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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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春天，赵紫阳兼任主任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系，希望请一位研究人员参加一份内部报告的起草。
中国社会科学院安排我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参加那份内部报告的起草。这个报告准备提交给1986年夏天中共领导层的北戴河会议做参考文件，内容是对当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可能的对策。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认为，由于不久前邓小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这份内部报告除了讨论经济改革问题，还要涉及政府的机构改革问题。但是我一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重心绝不是政府机构改革。在启动民主进程之前，中国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不会明显提高，政府机构也不可能充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我更感兴趣的是，未来中国有没有可能形成推动民主改革的现实力量？ 这时我的两位朋友正在成为年轻的上升中的改革明星。 一位朋友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些意识形态改革和文化改革的活动。那段时间他经常到北京，我们进行过多次交谈，我鼓励他在上海的改革尝试。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职后不久，中共领导层内的保守派免去了他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职务。 另一位朋友当时担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经济技术开发区是1984年以后中国政府的一种新设置，它是在若干指定的城市划出特别的区域，集中安排外商投资企业，并在这种特别的区域实行优惠的经济政策。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这种特别区域中最大的一个，这位朋友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上做了有趣的探索。1986年12月我专程去了他领导的开发区。但是两年半之后，他由于不满意中共对“6•4”事件的处理，辞去了天津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这两位年轻的朋友在政治上的迅速夭折，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强大的排斥新生力量和民主倾向的守旧势力。 尽管邓小平在1986年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狭窄说法，赵紫阳在1987年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粗浅措施，但是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实际政治状况却在退化。 在1987年秋季的中共第13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为自己继续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象征性地安排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的第一副主席。在1988年春季的中国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84岁的邓小平又安排81岁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这就组成了一个奇特的权力结构：党的最高领导人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只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看来中央军委主席既要领导执政党，又要领导国家。与此同时，保守、无能的技术官僚李鹏也在1988年春季正式成为中国的总理。这样一幅政治图画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讽刺。 毫无疑问，中共的肤浅的、限制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满足中国人民的民主愿望。当时没有多少人对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感兴趣。从1988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再次独立地谈论民主和自由的话题，越来越多的公众对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收入不公平感到不满。 1988年10月我参加一个经济改革讨论会，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了与会人员。当时他穿了一件深米色的漂亮的西装上衣和一双棕色的时髦的软底皮鞋，略带卷曲的头发染成褐色。他一向乐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这种“现代风采”，包括有意热衷高尔夫（golf）。可惜，这种展示缺少改革者的真正的深度。 1988年我在中国的一份刊物《政治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提出中国应该借鉴苏联的政治改革经验。 但是，中共领导层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有越来越大的异议，因为这个改革正在迅猛地超越中国改革的政治局限和意识形态教条。 1989年初，我听到一个消息：邓小平表示，应该批判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底发表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我感到邓小平的这个念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将阻止中国发生深刻的、接近人类共同文明的改革。 我的这个担忧不幸实现了。 1989年4月15日，两年前失去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突然病故。实际上，胡耀邦失去职务后就没有了任何政治活动，也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政治意见。但是他的死可以为其他支持改革的人提供一个表达政治意愿的契机。 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迅速行动起来。他们要求中共领导层更隆重地纪念胡耀邦，并撤销两年前对胡耀邦的错误评价。当局傲慢地不理睬学生的要求。于是学生们开始上街游行并举行罢课。