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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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1月和7月，4年前恢复正规的大学制度后入学的两批学生先后毕业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插曲。
1982年春天，中国的公安机关向中共领导层呈送了一份秘密报告，指称：那些在大学时代怀疑共产党的领导和批评共产主义的人，并没有真正转变错误立场，他们相互间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建议，当这类异议学生毕业时，将他们送到底层以便加强思想教育和政治控制。公安机关所说的异议学生包括我。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负责人，并没有对这份秘密报告表示具体意见，而是将它转给了中共中央组织部。这位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人并不是一个改革人物，但是他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不主张对异议学生采取整肃措施，所以他并不想附和公安机关的专横建议。但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是任命和管理高级官员的机构，并不具体负责大学生的毕业分配，而且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是赞同胡耀邦的改革倾向的。因此，中共中央组织部仅仅对这份秘密报告表示了笼统的意见：按正常方式处理那些异议大学生的毕业分配。 由于中共领导层的微妙态度，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并没有如公安机关所期待的那样被送往“底层”。当然，中共政权的开明程度是十分有限的，它并不希望我们这些异议大学生继续产生政治影响，因此我们的职业去向都是闲散的机构。那时的大学毕业生全部由政府分配工作。1982年夏天，我走进了水利电力部的管理干部学院。 所谓“管理干部学院”，并不招收大学生，它的主要职责是对水利电力部系统的中级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进行在职培训。因为我在北京大学的专业是经济学，所以我在这所管理干部学院的工作是为那些中级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讲授经济学在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中的“用处”。 从1982年开始，中共大规模地进行官员更新。在此之前，中共官员的老化和僵化已经达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40年代、30年代甚至20年代参加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人，仍然占据着大部分的高级职位和相当一部分中级职位。他们的平均教育背景只有小学水平，绝大多数官员对现代化一无所知，对改革不感兴趣。中共迅速地用50年代和60年代参加工作的人去替换那些上了年纪的革命者，这些“新官僚”后来成为中共的“第三代”的主体。我们从一开始就对“第三代”评价很低。因为他们从年轻时起就盲目地忠诚于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中国共产党或苏联培养的红色工程师，既缺乏思想创新，也缺乏政治创新，只是从技术角度和生产角度去看待中国的现代化，很多人甚至不懂经济学的ABC。如果说那些年迈的老一代官员是过时的革命者，那么这些相对年轻的新一代官员充其量只是平庸的“技术官僚”。技术官僚绝不可能推动共产主义制度发生实质性的变革。 1982年底的世界发生了1件出乎意料的事。苏联的“第三代”的领袖勃列日涅夫11月7日参加了莫斯科红场纪念“十月革命”65周年的阅兵式而不慎感冒，诱发出更严重的疾病于1个月后死去。克格勃前主席安德罗波夫成为苏联新的最高领导人。西方在猜测安德罗波夫先生能不能像26年前的赫鲁晓夫先生那样，启动苏联的改革。令人遗憾的是，安德罗波夫先生更感兴趣的是提高经济效率和加强工作纪律。但是，勃列日涅夫的死，毕竟促使人们再次考虑，作为共产主义的领头羊的苏联的改革可能。 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我多次对朋友们讲过：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不是经济建设，而是建立民主制度；中国改革的中心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政治改革。因为共产主义极权制度首先不是建立在经济权力上，而是首先建立在政治权力上，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不是经济决定政治，而是政治决定经济。没有民主化，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没有政治改革，中国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变革。 我认为自己应该去研究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改革。官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筹建政治学研究所。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随即在中国取消了政治学研究，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是共产党的专利品，其他人无须涉足，也没有必要研究。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后，一些知识分子酝酿恢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我感到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工作似乎比继续培训共产党的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多一点意义。有人为此去同筹建政治学研究所的领导小组洽商。可惜这个领导小组的大多数成员谨慎地认为，吸收我这个前异议大学生做他们的新的同事在政治上不明智。于是有人又去同这个领导小组的上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要负责人洽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两位主要负责人。一位是党组书记，70岁的老共产党人。另一位是院长，赵紫阳总理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智囊。他们两人都是中共中央委员。按政治惯例，党组书记的权力要大于院长。这两位高级官员比较开明，都同意我进入政治学研究所。当我在1983年夏天正式到政治学研究所上班前夕，那位党组书记特地约我到他的办公室会面。 谈话是平静的。这位中共中央委员并没有询问我在大学时代的“错误”以及我是否愿意“悔改”，而是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正在苏联进修。