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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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车沿着一个月前相同的道路、相反的方向行进。几个小时后，我重新见到了北京郊区熟悉的景色。我猜想，有关机构这次是要把我送回北京地区的监狱。它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国际社会对我的案件有了新的积极动向。但是我认为，克林顿政府和欧盟的对华政策都不会有重大改变，因此任何新动向的作用都将十分有限。 当囚车再次在一座新的铁门前停下时，我已经毫无新鲜感了。从1999年7月28日到1999年10月13日的短短两个半月中，我竟然接连转押了四座监狱。如果世界上有一部“监狱吉尼斯纪录”，我也许可以申报其中的一个栏目，它应该叫做“连续转押之最”。 这座新监狱是北京市良乡监狱，位于北京郊区的西南部。我到达这个监狱当天的晚上，狱方就急切地同我进行了谈话。 一位负责警官坐在漂亮的大写字台的后面，反复告诫我：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普通犯人”。在中国的监狱里，没有“特殊犯人”，每个囚犯都是“刑事犯罪分子”。他的这番话使我想起了一年前中国安全机关的秘密警察审讯我的情形。那些秘密警察也是反复告诫我：要以“常人”的心态对待自己，要消除“伟人”的心态，要去掉“名人”的心理。这种告诫的政治用意十分明显：希望我放弃民主立场，接受政府的压制。他们期待着“普通犯人”的阴影将消磨掉一个政治活跃分子的信心和才能。我对这种老生常谈从来不置一词。不置一词有时候是最恰当的蔑视。 这位负责警官见我无动于衷，于是又将话锋转向了另一个老生常谈的题目。他提醒我：中国政府不会容许西方国家干涉中国的司法。我也委婉地提醒他：西方国家并没有干涉中国的司法，但是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同中国政府交涉人权问题。他不屑地说：“交涉”实际上就是“干涉”，特别是美国的干涉更露骨。我微笑着告诉他：按照中国政府的评价，目前的中美两国关系还是不错的。他继续不屑地说：表面上不错，实质上还是对立。他停顿了一下，试图使他的话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告诉你吧，今年5月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后，如果党和政府动员征兵，我一定会报名上前线。” 这是一个坦率而大胆的想像。我相信，它至少有一半出于真实的心理。因为90年代以来，中共政权不仅在坚持陈旧的共产主义，而且在鼓动陈旧的民族主义。 当然，事态的发展并没有给这位警官提供走上反美前线的机会。但是，他毕竟得到了另一件“反美”任务：规劝我不要对美国的人权外交感兴趣。 刚到北京市良乡监狱的一段时间，有关方面还安排了另外一名负责警官同我进行特殊谈话。这种谈话不止一次。 特殊谈话是在刻意营造的宽松气氛中进行的。那位负责警官谦和地询问了我对当时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江泽民和朱鎔基的看法。我直率地批评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拒绝政治改革的错误做法。 于是他提出了更为敏感的问题：你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朝什么方向进行？ 我明确地讲道：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点，是共产党必须放弃政治垄断，允许其它政治力量同它展开政治竞争。 他又尖锐地追问：你估计中国什么时候会形成多种政治力量竞争的局面？ 我告诉他这样一个判断：中国的一党专制最多还能维持20年。当然，变化不会在某个早晨突然到来。民主变革是一个过程，我现在就是为此努力。10年之后，也许这个过程就逐渐明显了。 这位负责警官在多次的特殊谈话中从来没有批驳过我的明确反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我知道，他的谈话任务不是批判我的“错误观点”，而是向有关机构汇报我的看法。 我更知道，我在谈话中的坦率表态将对我十分不利。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判刑后，在监狱中往往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或低调。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我不想采取这种自我保护。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自我保护是对中共政权的一种鼓励。中共政权可以从被判刑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沉默和低调中得出一个结论：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多少有些成效。我应该让中共政权明白：它的监禁毫无成效。当然，我的坦率表态将使有关机构认定我“不可救药”，必须“加强改造”。 1999年10月底的一天，我的妹妹在例行的每月一次的会见中，婉转地告诉我：不久前美国政府就我的关押条件同中国政府进行了交涉，中国政府保证今后不再将我关押到北京地区以外的监狱。这可能是我从渤海岸边的“古拉格”被匆忙转移到北京市良乡监狱的原因。同时我的妹妹还告诉我：在江泽民10月份访问欧洲的时候，欧盟再次对我的案件提出了关注。 1999年11月15日晚上7：00，同每天晚上的安排一样，狱方组织犯人集体收看官方的电视新闻。这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教育”的一项措施。通常极其沉闷乏味的官方电视新闻，那一天却出现了一个重要画面：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协议。 这是我两个月前在渤海之滨的监狱预料到的事情，但是它来得很快。看来，克林顿总统急于进一步展示他的亲共产主义立场。是否同意中国加入WTO，换言之，美国是否同意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几乎是美国对华政策中唯一的“大牌”。在中国作出充分的让步和实质性的改革之前，美国轻率地丢出了这张“大牌”，这将使整个中美关系的天平倒向共产党政权。由于中国轻而易举地“吃进”了这张“大牌”，它将没有必要认真改进人权记录，没有必要认真中止武器扩散，甚至没有必要从事彻底的经济改革。 11月17日又是例行的会见亲属的时间。但是这次会见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进行的。我的妹妹显得有些焦急。她在玻璃墙的另一边的电话里急切地说：美国政府签署同意中国加入WTO协议的前夕，曾希望中国政府以治病的名义允许我去美国，但是中国政府拒绝答复。