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 为什么短短半年之内，中美关系经历了由冷淡到回温的过程？
第一个原因，美国商界的对华利益集团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总的来说，共和党同大公司的关系比民主党同大公司的关系更密切。美国商界的上层强烈希望布什政府不要改变对华政策。 第二个原因是重新浮现的对美国和俄罗斯战略竞争的担心。布什总统2001年6月宣布美国将退出1972年签署的《美苏反弹道导弹条约》。作为一个前克格勃特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狡猾地表示俄罗斯有可能考虑重新启动同美国的核竞争。实际上，普京的这一表示只不过是一种无力的讹诈，它的目的是阻挠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进一步取得战略优势，而不是真的要同美国展开新一轮核军备竞赛。俄罗斯破败的经济、衰退的军事力量、混乱的社会局面，根本没有实力同美国展开核竞争。而普京作为一个侥幸成为俄罗斯总统的小人物，他更关心总统宝座，而不是更关心俄罗斯的核弹头数目。但是美国政府似乎过分认真地看待了普京的无力的讹诈。狡黠的中共政权察觉出美国政府这种过份认真的态度，于是公开表态支持普京的讹诈。这就制造出一种假象：仿佛俄罗斯同中国有可能在核战略上结成联盟以抗衡美国。其实，中国在世界核俱乐部中仅仅是一个能力十分有限的配角，俄罗斯并不重视中国的核姿态。中国支持普京的讹诈的真实原因，是诱使布什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作出让步。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似乎同样过份认真地看待了中共政权对俄罗斯核声明的虚假支持。这对美国政府升高对华温度发生了作用。事实上，半年之后美国真的退出了《反导条约》时，俄罗斯的反应轻声细气，中国则根本没有反应。 第三个原因是，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美国政界、媒体、知识界在对华问题上的左派倾向越来越强烈。这种左派倾向逐渐在对华事务中成为主流，它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新的布什政府不得不注意旧的左派声音。 尽管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得已有所回温，但是不可能恢复到克林顿政府的高温。因为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两个基本点同中共政权的基本利益对立：其一，布什政府决心在全世界推广自由的价值体系和民主制度；其二，布什政府决心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强有力的冷战后的新的国际秩序。 实际上，在对华政策回温的同时，布什政府已经考虑将全球战略重点由欧洲转向东亚。2001年9月前布什政府宣称：未来对美国和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地区是东亚。这一新的战略判断和拟议中的新的战略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冷战的结束和欧洲的逐步稳定，使得不再需要将欧洲继续视为主要的战略重点。而共产党中国的迅速崛起，北朝鲜的核野心与流氓行径，中国同台湾、中国同美国、中国同日本的潜在对峙，北朝鲜同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潜在冲突，使得东亚地区当之无愧地成为新的全球战略重点。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盛行着和平主义，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战略思维。布什政府考虑将战略重点转向东亚，是美国战略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可惜，历史进程的意外事件，中断了这个正确的全球性的战略抉择。 2001年7月12日上午，突然整个监狱响彻了凄厉的警报声。着装格外严整的狱警要求所有囚犯必须端正地坐在小凳子上，不许说话，不许张望四周，不许做任何事情。这时警戒监狱的武警士兵头戴钢盔，身穿迷彩服，全副武装，手持冲锋枪，站在了每个牢房的铁门外。这是为什么？难道有人越狱？有人暴动？有人劫狱？我平静地注视着眼前这幕虚张声势的滑稽戏。我心里明白，明天，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将投票决定由哪个城市主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北京是申办城市之一。实际上，没有任何囚犯对北京申办奥运会表示过异议。这场小题大做的监狱演习主要是想提醒我这个政治犯：不要试图在申办奥运会最敏感的日子采取异常行动！ 第二天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的投票同样是滑稽的。仅仅在第二轮，压倒多数的奥委会委员就将手中的票投给了北京。看来，有必要在国际奥委会中组建一个中共的党支部，以便使这个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诟病的机构能够更好地为中共政权服务。而年迈的迷恋权力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完全有资格充当中共党支部的书记！ 我希望中国有机会举办奥运会，但不是现在举办，而是在民主变革之后举办。如果现在举办，那是对专制制度的鼓励，是对反人类主流文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鼓励，是对狭隘民族主义的鼓励。上个世纪30年代，国际奥委会曾经决定由纳粹德国举办一届奥运会，那次“柏林奥运会”成为掀起法西斯狂热的大舞台。十分可能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成为衰败的共产主义的兴奋剂。 申办奥运会成功引发的盲目热情似乎加剧了夏日的监狱的燥热。“严管队”位于监狱的一个不通风的阴暗角落，它的额外的高大水泥墙挡住了几乎全部的新鲜空气。被命令枯坐在牢房的小凳子上的“严管犯”，仿佛置身于空气凝滞、闷热无比的蒸笼。