另一位正在苏联进修的中共官员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报告的启发，在一个讨论会上提出毛泽东像斯大林那样，也搞个人崇拜。那位官员很快就被调回中国，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并失去了职务。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党组书记画龙点睛地对我说：那个同志1956年的看法并没有错，但是他说的太早了。历史上的很多重大问题，不宜过早地提出来，要等待历史条件的成熟。我这个28岁的年轻人完全理解了面前的70岁的老共产党员的用意。他是在委婉地提示我：不宜过早地提出中国的民主化一类重大问题。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高级官员都像这位党组书记那样开明。1983年秋天，主管意识形态的两位中共领导人在其他保守的高级领导人的支持下，在中国发动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思想整肃。所谓“精神污染”，主要是指传播西方的民主观点和人道主义思想。由保守派控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我的“政治表现和思想动向”，并表示应该对我“加强教育和管理”。于是我所在的政治学研究所有点紧张。原来我计划1983年10月去四川省考察。赵紫阳在1980年担任总理之前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他在那里做了中国的最初的改革尝试。1983年四川仍然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点区域。我准备去那里了解改革的实际进程，有人还要介绍我去会见中共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但是政治学所的一位负责人找到我，温和地希望我推迟行期，而且今后即使去四川也应该有一位同事“陪同”，因为全国正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共中央宣传部也正在“关心”我的情况。这件事使我再次领会到，中共的保守派不会忘记我们这些前异议大学生。 当然，我不会因为保守分子的“关注”而裹足不前。一个月后，我仍然坚持去了四川。这是中国西部的一个不发达的大省，当时已经有将近1亿人口。在四川的一个半月中，我深切地感到，中国的改革不能仅仅以某些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低、政治闭塞的传统地区作为“突破口”，因为这种地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不了带动作用。中国的改革需要选择上海、北京这样的主要都市作为主导力量，在比较高的起点上使中国比较快地接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层实际上认为大都市是保持他们的政权稳定和制度稳定的支柱，也是他们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担心如果率先在大城市进行改革，很可能会引起政治震动和经济波动，因此他们宁肯长时间地在农村和某些不那么重要的城市进行缓慢的、不充分的改革尝试。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改革的广度与深度。同我会面的四川省委的领导人也似乎不对本省的改革抱太大的雄心。 我决定去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看一看。 上海是共产主义制度失败的缩影。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前，上海是中国现代经济的中心，也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前沿。共产党摧毁了这里的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摧毁了这里的文明的现代生活，迫使它仅仅成为向极权主义制度贡献工业品的生产基地和货栈。35年后（1984年），这里最好的房子还是35年前的建筑，人们最好的回忆还是35年前的满足。 1984年夏天我在上海的时候，接触了在当地工作的一些重要的比较年轻的官员，其中包括曾庆红。曾庆红现在是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他的实际政治权力仅次于胡锦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中国真正的第二号人物。1984年曾庆红只有45岁，担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南黄海石油公司的党委书记，相当于副局长。他强烈地希望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那时正在积极争取成为上海市委组织部的负责人。很快他就如愿以偿。从此他在共产党的官僚制度的阶梯上一帆风顺地上升。曾庆红没有鲜明的思想，也没有坚定的原则，他的主要目标是不断争取更重要的政治职务。这是80年代以来典型的共产党新官员的政治心态。 当返回北京的列车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从陈旧的上海火车站开出后，我感到一种淡淡的忧郁。因为这个庞大的城市似乎没有现代化的明显迹象，也没有改革的势头。 同上海的沉闷、停滞形成一定程度的反差，80年代中期中国东北地区的主要港口大连市出现了某种活跃。我同当时的大连市市长熟悉。1985年1月，我来到了那里。 冬天的大连是寒冷的，由于临海，空气也是湿润的。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后，这个城市在很大程度上被日本控制。1945年对日战争结束后，这个城市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又被苏联控制。所以，大连是中国东北最具有外国情调的两座城市之一（另一座是哈尔滨）。这里的姑娘身材硕长、健美，据说是中国模特的重要摇篮。 我在大连广泛地访问了党的机关、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我感到这里的改革还仅仅停留在表层：对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施加一些物质刺激措施；将经济增长的主要期望放在引进外资上。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只有在宏观范围内使市场化和私有化取得明显进展，中国的经济改革才可能成功，经济发展才可能健康。地方范围内的小改革不可能触动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主要经济政策。中共领导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从基本经济制度和主要经济政策入手，而是满足于长时间地在某些局部问题和局部地区进行“试点”，这实际上反映出中共领导层不敢、也不愿意进行重大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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