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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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们并没有作出新的选择，而是延续着旧的活动方式。这种旧的方式既没有向公众说明抗议活动要实现什么样的改革目标，也没有向公众展示抗议活动正在取得哪些积极成效。所以，虽然绝大多数公众不赞成政府的戒严，但是他们对抗议活动的前景越来越感到迷茫。事实上，从1989年5月的最后几天起，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人群就逐渐减少，公众对抗议活动的关注也逐渐减弱。抗议活动明显地走向低潮。
为什么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在长达半个月的关键的时间里不愿意作出新的更恰当的选择？ 少数学生活跃分子认为，如果停止绝食或撤离天安门广场，将损害他们的政治形象。这是一种幼稚的自私的政治心理。民主政治的对话和谈判并不是投降。应该学会创造对话或谈判的条件。民主活动需要出以公心。 个别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提出，需要用抗议者的鲜血去唤醒更多的民众。这是一种过激主义态度。民主政治需要尽可能避免人民的流血、牺牲，这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分子必须保持的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规范。民主分子不是疯狂的列宁或阴险的毛泽东，需要利用人民的鲜血去实现个人或小集团的政治目标。如果迫不得已必须流血，那么民主分子应该勇于自我奉献，而不是仅仅让人民去奉献鲜血和生命。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一旦独裁者打开杀戒，不会出现更多的民众奋起改变共产主义制度。 一部分抗议的组织者猜测，中共政权在国内人民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批评下，很可能不敢向抗议者开枪。所以他们坚持旧的抗议方式。这是一种机会主义做法。中国共产党是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之前，中共政权始终都有可能对人民的民主要求采用暴力镇压。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中共政权的暴力倾向抱有过分善良的猜想。旧的抗议方式拖延的时间越长，中共政权借机施加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一部分抗议的积极分子，把主要政治注意力放在恢复赵紫阳的政治权力、迫使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下台。这是一种过分注重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忽视民主改革目标的传统立场。赵紫阳虽然不赞成压制学生运动，虽然反对戒严，但他并不是一个民主人物。抗议运动的主要政治目标，应该是争取保存民间的独立的组织和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不应该是千方百计地保卫一个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这部分活跃分子从抗议浪潮的一开始就有一个不符合政治实际的判断：认为只要坚持抗议，赵紫阳就会在政治上获胜。事实上，赵紫阳在中共领导层内一直是少数派；实行戒严后，他在中共领导层内成为孤立者，不再可能发挥政治作用。当然，这部分活跃分子不仅仅是钟爱赵紫阳。他们强烈地认为，如果保住了赵紫阳的政治权力，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个人政治利益。 当我和朋友们从不同渠道了解到上述4种情况，我判断这次的抗议运动将会失败。这将不是一次普通的失败。这次失败将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使中国进入一个漫长的政治保守时代。 随后，历史的悲剧开场了。在1989年6月3日晚到1989年6月4日清晨，实施戒严的中国军队在明确的命令下向和平的人民开枪，至少造成了几百人死亡和数千人受伤。这不仅震惊了北京，而且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1989年6月4日之前，抗议运动已经走向低潮，北京的公共生活正常进行，抗议者既没有酝酿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也没有提出更有号召力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抗议活动并不对中共政权构成实质性的威胁，那么这个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下令开枪？ 开枪的指令是荒诞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历史上的独裁者往往在关键的问题上作出荒诞的毫无意义的决定，因为他们掌握了太大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可以出于个人的好恶或者为了保护个人的利益而为所欲为。共产主义极权为那个85岁的、疾病缠身的独裁者提供了开枪的制度基础。 “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政权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想像的西方的“和平演变”。大部分改革停顿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极其浅薄，也被警惕地完全搁置了。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雪崩却在其它地方迅猛出现。 1989年中国的“6•4”之后差不多20天，波兰的反对派—团结工会就在自由的议会大选中获得多数选票，从而合法地组织了共产党国家的第一个非共产党内阁。那时的波兰最高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虽然是一位职业的共产党军人，但是他并没有为了阻止反对派组阁而去发动坦克。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都发生了真正的民主变革。这种民主变革通常都有两条平行线：一条是执政的共产党内的改革派认同民主化，另一条则是民间的反对派掀起民主浪潮。这种民主变革的剧情十分相似：新闻开放、多党竞争、自由选举。这种民主变革的结局往往是“两步舞”：先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短时间地执掌一个过渡性的政权，然后是反对派在民主选举中取胜从而建立民主政权。