北京和外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北大学生表示支持。一场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正在形成。 这时邓小平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硬立场。1989年4月24日，他专横地将学生运动定义为“动乱”，并凶狠地说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一些人的鲜血去换取中国的稳定。第二天，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发表了一篇严厉指责学生运动的社论。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邓小平的强硬和《人民日报》社论的荒谬感到惊讶：学生的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大学生被进一步激怒了。他们同样作出了强硬的反应。几天之后，北京大学的二百多名学生集体绝食，抗议政府对学生运动的指责，要求同政府对话。 虽然开始时大多数公众对北大学生的绝食行动是否必要存有疑义，但是他们还是对学生运动表现出同情。然而政府继续拒绝同学生进行实质性的对话。从这时起，中国的政治形势陷入了真正的僵局：学生达不到自己的政治要求就不会停止绝食；政府不会为了中止学生的绝食而答应学生的政治要求。 但是，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绝食的时间越长，就面临着越大的生命危险。于是许许多多的外地大学生来到北京声援绝食的大学生，北京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工人和市民，甚至一些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纷纷举行游行声援大学生。这样，一场学生运动演变成公众抗议。 当这场学生运动刚刚爆发时，恰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安排我参加起草给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分析报告。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当时的组长是总书记赵紫阳，其成员包括了领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主要官员，它是制定重大经济政策的主要机构。这份报告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主持，其它起草者除了我以外，都是职业经济学家。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和经济改革。但是，参加起草的支持改革的经济学家们，受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启发，认为应该在报告中讨论一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所以他们邀请我参与。当我们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对北京的主要街道—长安街的会议室里讨论报告的起草工作时，窗外不止一次地传来学生游行的口号声。我们深感必须加快中国改革的步伐。 但是顽固的中共政权仍旧拒绝让步，政治形势的僵局越陷越深。一位朋友同中共的最高领导层有密切关系，这时他找到我，商议怎样给最高领导层递交一份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的建议。他请我起草一份建议。第二天，我将建议的草稿交给他。这份草稿主要提出三点：1. 政府方面应当同大学生进行正式对话；2. 政府方面应该允许大学生保留独立的学生组织；3. 全面展开政治改革。但是这位朋友表示，我的这些建议同中共领导层对当前的政治危机的主导意见距离太大，他不能将这样的建议递交主要领导人。 大约从1989年5月18日开始，吉林大学在长春举办一个反腐败问题的国际研讨会。这类研讨会在中国可能是第一次。这也是一个巧合。因为当时无论是学生运动还是公众抗议，一个重要靶子就是反腐败。既反对经济腐败，也反对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的突出表现，就是一部分高级官员的子女利用父辈的政治权力，不公平地谋取经济利益；政治腐败的突出表现，就是另一部分高级官员的子女利用父辈的政治影响，不公平地获得重要的官职。政治学研究所安排我去参加这个研讨会。我知道很多城市的大学生都在游行或罢课。我想多了解一些外地的学生运动的真实情况，所以没有直接前往长春，而是先来到了东北的主要城市—沈阳。无论是在沈阳还是在长春，我都明显地感受到，大多数人对政治的僵化是反感的，对腐败的蔓延是反感的，对邓小平的专横同样是反感的。这说明中国进一步的改革还有更宽阔的社会基础。 1989年5月19日，当我还在吉林大学参加反腐败的国际研讨会时，中国政府宣布：对北京的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这在世界戒严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发生暴力性的骚乱。戒严的实际必要等于零。 然而，戒严对邓小平来说具有个人的紧迫的政治必要。因为学生运动和公众抗议的主要政治矛头，都是指向他的老人政治和独裁政治。如果他不能压服抗议的浪潮，他就必须向相对年轻和相对开明的领导人交出他的最高权力。邓小平像一切共产主义的独裁者那样，是最高权力的迷恋狂。为了捍卫个人的最高权力，他不惜采用任何手段。 邓小平是戒严的倡议者。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只有赵紫阳始终反对采取戒严措施。宣布戒严以后，赵紫阳就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力，并且强迫他从公共生活中消失。 但是，从1989年5月19日宣布戒严到1989年6月3日的16天时间里，仍然存在着其它的政治可能。这段时间从全国调集的军队，大多数仍旧停留在北京郊区和北京附近，并没有大规模地进驻北京市区，也没有对抗议者采取强制措施。戒严在这段时间更多地还是一种威慑手段，中共的最高领导层还在观察抗议者的反应。 这时抗议者有机会、也应该作出更符合民主政治规范的、理性的新选择。因为宣布戒严已经使中共政权的国内威信和国际形象扫地无余，而学生绝食已经超过3个星期，它的政治鼓动作用充分发挥了，全国性的公众抗议局面已经形成。此时抗议者完全有政治力量提出同政府对话的新条件：在政府承诺不对和平的抗议者进行政治迫害和司法迫害的前提下，学生可以停止绝食，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可以撤离广场，然后抗议者的代表同政府进行政治对话。 在政治对话中，中共政权不会轻易接受抗议者的改革要求。但是，只要出现了政治对话的形式，抗议者的各种组织就可以争取长期存在，抗议者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可以争取公开地继续生存。在反复进行政治对话的过程中，中国将有可能形成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政治局面：一方面是执政的共产党，另一方面是要求民主改革的独立组织和公众力量。这种多元化的政治局面，才是中国真正的政治改革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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