙上耸立着独立的电网。从某种意义上讲，禁闭室是“狱中之狱”。 (博讯www. boxun.com) 中国的监狱把对囚犯的处分分成4个等级：警告、记过、记大过、禁闭。禁闭是最高处分。禁闭室对囚犯来说是恐怖的象征，那里充满着凌辱、虐待、体罚和殴打。过去和我在同一间牢房的一位健壮的年轻的犯人曾经讲过：一年前他被送进禁闭室后，狱警将他绑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轮番用高压电棍电击，整整折磨了他八个小时。他曾经撩起衬衫，让我看过身上被长时间电击而留下的烧焦的皮肤。看来，有关机构认为其它处分不足以使我回心转意，有必要让我在最高处分中做出认罪的抉择。 我所在的禁闭室是一个大约1米宽、2米长的狭小的房间，里面没有床，没有凳子，没有任何东西。小房间的外面是一道铁门，里面是一道铁栏杆门。 狱方要求我终日坐在地上，不准倚墙，更不准躺下。这种终日静坐的功夫对练习印度的“瑜珈”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 禁闭室的饮食已经接近生命的极限：一日三餐只有库存多年的玉米面制成的“窝头”，没有正式的菜，也没有汤，“窝头”的伴侣是几片发霉的盐腌的咸菜。 12月底的北京已是严冬，但是两平方米的“迷你 (mini)”牢房里没有取暖设备，冷如冰窖。夜晚只能睡在冰凉的地上。没有正式的被子和褥子。“被子”只是一张大一点的棉絮，“褥子”则是一张小一点的棉絮。当然，不会有枕头。每天夜晚，我用自己的布鞋充当“枕头”。由于室内太冷并且饮食中的热量太少，我只得穿着棉衣和棉裤睡觉。这样睡觉的结果留下了明显的纪念：我的外衣上沾满了棉絮上细小的、白色的棉丝。 禁闭室的墙上安装着电子监视器，它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在我过去住的牢房里，同样有电子监视器。铁门外摆着一张小桌和一把椅子，每天24小时狱警轮流坐在那里值班。他们是我每天唯一能够见到的人！ 禁闭室都是单独关押。这样的单人牢房总共有7间。我刚进去的时候，其余6间都空着。 这里一片死寂。在这种死寂的氛围中，一个人可以回顾一生中任何细节，也可以猜想未来生活的意义。 第二天早上，一位负责警官来到禁闭室外。他和我隔着铁栏杆门相互直视。他用温和的语调开始倾吐事先准备好的台词：“听说你在福建工作过。我是半个福建人。我的父亲是1949年到福建的南下干部，我的母亲是福建人。” 他停住了表演，观察我的反应。90年代前期我在福建工作时，1949年从北方到福建接管政权的共产党的南下干部差不多都退休了。这些南下干部当初到福建时多数是单身，而后很多人娶了天真的福建姑娘。这是半个世纪前的经典故事。我礼貌地告诉这位警官：我认识一些福建的南下干部。他感到谈话似乎有了一点点进展。于是他又提起在福建度过的美好的少年时光。我知道，这场精心设计的谈话很快就要转入主题了。这位警官最后表示：希望我能够给有关部门写一份检讨错误的材料，如果我能够这样做，将很快解除禁闭。临走时他强调：我最好在3天内写完检查。(boxun.com) 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需要各式各样的崇拜对象的制度，因为有了崇拜对象，才便于统一人们的思想，统一人们的行动。对新世纪的盲目鼓噪也是这种原始崇拜的一部分。 原来中共政权认为2000年是新世纪的开始，于是它们大吹大擂地庆贺了一番。后来它们发现这种庆贺为时过早。因为公元纪年不是从零年开始，而是从1年开始，所以准确地说，21世纪应该是从2001年开始。于是中共政权又劳民伤财地举行了第二次新世纪庆典。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庆祝，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渲染一党专制下的虚假的“太平盛世”，为保守的第三代领导人树碑立传。在那段时间里，“跨世纪”成了中国官方使用频率最高的迷信般的词汇。 我进入禁闭室的第二天，即2000年12月31日，正好是跨世纪的前夜。这一天监狱的气氛格外紧张。值班的警官比平时增加了许多。晚上，狱警的对讲机里不时传出监狱领导人检查值勤状况的命令和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的指示。 我坐在冰冷的地上，凝视着冰冷的铁门。我想起7年前的一件事。那段时间我同一些开明的年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反复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1993年底我们在“中国政治学学会”中组建了一个“中国青年政治学研究会”，集中了上百个主张政治改革的40岁以下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关心政治改革的年轻商人。我是这个团体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希望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准备新一代人的思想和力量。