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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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共产党制度并没有个人恩怨或个人不平，为什么在中国寻求民主变革？这需要探索河流的源头。 1974年我19岁，刚刚从北京的一所高中毕业。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荒唐的后期。大学仍然停止通过正规考试录取学生。高中毕业生通常要去工厂做工或者去农村劳动。北京一直是共产党的政治中心，我和一些相对纯洁的年轻人对共产党无休止的、花样翻新的政治运动早已厌倦。我们既不向往在北京的一所工厂当一名领工资的按部就班的工人，也不向往在毗邻北京市区的某个村庄半心半意地参加农业劳动，我们更愿意用自己的双手为改善中国边远的贫困地区做一点贡献。于是十几所中学的几十名高中毕业生主动提出，希望去中国西部的落后农村。 经过北京市的领导层批准，我们来到了陕西省的北部。这里是著名的黄土高原，植被稀少，干旱严重，大量的水土流失使得中国的黄河的含沙量可能在世界名列前茅。这里也是共产党的著名根据地，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就是从这里的窑洞走进了北京的紫禁城。它的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延安。 但是，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年轻人却被这里的现状深深地触动： 1、 尽管那时共产党夺取政权已经长达1/4世纪，但是陕北地区的贫困程度甚至超过了1949年之前。我们见到很多农民需要自己用木制的手摇机械纺线、织布并缝制简陋的衣衫，彷佛18世纪的英国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我们见到大多数农民每年从“人民公社”分得的粮食远不足以填饱肚皮，而当时“绿色革命”正在离中国不远的东亚和南亚颇有成效地解决着人们的饥饿问题。我们见到农民们每天平均要从事12小时的集体劳动，而他们每年只能分配到一次货币收入，对一个完整的农村劳动力来说，扣除实物收入后的年终的货币收入通常只有50元到100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仅仅相当于20至40美元。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公有制下的绝对贫困。 2、 尽管共产党标榜自己在道德上的纯洁性，但是在70年代后期，腐败已经暴露出来。很多官员利用公款享乐，有的甚至贪污，更多的官员则利用权力为他们的亲属和朋友谋取好处，最普遍的做法是通过特殊渠道为亲属或朋友寻求比较体面和收入比较高的工作。这是明显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3、 共产党政权对农民十分专横。他们不但继续压迫早已俯首贴耳的“地主”和“富农”以及他们的无辜的后代，而且粗暴地对待其他农民。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农业生产，无论是计划生育还是乡村治安，一律依赖政权的自上而下的强迫命令。任何稍微表示了不满的农民，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或打击。大多数农民对共产党政权并没有真正的认同感。 这种现状实际上表明了共产主义制度在农村的失败。 我在高中时代，开始成为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怀疑者的一员，那时我很乐于同成年的具有批评头脑的知识分子和受到整肃的官员接触。现在，亲身体验了农村的贫困与不公，使我对共产主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问。 1975年，第一次复出的邓小平，利用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病重的时机，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偏差，发展生产并整顿纪律。这些举措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我看到了邓小平的纠偏政策的某些积极效果，但是我不相信仅仅依靠共产党内的一、两个开明领导人，能够纠正共产主义的普遍性的、历史性的、制度性的错误。 可悲的是，即使是邓小平十分有限的纠偏，也引起了极端主义的毛泽东的不满。从1976年开始，邓小平再次被赶下政治舞台，极左政策再次成为共产党的主旋律。这种倒退引起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反感，也引起了更多的中国人的反感。1976年4月5日是中国传统的悼念已故亲人的节日（清明节）。一些人以悼念死去不久的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温和地表达了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反感。5个月后就要死去的毛泽东表现出了行将就木的暴君的最后的疯狂，他用“工人民兵”的几万支木棒镇压了这个“4•5运动”。当时我的感受是：赞成“4•5运动”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批评，但是不赞成“4•5运动”抬高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主要支持者，也是共产主义错误的重要制造者，他绝不是正义和崇高的象征。千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期待“好皇帝”。等不来“好皇帝”，就去期待“清官”。但是，“好皇帝”和“清官”都不能改变共产主义的荒谬。 1976年9月9日的傍晚，初秋的黄土高原已经凉爽。我从5公里以外的田野背着大约50公斤的玉米秸走回居住的村庄。这些玉米秸是为了给耕地的牛做饲料。临近村口的时候，我听到了有线广播的喇叭中传出沉重的哀乐声。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控制并及时下达共产党政权的各种命令，中国农村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政府统一安装的有线广播。但是那天的哀乐不同寻常，格外地长并且格外地郁闷。我联想到一段时间广泛流传的毛泽东已经病危的消息。“难道他死了？”我走进村庄后，猜想得到了证实。我感到某种轻松，因为另一个时代有可能在中国出现。 初秋的陕北有时阴雨连绵。一旦下雨，黄土地就泥泞不堪，人们不便离开居住的窑洞。一个秋雨潇潇的夜晚，另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人坐在窑洞的土台上问我：“你认为毛主席死后中国会有变化吗？”我说：“可能会像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搞一点改革那样，中国也会搞一点改革。”他又问：“你认为华国锋会长期掌权吗？”我回答道：“华国锋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在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没有很多支持者，在人民中也没有威望。”