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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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的市长出生于1930年，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是一个实干家。在共产党的“第三代”中，不仅有一大批平庸的工程师，还有一大批文化不高的实干家。这些实干家往往没有思想深度和政治见解，他们只是凭借工作经验和官场习俗对待改革问题，最终无法超越共产党的传统模式。
1983年12月我离开四川后，不仅考察过上海和大连这样的主要城市，而且考察了江苏。因为我想对一个典型的东部的先进省份和一个典型的西部的落后省份进行比较。 江苏省的先进主要体现在它的南部。我从它的省会南京开始，依次去了富庶的常州、无锡、苏州。 南京在1949年以前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但是到了1984年，人们已经很难看出这里曾经是一个大国的首都。中共政权并不想让这个城市辉煌，因为这可能引起人们对国民党时代的联想。因而这个城市在共产主义的阳光下始终都是平淡的。 我在这座平淡的城市里会见了另一位实干家—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南京市委书记。他的办公室座落在前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一所绿树成荫的大院子里。他头脑清晰、口齿清楚地对我讲述着具体的经济改革问题，但是对于改革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毫无察觉。这位实干家后来相继担任河南省长、河北省长和河北省委书记。在90年代中共的腐败浪潮中，他也像很多“第三代”那样如鱼得水。他的一位秘书似乎走得更远，最后因为巨额受贿被执行死刑。 常州、无锡、苏州是通常所说的“江南”，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温馨的词汇。在那里的街头，衣饰淡雅、容貌妩媚、话语温柔的少女比比皆是。这些地方好像从来没有爆发过革命，因为一个温馨的社会可能不需要革命。 在1984年，常州、无锡、苏州的经济繁荣主要是依靠乡村企业的支撑。所谓乡村企业，是指由乡政府或村行政机构主办的中、小型企业，它既不是正规的国有企业，也不是真正的私人企业，而是“集体企业”。急于摆脱经济困境并想笼络农民的中共政权盲目鼓励乡村企业的发展。但是我认为这一政策是极其短视的，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乡村企业的产权模糊、技术落后、管理混乱、污染严重、腐败普遍；乡村企业的工人缺少最基本的劳工权利和劳动保护。大力发展乡村企业实际上是中共政权的一项典型的机会主义政策：他们不想对无效的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革，也不想对乡村发展投资，寄希望于利用乡村企业的自发增长缓解国民经济困难和农村贫困。这项政策完全不符合世界各国的工业化方向。 虽然美丽的江南令人留连，但是我清醒地知道，一个过份依赖乡村企业的地区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改革的火车头。 当我这个不满30岁的前异议大学生结束了四川、上海、江苏、大连的漫游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中共的体制内改革极其肤浅。这种肤浅不仅体现在害怕触及更重要的政治改革，而且体现在害怕建立市场经济和害怕发展私人企业。 按照这种迟缓的小修小补，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现代化？什么时候才能民主化？ (第六章 哪条大道通罗马 全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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