当时一位积极参与组建“中国青年政治学研究会”的官员问我：中共的一党执政有没有可能维持到21世纪？我对他说：有可能维持到21世纪的初期，但是不可能延续到整个21世纪。 今天，我不仅成为跨世纪的政治犯，而且成为了跨世纪的禁闭犯。但是我仍然坚定地认为：7年前我们的努力和预测都是正确的。 3天之后，那位“南下干部”的后代又来到禁闭室门前。他不满地问我：为什么不写检查？我平静地回答：我在4个监狱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检查。我从被抓捕的第一天起，就拒绝写任何检查。他失望地说：坚持这种态度，对你十分不利。 两年半以来，中共政权为了得到我的一纸书面检查，费尽了心机。但是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将我送进禁闭室，也许是它们寻求我的检查的最后一次尝试。它们不会轻易放弃最后的机会。 在随后的十几天里，几名警官轮番找我谈话，威胁性地提出要对我长期以来拒不认罪，拒绝检讨错误“算总帐”，责令我必须写出书面检查。 我知道，一旦我写了检查，警方将通过某种途径迅速对外公布，以便证明我已经承认错误，转变立场。这是本案的一个诱人的结局，也是结束一个反对派人士政治生涯的诱人的前景。 但是，写检查的僵局迟迟无法打开。按照中国的《监狱法》，禁闭的最长时间是15天。15天的最后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博讯)于是警方作出了一个让步：如果我不愿意写正式的检查，是否可以写一份思想认识？ 在共产党的政治语言中，“思想认识”是一个含义宽广的范畴。它虽然不像认罪书那样令人屈辱，也不像检查那样令人难堪，但是，在“思想认识”中多多少少还是需要做一些自我批评，多多少少还是需要对中共政权说几句恭维话。我明确地告诉警方：对我的禁闭完全是非法的，因此我拒绝写任何书面材料，包括不写“思想认识”。 这样的答复使警方极其恼怒。2001年1月13日，即15天禁闭期限的最后一天，没有任何人通知我解除禁闭。于是，我向狱方提出了对超期禁闭的质疑。 3天以后，两位警官向我宣布：经上级批准，对我延长禁闭10天。我冷静地告诉他们：第一，中国的《监狱法》没有延长禁闭的规定，所以对我延长禁闭是非法的；第二，我的禁闭3天前已经到期，事后向我宣布延长禁闭为时太晚。他们以一种流氓口吻对我说：如果你继续拒绝写检查，对你的禁闭将无限期延长。 我认为，这种流氓口吻恰恰是外强中干的表现。因为中共政权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在国内为所欲为，更没有强大到可以完全不顾及国际社会的批评。 一天深夜我再次被冻醒。冻醒是常事，但是这次却感到格外寒冷。早晨起来后，我抬头去看高高的、狭小的禁闭室的密封的采光窗户，发现外面似乎下过大雪。不久，我从值班狱警的闲聊中得知：今天北京的最低气温是零下16度。 由于长期的寒冷和长时间的禁止走动，我的左脚出现了冻伤，臀部也被坚硬的地面磨破。由于禁闭室禁止洗澡并禁止更换内衣，加剧了受伤部位的皮肤感染。我向狱方提出诊治要求，遭到了拒绝。 我很清楚，这可能是对我的最严峻的考验。如果我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被迫低头，那么一切政治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如果我经受住了考验，那么专制政权将对我束手无策，因为它们很难找到更有力的手段。 我听说，曾经有一个被禁闭的囚犯，由于不堪虐待，在深夜的时候将衣物悄悄撕成细条，试图利用禁闭室内侧的铁栏杆自隘。我也听说，不止一个被禁闭的囚犯，由于极度的绝望和残酷的刑讯，变得精神失常。但是，我必须保持信心和平静。信心和平静也许是对付中共政权的流氓手段的最有效的自卫武器。 我刚到禁闭室时，七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后来，又陆续关进了几个犯人。但是，因为都是单独关押，彼此无法谋面。由于禁止说话，所以整个禁闭区如同无人区一样，仍然是一片死寂。 2001年1月19日，这个监狱的副监狱长出现在禁闭室的门口。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长时间地注视着我。我猜想，他可能期待着我首先讲话。当然，最好是我能够做一个口头的认错表示，那个既可以录音又可以录像的电子监视器将忠实地记录下这个珍贵的场面。尽管我拒绝写认罪书、检查或思想认识，但是一个口头认错，也是警方的重要收获。我决心不讲任何话，继续冷淡地坐在原地。 2001年1月20日是新一届美国政府就任的日子。我估计我的禁闭很快就会结束，因为中国政府不敢再次延长我的禁闭时间。 果然，2001年1月22日晚上，警方向我宣布：解除禁闭。 据说在这个监狱的长达40年的历史上，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拒绝写检查而走出禁闭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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