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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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民主化水平已经超过了苏联。从1990年7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局限性明显地表现出来。戈尔巴乔夫本质上是一个改革的共产党人向社会民主党人转变，但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的目标是想让苏联逐步成为类似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欧洲国家。于是他的那些主张更彻底的改革的同事陆续离开了他，而苏联民间的大多数民主分子则强烈希望苏联的变革应该超越苏联共产党的改革模式。当时我希望苏联也能实现东欧式的民主转型，成为一个非共产党国家，这将对世界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这段时间我和一些支持改革的朋友反复讨论，如何为促进中共的体制内的改革作出最后的努力，以便为未来的中国的民主转型提供某种条件。 1991年6月，我再次来到上海，同汪道涵做了交谈。 汪道涵是1989年“6•4”事件之后被邓小平指定为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的最亲密的政治朋友。在差不多30年的漫长的时间里，他是江泽民的上级，为使江泽民从一个低层官员成为高级官员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是江泽民1985年担任上海市市长的前任。当我同他见面的时候，他仍然是上海市政府顾问。他不但继续参与上海市的某些重要决策，而且向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提供咨询。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许具有普遍意义。这一点对共产党人来说可能并不完全例外。当我同汪道涵在电话中确认见面的时间、地点时，他半开玩笑地告诉我：我住的这家宾馆在1949年之前是上海的一所著名的高级妓院。他并且准确地说出了这家妓院的颇为浪漫的名字。放下电话后，我特地走到这座宾馆的大厅，仔细地环顾了宾馆的房屋结构，确信汪道涵的记忆没有差错。 当然，当我同他在上海市委的宽敞的办公场所会面的时候，并没有深入讨论那家宾馆玫瑰色的过去。我向这位聪明的老共产党员说：1989年“6•4”事件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了。但是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民主问题、法治问题、反腐败问题都无法有效地解决。现在很多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希望中国能够恢复政治体制改革。 汪道涵认真地倾听着我的话，然后问道：如果中国现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会引起政治波动和社会不稳定？ 我回答他：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可能担心政治改革会造成不稳定，这是没有必要的。政治改革可以争取采用稳健的、平和的方式。相反，如果长期搁置政治改革，积累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些矛盾一旦爆发，很可能造成真正的、剧烈的政治不稳定。 汪道涵听出了我这番话的含意，坐在沙发上沉思。 我又说：希望他向中共新的最高领导人建议，尽快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我同汪道涵谈话之后不久，他就被江泽民任命为中国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的会长，成为江泽民处理台湾问题的首席顾问。直到今天，他仍然担任着这个职务。但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也仍然没有开始。 到1991年夏天，中共政权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逆流已经沉到谷底，难以为继了。这时我决定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做实际的改革工作。当时我是政治学所一个研究室的负责人。一些同事挽留我，但是我婉谢了。 那时的福州市委书记是一位开明的年轻人，他领导那个地区的改革和开放不无成效。他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一个重要省份的省委书记，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共领导层的新一代的改革人物。1991年在他的帮助下，我从北京来到福州，担任市政府机关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福建在台湾的对面。这里是1978年以后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之一，市场经济比较活跃，外商投资企业比较多，意识形态教条比较少。 我动身去福州之前，内心深处有一个明确的准备：如果中共在今后3年内继续拒绝启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那将表明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个制度不会走向民主转型，那么我将坚定不移地离开这个制度，重新成为政治反对派。事实上，当我1994年12月主动辞去福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公职时，正好在福州工作了3年。看来，我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1991年11月28日我抵达福州后，不到一个月，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发生了。 1991年12月25日晚上7点，我习惯性地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这时戈尔巴乔夫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他平静地向全世界宣布：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从现在起不复存在。随后，那面飘扬了74年的苏联国旗无力地从克里姆林宫高高的桅杆上落下。绝大多数苏联人并没有为此而哭泣，因为他们庆幸身边的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消失。世界人民更没有为此而伤感，因为他们庆幸最大的共产主义帝国的崩溃。 7年之前，即使是想像力最丰富的预言家，也不可能预言7年之后一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将从世界地图上抹去。这个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巨大作用和进步意义。如果苏联采取中国的极其迟缓、极其不彻底的改革模式，再有几个7年，共产主义苏联仍旧会雄踞欧亚大陆。 我注视着电视屏幕上苏联国旗的下坠，知道共产主义的主体部分坍塌了，冷战结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 从这一天起，中国实际上成为了世界民主海洋中的共产主义孤岛。当然，还有几个共产主义小伙伴，比如北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但是这几个小伙伴份量太轻，充其量只是世界民主海洋中的几块暗淡无光的共产主义礁石。 我在思索：作为共产主义孤岛的中国，面对这个新时代，它更可能坚持专制，而不是更可能走向转型。 (第七章 雪崩与孤岛 全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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