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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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律往往是一种摆设，《监狱法》并不例外。中国的大部分监狱制度是监狱管理机构自行制定的，而不是《监狱法》的明文规定。“集训制度”就是典型的法外制度。
所谓“集训”，就是将受到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和结束了禁闭的犯人集中在一起，实行比一般犯人更严厉的管理和更恶劣的生活待遇。集训的时间通常是3个月到8个月。“集训队”更通俗的名称是“严管队”。毫无疑问，有关机构不会让我失去宝贵的集训机会。 我离开单独关押了25天的禁闭室后，立即被送进了集训队。 集训队和禁闭室同在一个独立的院子里。集训队的牢房大约有35平方米，里面摆放着十张上下两层的小铁床。当我走进这间牢房时，正好是第20个人。 集训队的生活不仅比一般犯人更艰苦，而且比一般犯人更无聊。警方要求“集训犯”每天必须永远坐在一个没有靠背的30厘米高的塑料小凳上，无休止地反复抄写监狱管理机构的各种各样的规定，据称这样做有助于反省自己的错误并加深对监狱制度的认识。任何时间都禁止“集训犯”说话，任何生活必需的活动都只能紧张地集体进行：例如，去卫生间必须集体前往，而且时间通常不得超过10分钟。在这里，个人似乎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部静悄悄的、共同运转的机器。从某个角度看，这正是压制个人的极权制度的缩影。 几天之后，一位负责警官来“看望”我。他故作遗憾地说：集训队的条件比较差，如果我愿意就自己的问题写一份书面材料，有关方面可以尽快解除我的集训。我知道这是重施政治交易的伎俩。我告诉他：不仅过去对我的禁闭是非法的，现在对我的集训同样是非法的。我不会给任何方面写任何认错材料。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另外一位负责警官也不止一次地找我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规劝我用一份认错材料换取提前结束集训。我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他甚至不解地问我：你是不是不清楚你的集训时间是8个月？ 我完全清楚我的集训时间是8个月，但是我有耐心坚定地度过这8个月。如果说在监狱生涯中有什么收获，那么最大的收获就是增强了耐心。 按照中国监狱的规定，“集训犯”不允许会见亲属。这种规定是心虚的表现，它的主要考虑是担心“集训犯”向亲属揭露集训队的黑暗。但是，2001年2月底的一天，狱方通知我会见亲属。 我在禁闭室时左脚的冻伤还没有完全好，走路有些困难。我一拐一拐地缓缓踏进了会见室。我的妹妹坐在里面。旁边除了两位熟悉的狱警外，还有一位身穿便服的陌生人。很明显，他来自秘密警察的特殊机关。这个特殊机关想亲眼看一看、并亲耳听一听经受了禁闭和集训的我，是否稍许有一点悔改的表现？ 妹妹告诉我，她今天之所以能来看望我，是西方国家同中国政府交涉的结果。此外，最近几天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正在北京，中国政府也需要在人权问题上作出一点“姿态”。 我请妹妹转告外界：无论我在监狱的条件多么恶劣，无论禁闭的时间或集训的时间多长，我都不会改变政治立场。 当然，这样的会见不会令警方有丝毫的满意。在随后的6个月里，会见又消失了。 2001年1月就职的布什政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对中共政权相当冷淡，这同布什先生在竞选期间的对华批评态度是前后一致的。布什政府很快宣布放弃克林顿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炮制的虚幻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政府对布什政府的冷淡态度感到不安，它试图从两个方面试探有没有可能改变冷却中的中美关系。 一个方面是微笑的试探。2001年3月朱鎔基总理在他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例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和地向美国新政府表示友好。随后，主管外交的副总理钱其琛急切地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但是，微笑的试探似乎成效并不明显。 中共政权历来主张在外交活动中要兼具软、硬两手，以硬为主。它的另一个方面的对美试探就是政治冒险。 2001年4月1日晚上，在例行的“思想教育”活动――囚犯集体收看官方电视新闻时，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出现了：一架中国战斗机和一架美国侦察机相撞，中国战斗机坠毁、飞行员失踪，美国侦察机受伤，被迫降落在海南岛的一个机场。 官方电视新闻结束后，警方立即要求囚犯就中美军用飞机相撞事件进行“讨论”。我心里十分清楚，所谓“讨论”，实际上是想听听我的看法，以便向上级汇报。正如两年前美国飞机误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警方也及时组织了囚犯的“讨论”。 我在“讨论”时明确地说：中美两国军用飞机相撞的地点不是在中国领空，而是在公海上空。美军飞机受伤后被迫降落在中国机场，并不是蓄意侵入中国领空和领土。我希望中美两国政府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稳妥处理这一事件。 我的这种看法同中国政府的实际意图相去甚远。中国政府恰恰是要利用撞机事件，在国内鼓动新一轮的反美情绪，以此向刚刚执政的布什政府施加外交压力。施压的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为了解决撞机问题本身，而是试图阻止布什政府采取不利于中共政权的对华政策。 布什政府对撞机事件的处理同两年前克林顿政府对中国使馆被炸事件的处理不大相同，布什政府没有作出太多的让步，中美关系继续处于冷淡之中。中共政权的冒险性的试探也没有取得明显成效。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新的台湾政策又刺激了中共。 2001年4月24日，布什政府宣布：增加对台湾的军备销售。