这个比我大一岁的朋友现居日本，他仍然像27年前那样关心着中国的前途。 两年后的秋天，我考进了北京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成为了共产党改革的受益者。但是我不满足于做一个既得利益者，我希望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和自由社会，使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走进现代化。这就是我参与和组织学生运动的初衷。 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在开始时形成了两个分支。一支是以1978－1979年北京的“民主墙”为代表的“街头民主”，另一支是以1980年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为代表的“校园民主”。两个分支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力量。 “民主墙”的参与者主要是少量向往民主的底层青年。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中断了12年，这些底层青年无法获得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好的专业背景，因而他们难于对知识分子产生重要影响。同时，由于共产党的政治俱乐部是一个封闭的官僚系统，这些底层青年无法参与共产党的体制内的改革。因此，“民主墙”更多地带有底层反对派的色彩。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专业背景，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日后成为了知识分子，因而他们对知识界拥有某种天然的影响。学生运动的一部分支持者和同情者，后来进入了政权体系，这就使共产党内增加了潜在的改革者。 1979年秋天以后，在共产党政权的镇压下，“民主墙”运动告一段落。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虽然“民主墙”是某种道义的象征，但是它并没有对当时的社会进程发生重要作用，也没有对后来的社会进程发生重要作用。 在80年代，学生运动却不断发展。 继1980年第一次学生运动的浪潮后，1985年秋天，北京大学再次爆发了学生运动。年轻的大学生们并不想沉默地等待体制内改革的苹果自动地落到地上，他们提出了民主和自由的口号，并且鲜明地喊出了“反对腐败政府”。 1986年底到1987年初，中国更多的大学爆发了学生抗议。 1989年4月以后，中国的大学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学潮。 80年代的这4次学生运动为中国的民主变革创造了一些“种子”。但是，人们还在等待“种子发芽”。 民主政治是多元化的政治。在中国寻求民主变革的道路绝不是仅有两条。 1981年初第一次学生运动平息后，我和朋友们开始认真思索并商讨在中国推进民主变革的现实途径。 我们的目光不仅投射到中国的舞台，而且关注着世界的舞台。 1981年的世界正是冷战对峙的最严峻的时期。苏联在70年代真正成为了超级大国。勃列日涅夫的漫长的保守主义统治，难以使人们想像共产主义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现实前景。1981年执政的美国的里根总统，严厉地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他坚定地主张加强对苏联的战略遏制。但是，战略遏制只能减缓或阻止苏联共产主义向世界其它地方的扩张，却不能消除共产主义本身。同时，由于苏联对整个西方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威胁，西方必须将它视为主要的对手，因而西方并不十分重视中国的共产主义改革，也没有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总之，1981年前后的那个时期，中国的改革与民主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条件都不令人鼓舞。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缺少恰当的国际因素，改革与民主无法取得长足进展。 1978年以后邓小平成为中共政权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我们对他的评价从一开始就不高。他没有任何民主思想和自由理念，更多地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倡导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的主要目的十分狭隘：使衰败的共产主义制度摆脱经济困难；为自己长期把持最高权力提供政策依据。比邓小平年轻一些的正在上升的两颗政治明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没有引起我们的高度赞赏。胡耀邦是一个清廉的正直的共产党人，但是他没有深刻的改革思想和可行的改革方案。赵紫阳则是一个机敏的共产党员，他的能力更多地表现在具体的经济改革上，而不是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解冻上。在现存的共产主义制度内，我们看不到优秀的改革领导人，也看不到强大的改革力量。因此，我们对当时的体制内改革并不十分看好。 但是，我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共产党体制外形成可观的民主力量的可能性也很小。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政权严酷地压制一切民主分子，而且因为中国还不存在产生强大的独立的政治集团和社会阶层的现实土壤。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共产党领导的某个机构或某个企业工作，即使是农民，也处于中共政权的严密控制下。很难设想在这张极权主义的罗网中会产生一支民主大军。 所以，我们判断中国的民主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希望一部分年轻的大学生，毕业后进入政权体系，一方面参加体制内的改革，另一方面积蓄政治影响，当他们在政权体系内获得较大的权力时，争取在共产主义制度内实施重大变革。同时我们希望另一部分年轻的大学生，毕业后能够在中国的知识界推动新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和文化倾向，能够参与并促进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从而为中国的民主变革准备必要的社会基础。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将是共产党体制内的改革派和共产党体制外的民主派从不同角度推进的结果。无论是就体制内的改革活动而言，还是就体制外的民主活动而言，两者都需要形成新的政治力量，而不能主要依赖现有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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