东欧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向世界展示了共产主义国家改革的主流方向。 当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同志”在1989年的圣诞节被处决的消息传遍全世界后，中共中央向它的全体党员发出了一个“紧急通知”，胆战心惊地对整个东欧的民主变革进行了声讨。 1990年初，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实行多党制并废除苏联宪法有关共产党政治垄断地位的条款，中共中央又迫不及待地向它的全体党员发出了一个“紧急通知”，气急败坏地对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有根本性意义的改革进行了谴责。 我当时阅读过这两份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知”。透过那些极左的、虚张声势的言辞，我体会到了中共领导层极度的政治恐慌。他们显然害怕被共产主义世界的雪崩掩埋，十分担心中国人民学习共产主义“兄弟国家”，也掀起民主变革的浪潮。同时，我在这些文件里也体会到了中共领导层露骨的威胁。他们不加掩饰地重申，将用一切手段阻止中国发生类似东欧或苏联的政治变化。这两份“紧急通知”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同共产主义国家改革的主流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保持着不同的方向。 在个别中国人中存在一种奇怪的说法：认为1989年中国的“6•4运动”直接鼓舞并促进了东欧和苏联的民主变革，甚至是共产主义国家民主潮流的“先声”。这是夜郎自大、井底之蛙。 中国的“6•4运动”同东欧、苏联的民主变革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1989年6月之后东欧和苏联成功的民主变革，它的直接渊源来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发动了新一轮改革，它的更远的渊源来自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发动的第一轮改革、1956年的匈牙利民主革命、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1970年代和1980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1985年以后苏联、东欧的改革比中国的改革深刻得多，也深远得多。中国在“6•4”时期，共产党内没有产生强大的改革力量，共产党外也没有形成强大的反对派。无论是党内的改革者还是党外的抗议者，都没有提出过政治纲领。抗议者们更没有在现代政治的一系列基本环节上，譬如推进新闻自由、建立稳固的独立政治组织、要求自由选举、寻求政治参与等等，进行富于成效的努力，而是把主要精力长时间地放在次要问题的争执和维持抗议的旧的方式上。东欧和苏联的比较成熟的民主变革不大可能、也不大需要从中国的十分不成熟的抗议活动中汲取乳汁。 相反，如果1989年5月19日戒严之后中国的抗议者们能够作出新的选择，以停止学生绝食和撤离天安门广场为条件同政府进行实质性的政治对话，中国的抗议者们就将很快等来东欧和苏联迅猛的民主变革。这个民主变革将给中国的抗议运动提供重要的国际背景，使得国际社会在支持东欧和苏联的民主变革的同时，加大对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声援。这种宝贵的国际声援将使中共政权更难对民主运动采用血腥手段。同时，中国的民主运动也可以更好地借鉴东欧和苏联的民主变革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有可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有可能摆脱孤立状态，加入共产主义国家改革的主流。这将大大增加中国民主化成功的希望。 当然，中国的民主运动不仅应该借鉴东欧－苏联的民主变革经验，还应该借鉴西方的民主政治经验。可惜“6•4”时期的抗议者们很少有人注意西方的民主模式。 历史正在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主流文明之外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定会失败，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在世界主流文明之外搞“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运动”也不会成功。 在某些人中还有另外一种天方夜谈：据说在“6•4运动”的背后有几只持不同政见者的“黑手”。 “6•4运动”的主体成员是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是自发地、独立地举行抗议，他们之间只有松散的、非正式的联系，没有任何持不同政见者对抗议的大学生们发生过重要的政治影响。 声援大学生的知识分子、工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市民，其松散的程度甚至超过大学生，他们是自发地、独立地参加抗议，同样没有任何持不同政见者对他们的行动发生过重要的政治影响。 事实上，在“6•4”时期，中国并不存在重要的、有政治能量的持不同政见者。当天安门的流血事件成为全世界一致的批评对象后，几个中国人突然自称“黑手”，目的是想将“6•4运动”的花环从成千上万的抗议者的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在国内和国外捞取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政治资本。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镇压了“6•4运动”的中共政权并不承认这场运动的背后有持不同政见者的“黑手”，尽管有人十分愿意冒充“黑手”。 毫无疑问，整个“6•4运动”既没有公开的政治领袖，也不存在秘密的“黑手领袖”，它是一场自发的学生运动和公众抗议。 1990年的6月4日是“天安门事件”一周年，这一天的晚上我特地返回母校—北京大学，想亲眼看看“6•4运动”的发源地，今天晚上是什么样的气氛。 那天正好是周末。校园里十分宁静。一个学生餐厅作为临时舞厅，正在播放施特劳斯的华尔兹，热情洋溢的男女学生们随意地起舞。似乎没有公开的政治迹象。但是，当我走出学校的大门时，另一幅画面映入眼帘：一辆草绿色的大型敞蓬军用吉普车沿着北大校墙外的不宽的柏油路缓缓地巡逻，车上坐着两排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表情严肃的士兵，而吉普车的驾驶室顶上竟然架设着一挺重型机枪。这样的画面通常是在发生兵变的某个非洲国家的街头可以见到。我在这幅画面中并没有看到中共政权的强大，而是看到了它的虚弱。这个胆怯的政权可能需要用机枪远距离地防范正在翩然起舞的男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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