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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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的迟缓的改革形成对比，1985年春天苏联的改革突然出现了亮色。 注重效率和纪律、但是并不想进行实质性改革的安德罗波夫先生，由于患严重的肾病，仅仅担任了14个月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就在1984年2月去世了。可悲的是，接替69岁的安德罗波夫的，竟然是一位超过70岁的保守的党务工作者—契尔年科。他是已故的勃列日涅夫的亲密朋友和坚定的支持者，他的上台再次说明，封闭的共产党统治集团存在着顽固抗拒改革的政治倾向。人们担心契尔年科总书记将重新开始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代。值得庆幸的是，契尔年科的身体状况并不比安德罗波夫强，他执政的时间甚至比安德罗波夫还要短—只有13个月。这时，54岁的戈尔巴乔夫走到了主席台的中心。 从1982年12月到1985年3月的短短27个月，苏联有3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这标志着共产主义政治制度无可奈何地老化并且僵化。这是人类政治史上的喜剧：一个共产党大国是否能够产生政治上的变化，往往需要等待某种生物学上的变化，即首先取决于某个统治者活着还是死去。这种喜剧在苏联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结束，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这种喜剧依然继续。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立即展示了改革的意向，并迅速更新了苏联的最高领导层。西方对此及时给予了肯定，但是中共领导层对此却保持低调。 毛泽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联发动的第一次改革。将近30年之后，中共领导层仍然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能具有的欧洲色彩或西方化倾向存有隐忧。因为中国的改革既是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主流之外进行，又是在世界文明主流之外进行。这是中国改革的最大的局限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狭隘原则，注定了中国的改革不可能达到较高的国际水平和历史水平。 1985年春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上海的领导层进行了更换。这一更换无意中为4年后中国的政治大倒退提供了一粒种子。 原来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市委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都是中共实际的第2号领导人、保守的政治局常务委员陈云的支持者。他们在拖延而不是促进上海的改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赵紫阳总理成功地将他所信任的一位改革派官员—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芮杏文确定为新的上海市委书记。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注重政治派系的权力平衡。保守派并不想让赵紫阳的改革人物全面执掌上海的领导权，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贸易中心，也是中国人口最多的都市。于是保守派决定由一位八面玲珑的机会主义者担任上海市市长，这个人就是此前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 在共产主义的地方政治制度中，党的书记是第一号人物，市长只是第二号人物，是党的副书记。因此，芮杏文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可以说是改革派的一个胜利。 1985年5月在芮杏文即将赴上海就任前夕，我同他会面。 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部长办公室里，我向芮杏文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的改革需要争取在类似上海这样的主要都市取得突破，从而提高全国的改革的总体水平；不应该将改革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农村或相对次要的城市，这不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芮杏文接近于一个实干家，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对全局性的改革问题并不明瞭。他告诉我：几年前他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全国的重点工程和投资。这次去上海工作，他想在改善上海的基础设施和发展上海的主导产业方面多下些功夫。80年代中共的改革人物，大体就是芮杏文这样的水平。两年之后，这个水平不高的改革者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接替了他的上海市委书记职务。这一偶然的接替成为江泽民跻身最高领导层的重要垫脚石。由此可见传统的共产党政治的荒唐。 在另一个天地，戈尔巴乔夫的更有深度和远见的改革却快速前进。他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将中心放在政治改革方面。他提出了两个基本口号：公开性（glasnost）和民主化。公开性促进了新闻自由和信息流动自由，民主化促进了民主选举和多党竞争。这两个基本口号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制度转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因为共产主义国家的特点是极权的政治制度决定其他一切制度。所以，实质性的改革必须从政治改革开始。通过政治改革带动经济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 相形之下，中国的改革长期停留在狭小的经济改革领域。虽然经济改革持续了1/4世纪，但是中国的极权的政治制度基本未变。由于缺乏有力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实际上也缺乏深度：中共至今仍然反对私有化，仍然不愿意全面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不仅如此，因为没有政治改革提供的民主的权力制衡和广泛的公众监督，中国有限的经济改革伴生出无限的贪污腐败和道德败坏。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迴避、拒绝、反对政治改革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后患无穷的。 到了1986年，中国改革的3位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已经82岁，胡耀邦已经71岁，最年轻的赵紫阳也已经67岁。就文化背景而言，他们3个人都仅仅受过不完整的中等教育。很明显，一群年迈的领导人很难创造出一个年青的改革的中国，一群缺少文化的领导人也很难创造出一个文明的改革的中国。胡耀邦是一个私心较少的政治家，他力主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尽快年轻化。在他的积极推荐下，中共领导层1986年夏天达成了一项初步共识：现年56岁的胡启立将在明年（1987）的中共第13次代表大会上担任总书记。