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北京之春还是北京之秋

   　　
   　　仅仅在1998年7月23日中共政权以政治绑架方式秘密抓捕我之前几个月，一部分西方媒体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北京之春”的提法。据说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正在对政治改革和意识形态采取开明的立场，将会容忍某种程度的自由化。5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这个短命的神话，都会感到它的浅薄可笑。但是5年前公开批驳这个神话，却需要相当的勇气。
   　　
   　　1998年3月70岁的朱镕基成为了中国的新总理。这是中共政权历史上最年迈的新总理。周恩来1949年成为第一个总理时是51岁。华国锋1976年成为第二个总理时是55岁。赵紫阳1980年成为第三个总理时是61岁。李鹏1988年成为第四个总理时是60岁。70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超过了退休年龄，但是在中国却成为走上权力高峰的恰当时刻。这位年迈的总理在步入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过分久并过分高地昂着他的头，不必要地显示出由于最终获得了显赫的权位而倍感自足。同样是在这个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尽管在场的有数以百计的各国记者，但是这位总理老人却第一个主动指名邀请香港一家亲共的小电视台的年轻女记者提问，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他的风格的庸俗。
   　　
   　　有的西方媒体推测朱镕基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真是幼稚的看法。朱镕基之所以能够成为总理，关键的因素在于他同江泽民、李鹏之间达成了政治默契：朱保证支持江泽民的勃列日涅夫式的政治路线，并且不干预李鹏的极端保守倾向。朱镕基从来没有倡导过政治改革，他甚至对发展市场经济也缺乏足够的热情。当他刚刚当上第一副总理后，从1993年6月至1997年初，主持推行了超过3年半的“宏观调控”，对很多刚刚出现的市场化因素重新加强国家控制。朱在共产党的领导层内是刚愎自用的孤家寡人，没有权力基础和派别力量，因此他并不掌握主要的政治按钮。朱的总理职务大体是处理经济事务。难道这样一个年迈的共产党政权的“司库”能够举起民主化的旗帜吗？
   　　
   　　1998年春天，当美联社、美国之音、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等媒体采访我时提到朱镕基，我不止一次地明确告诉他们：朱先生不仅不想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也没有政治能力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北京之春”的虚构是在美化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共产主义大国改革史上有一个共同的现象：他的第二代领导人中可能产生改革领袖，去批判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暴君。但是它的第三代领导人中可能再次产生保守领袖，去抵制第二代的改革方向。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是苏共第二代中的改革领袖，他批判了第一代的暴君斯大林。而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则是苏共第三代中的保守领袖，他中止了赫鲁晓夫的改革。从历史作用上看，邓小平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纠正了毛泽东的一部分错误。但是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却竭力阻挠中国的政治改革与思想解放。为什么会形成类似的保守－改革－再保守的历史循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封闭和保守的，维持现状是它的主要趋势，改革现状仅仅是迫不得已。一旦有限的改革缓解了极权制度的当前困难，保守倾向很快就会重新占上风。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后，一部分西方人期待着邓的继任者会采取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更大的改革措施。其实这种期待从一开始就缺乏根据。早在邓去世前3年，第三代领导人的保守倾向就明显地暴露了。从1994年起，邓小平病入膏肓，无法直接发挥政治作用。第三代领导人可以相对大胆地推行保守方针了。1994年秋天，第三代领导人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主题是“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强化共产党的专制地位、反对党内和党外的一切不同力量的同义语。1995年，江泽民大力营造对他的个人崇拜和政治忠诚，强调一切人、包括高级领导人要同他这个“核心”保持一致。1996年，第三代领导人召开了另一次中央全会，主题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增强意识形态控制、反对一切不同思想的同义语。到了1997年9月的中共第15次代表大会，政治形势更糟了。当时71岁的江泽民拒绝让出任何政治权力，69岁的李鹏继续站在第二提琴手的突出位置上，作为最高领导层的7名政治局常务委员，除1人外，其余6人都超过了65岁。很明显，共产党的老人政治在中国重新出现。“15大”没有政治改革的新迹象，没有外交政策的新设想，甚至没有经济改革的新主张。有谁真的从上述历程中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1998年春季的一天，当两位美国记者到我的办公室进行采访时，我指着办公室的墙开玩笑说：“我的房间挂着两幅油画，一幅是秋天的景色，另一幅是冬天的景色，但是没有春天的景色。我认为中国的确还没有出现春天”。不久一位法国记者和一位荷兰记者共同对我采访时又提到了“北京之春”的说法。我做了一个比喻：虽然中国政府最近几个月没有公开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它的意图只是想在一个短时间内对西方装出温和的姿态，以便换取西方在外交上的让步。西方已经并将继续作出一些让步。比如，欧盟和美国都放弃了在今年（1998年）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提案。如果把中国政府为了交易而装出的温和视为“春天”，那么它至多是一种“花盆里的春天”，也就是说，它是人为制造的“春天”。但是中国需要的是普遍的、自然的、真实的春天。一个多月后那位荷兰记者再次采访我时说，他把上次的采访写成一篇稿子刊登在一家荷兰报纸上，标题就是“花盆里的春天”。我故意问他：“这篇稿子是不是用荷兰文写的？” 他说：“当然”。我说：“很遗憾，如果是这样，我将无法阅读你的杰作”。不过我向他建议：如果他准备写第二篇稿子，那么标题可以是“北京的秋天”。
   　　
   　　可悲的是，尽管我从“北京之春”的神话出世后就对它直率批驳，但是我自己差一点成了“北京之春”的重要证明。
   　　
   　　1998年1月10日，法国的主要报纸《费加罗报》（Le Figaro）用一整版刊登了我起草的一份长篇文件的法文本，它的题目是：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1998年1月12日，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和《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在同一天刊登了当时《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的首席记者就那份文件对我进行的专访。1998年1月14日，台湾的主要报纸《中央日报》的台湾版和海外版也在同一天刊登了上述文件的全文。与此同时，还有不少西方媒体报道了这一文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