我们的谈话刚刚进行了几分钟，受到监听的电话就被切断了。随后狱方宣布：由于我们的谈话内容涉及到外交事务，所以取消这次会见。 我很清楚，取消会见之后，还会有其它的“加强改造”的措施。 12月的一天，狱方正式告知我：必须参加监狱的囚犯劳动。我明确地答复狱方：我愿意为公众、为社会进行义务劳动，但是我不接受中国监狱的奴役性的强迫劳动，更不接受将我作为“罪犯”实施“劳动改造”。 是否参加囚犯劳动，是中国监狱衡量一个犯人是否认罪的重要标志。尽管我体力有限、缺少技能，不大可能为中国政府创造太多的利润，但是如果我能够顺从地参加囚犯劳动，将是一幅低头认罪、接受改造的理想画面。当然，我不会走进这个圈套。 狱方对此无可奈何，但是又不愿意听之任之。为了显示对我“抗拒劳动改造”的惩罚，宣布禁止我在监狱中用自己的钱购买食品。 中国监狱饮食之差可能在当代世界名列前茅。90年代中期前，狱方允许囚犯亲属在例行会见时给犯人携带少量食品。9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地区的监狱率先取消了这个惯例，改为犯人可以用自己的钱购买狱方出售的少量食品。我在北京市良乡监狱的时候，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制定了一个囚犯的等级制度：将犯人分成了3级5等，第3级是“严管级”，不允许购买任何食品。而我恰恰是“严管级”的一员。共产党制度是一种等级制度，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共产党政权管治下的囚犯居然也是等级制度，这是闻所未闻的。 当时我认为，尽管中共政权对我的“顽固不化”十分恼火，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它们还不便采用进一步的迫害措施。因为，虽然美国政府签署了同意中国加入WTO的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必须经过美国国会批准才能生效。美国国会批评这个协议的声浪是强烈的。美国国会正式批准这一协议之前，中国政府在迫害政治犯方面还会有一点顾忌。所以，我应该利用这一段缓冲时间再次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于是，我在下述几方面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行动。 我再次要求会见律师以便商议提出无罪申诉。狱方及其上级极力阻挠会见，因为它们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在监狱的实际情况。它们建议由监狱将我的申诉书转交法院而不必通过律师。我断然拒绝了这个狡猾的建议。因为我很清楚，重要的不是将申诉书交给法院，而是让外界准确地知道我办理申诉的过程。在我的一再坚持下，1999年12月下旬两位律师终于再次见到了我。令人遗憾的是，按照国际司法惯例，律师会见当事人时警方不应在场，然而律师会见我的时候始终有两名狱警在旁边监督。他们不仅在场，而且多次阻止我和律师交谈“不适宜的问题”。2000年1月，两位律师向我的终审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无罪申诉。 同样是在2000年1月，我向中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6份刑事控告，要求惩处中国国家安全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5名主要办案人员对我的诬陷罪。这也许是一种过于“猖狂”的举动。因为这一举动不仅使我在政治上同有关机构尖锐对立，而且在法律上同有关机构尖锐对立。 与此同时，在每月一次的仅仅半小时的例行会见中，我委托妹妹转告美国使馆和欧盟使团，转告西方媒体和国际人权组织，希望民主国家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促进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在发展对华贸易投资的时候不要忘记中国的政治改革。 但是，克林顿的确忘记了中国的政治改革。2000年1月，他向刚刚复会的美国国会提出：推动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是他的政府的主要外交目标。这种声明有点荒唐，因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总统，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不民主国家的使馆商务参赞。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把给予某个共产党政权重大好处视为自己的主要外交目标。 随后，克林顿政府和中国政府表演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探戈”。他们到处游说，到处访问，到处鼓吹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对美国和中国同样有利。对这场外交“探戈”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有着现实的或未来的对华经济利益的美国大公司。在美国的对华经济活动中，受益最大的是这些大公司，美国的中小企业受益很少，美国的工人和农民受益更少。正是这些美国大公司组成了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对美国的政界和媒体施加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大公司幻想通过PNTR全面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幻想同19世纪的一个盲目乐观的美国商人的幻想有些相像。那个天真的美国商人曾经说过：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购买一顶美国生产的帽子，那么美国的帽业就会无限繁荣。共产党人反复批判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富人的政治”。但是现在共产党人最喜欢接触的美国人民，恰恰是那些“大富人”。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乐此不疲地接见着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的美国的亿万富翁。令人遗憾的是，一部分有对华特殊利益的大公司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过分大的作用，这可能不是民主制度和多元社会的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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