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前，胡启立是北京大学的一名低年级的学生。他积极地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极左的学生运动。1949年后，这种有文化的、年轻的共产主义大学生得到了重用。胡启立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最欣赏的下属。1978年以后胡耀邦成为党的领导人，他更有力地提携胡启立。但是，一个从大学时代起就崇尚共产主义革命的人，一个大半生从事空洞的共青团工作的人，一个不是民主选举而是指定的“接班人”，能够坚定、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改革吗？ 大约从1986年11月起，北京和中国其它城市的大学生，再次掀起了抗议游行的浪潮。这次学生运动的主要诉求有两类：要求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要求改善大学的管理。一段时间以来，一小部分共产党内的开明知识分子，也发表了一些赞扬自由和民主的言论或文章。但是，无论是学生的抗议游行，还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自由化观点，都是温和而克制的，并没有对共产党的政治制度构成真正的强烈的冲击。然而，共产党的领导层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展开权力斗争。 胡耀邦担任党的总书记是邓小平坚持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大多数中共元老并不赞成胡耀邦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一部分党内的重要改革者，如赵紫阳总理，对胡耀邦的工作风格也有保留。胡耀邦不赞成对学生运动采用警察手段，也不赞成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压制。但是，胡耀邦仍然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他绝不是支持学生抗议或支持知识分子的自由化。这个1930年就离开了中学，投身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15岁的狂热少年，并不是一个民主分子。尽管如此，中共领导层内的各个保守派别，依然借口胡耀邦“未能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企图动摇他的领导地位。 但是，导致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动力，却来自当初提拔他的邓小平。邓小平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到1986年，胡耀邦对邓小平来说没有多少政治价值了：邓小平所主张的改革局面已经打开，邓小平在中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稳固。胡耀邦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是一个“多余的人”。而且这个“多余的人”的某些急躁的改革主张和急切的更新中共领导层的愿望，对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一代领导人似乎构成了潜在的麻烦。于是，邓小平冷酷地决心利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更换党的总书记。 按照中共的党章，党的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产生，只有中央委员会全会才有权撤换党的总书记。但是，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982年和1985年先后两次大规模地更新了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期待在中央委员会中占大多数的同情胡耀邦的成员去撤换胡耀邦将是困难的。于是邓小平和其它反对胡耀邦的政治派别，公开违反自己的党章，在1987年1月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逼迫胡耀邦辞职。 迫使胡耀邦下台的上层压力的后面，还隐藏着军方的阴影。这一点长期以来不为外界注意。邓小平不仅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擅长运用军方压力的政治家。他深知军队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中的政治作用。在逼迫胡耀邦辞职的前夕，邓小平指派他身边的人分头找了10位左右的军方领导人，向他们预告了邓小平准备撤换党的总书记的意图，希望这些军队领导人同他“保持一致”。这些军方领导人都表示支持这位军委主席。于是邓小平放心大胆地拉下了胡耀邦政治生涯的帷幕。 那个被胡耀邦推荐为自己的继任者的胡启立，竟然在迫使胡耀邦下台的领导层的会议上做了检查。共产党的高级官员通常是缺乏政治原则和政治气节的，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可以不惜代价。然而，尽管胡启立做了检查，他的总书记候选人的资格还是不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胡耀邦的下台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准备全面停止中国的改革，他主要是想让中国的改革更符合他的意愿和他的政治利益。所以，邓小平提名的新的总书记仍然是一位改革者。 赵紫阳成为党的总书记后，在1987年秋季的中共第13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几条肤浅措施。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最早的倡议者，还是邓小平。邓小平在1986年春天，匪夷所思地提出中国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他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民主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在他的“政治体制改革”菜单中，没有自由选举和新闻自由，更没有多党竞争和三权分立。他只是要在保留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就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健全行政管理机构做一些调整。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提出一个狭小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是为了给中国的政治改革预先划定一个框框，用他的话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共产党的领导，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换言之，邓小平提出他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防止中国出现真正的、有可能对共产党的政治垄断提出挑战的政治改革。 当我最初听到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法时，很不以为然。我认为这个说法仍然在迴避民主化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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