布什总统本人当天表示：美国将竭力全力协助台湾的防御。这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历届美国总统最明确、最强硬的表态。中国政府对布什政府新的对台政策提出了强烈的反对。 中国政府长期宣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其实，台湾问题更多地是中共政权的一张“外交牌”。当中共政权认为有必要改善中美关系以获取更多的好处时，它就有意地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气氛。当中共政权认为有必要压迫美国作出更多的其它方面的让步时，它就有意地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气氛。例如，1993年以前中共政权需要美国政府对华友好，因此中共的对台政策在一个长时间内是温和的。1993年以后中共政权试图迫使左倾的、软弱的克林顿政府在对华事务中作出重大让步，于是逐渐增加对台湾的压力，这种压力在1995年夏季至1996年初的三次大规模对台军事演习中达到了高峰。当克林顿政府从1997年开始对中国政府表现了充分的热情之后，中共政权就减小了对台湾的压力。 台湾问题同中国的国计民生距离很远，同中国的国内改革距离很远，同中共领导层的权力分配距离很远，它是一个典型的“外部问题”。正因为台湾问题不是一个重大的、紧迫的内部问题，所以中共政权才能够随心所欲地将台湾问题当成“牌”。 台湾问题不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从长远角度看，中美关系真正的核心是：中国是建设性地加入美国领导的冷战后的新的国际秩序，还是继续同残剩的共产党国家、流氓国家和专制国家站在自由世界的对立面？从现实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而敏感的问题。譬如，人权问题，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问题，公平贸易问题，等等。台湾问题并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台湾政府会宣布台湾独立，也不会有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中国政府会作出全面攻打台湾的决策。因为，维持台湾海峡两岸的分治局面既是两岸大多数人民的现实愿望，也是两岸政府的现实愿望，更是国际主流社会、特别是美国对台湾的现实态度。中共政权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基本事实，但是它狡猾地将一个没有现实紧迫性的台湾问题当成“大牌”，以此迴避中美关系真正的核心，冲淡中美关系中真正重要而敏感的问题。 在2001年4月，中国政府为了表达对布什政府的冷淡的对华政策的不满，需要再次去打“台湾牌”。 我在监狱的“严管队”的苛刻的环境中预感到，在中美撞机事件和美国增加对台军售之后，中国政府有可能在人权问题上搞一点“小动作”，以便强化它对美国的批评姿态。 不出所料。中国政府2001年4月25日公开表示了对布什政府新的对台政策的不满后的第二天，狱警突然把我带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内除了两名熟悉的警官，还有两个陌生人。显然，陌生人是今天的主角。 陌生人自称来自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他们表情严肃地向我宣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项决定：驳回申诉，维持原判。我对这个决定丝毫没有感到奇怪，但是我心里感叹这个决定来得如此“及时”。 根据中国的法律，法院必须在6个月内对申诉作出答复。我的申诉是2000年1月提交的，而法院的答复竟是在2001年4月26日，长达15个月之后！很明显，中国政府选择了一个它认为有利的时刻公开宣布了这个答复。从这个意义上讲，迟到的答复正是及时的答复。中国政府不仅需要同美国打“撞机牌”、“台湾牌”，还需要打“人权牌”。 我对陌生人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如果申诉人对终审法院驳回申诉有异议，可以向终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再次提出申诉。我完全不同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的决定，所以我准备向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再次提出无罪申诉。 然而，中共政权不可能让我向它的最高法院提出挑战。警方先是拒绝我同律师联系，并扣押我给律师的委托书。而后又拒绝律师提出的同我见面，以便商议再次申诉的要求。总之，直到我离开监狱，我的第二次申诉始终被非法阻挠。这从一个侧面发映出中共政权对我的判决在它自己的法律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随着2001年夏天的到来，冷却了的中美关系在悄悄地回温。 2001年5月美国政府表示：美国不打算影响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投票。而在2000年底，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出一项决议，鉴于中国人权记录恶劣，不赞成给予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权利。2000年底，英国下院外交委员会也作出过类似的决议。几个月后美国新政府的表态，是一根对华友好的胡萝卜。 2001年7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动给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他不仅祝贺美国国庆（7月4日），而且祝贺布什总统的生日（7月5日）。这似乎是没有先例的。 几天之后，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利用一次国际会议的机会在越南举行了会谈。鲍威尔答应7月下旬访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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