他们的额头终日布满汗珠，衬衫终日被汗水浸透，甚至裤腰也终日湿漉漉的。夜晚热得难以入睡，早上每个人的床单上都留下了长长的汗渍。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很容易发生人生的悲剧，也很容易制造人生的悲剧。 2001年8月初的一个清晨，在起床命令灌进耳际之前，我已经热醒了。我看见对面的床上坐着一个头发全白的熟悉的老人。他是我所在牢房最年长的囚犯，已经66岁。此时他面色灰白，无力地背倚着水泥墙，艰难地喘息着。我轻声问道：“老梁，你为什么不睡觉？病了吗？”他断断续续地说：“昨天夜里的感觉特别不好，头昏、胸闷、心跳加快，根本睡不着。” 老梁的案件是中国全面腐败的一个缩影。 1994年以前，老梁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运输销售局局长。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前身是中国政府的石油部，它是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和官商之一，仍然拥有正部级的地位，当时掌管着中国绝大部分的油田、气田和许多炼油厂。而老梁担任的运输销售局局长，正是这个庞大公司的关键职务。 在中国，庞大的官办公司和炙手可热的关键职务可以很方便地成为滋生腐败的泥潭。1993年的一天，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给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相当于部长）写了一张条子，内称：我的家乡所在的县是贫困地区，请你给这个县特批一些优惠价格的石油产品，以便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在中国，各种级别的领导人的各式各样的“条子”，往往是腐败的通行证。中国的各级官员对各种“条子”有着超常的敏感，因为“条子”同更高的掌权者相连，同更大的升迁前景相连，同更多的灰色收入相连。而且，无数的秘书、领导人的亲属、钻营者围绕着“条子”蠢蠢欲动。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立刻指示副总经理（相当于副部长）解决“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要求。那位副总经理责成主管官员老梁操办此事。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以每吨低于市场价200元人民币的优惠价格，向那个贫困县出售了两万吨柴油，总差价高达400万元人民币。事情办成之后，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的秘书找到老梁，交给他10万元人民币，“表示感谢”。 然而，这批优惠价格的柴油并没有拿去支援那个贫困县的经济发展，而是被那个县的官员伙同其他人按市场价格在外地出售，获得的几百万元人民币的盈利被这些人挥霍、挪用、贿赂、贪污。由于分赃不均，爆发了内讧，有人报复性地向司法机关举报了其中的黑幕。其实，这出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贿赂和贪污的诡计。设计者的目的就是利用高层的政治影响和官办公司的价格优惠，大肆谋取灰色收入。中国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种灰色收入基础上的。这只是千百个典型案例中的一个。 1994年的一天，当老梁风光地从国外访问归来走下飞机后，他没有能够踏进他的那辆由国有公司配备的带司机的豪华进口“凌志”轿车，而是被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警车载走了。 老梁被关进了北京的秦城监狱。这个监狱主要是关押共产党内犯了严重错误或犯了罪的高级官员。老梁是上海人，当时秦城监狱还有他的一位上海老乡，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四人帮”的一员、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那位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的秘书，一度也被拘捕，但是他在上层“神通广大”，不久即被释放了。老梁却没有他那么幸运。老梁以“受贿罪”被判处了10年徒刑。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都安然无恙。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共的遮遮掩掩的“反腐败”的一大特点：舍车马，保将帅。 中国自90年代以来，有一种广泛存在的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59岁现象”：很多官员在60岁退休之前，拼命搞腐败。因为他们能够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时间不多了。老梁曾经苦涩地悄悄对我说：他就是59岁被抓的！ 然而，腐败不一定在59岁之后嘎然而止，甚至监狱的高墙和电网也阻挡不住腐败的滔滔洪流。腐败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规则，成为一种民族风格。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是妨碍中国进步的癌症。 老梁被判刑后，他对中共政权来说就毫无价值了。他从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秦城监狱转入一座普通监狱――北京市监狱。这座监狱的负责人得知老梁在官场和商界还有不少“关系”可资利用，于是同老梁达成了一项交易：老梁为监狱的囚犯劳动联系生产项目，监狱则为老梁提供特殊的生活条件并尽快安排老梁“保外就医”。 随后，老梁离开了正规的牢房，搬进了监狱内一个30多平方米的供他一个人居住的大房间。老梁也不必再吃囚犯的饮食，而是到狱警的专用餐厅就餐。这种特殊待遇在世界各国监狱或许并不多见。于是老梁努力地通过电话、信件、会见为监狱的囚犯劳动联系生产项目。 又过了一段时间，监狱给了老梁更大的奖赏：批准他“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在中国的监狱往往是腐败的礼物。通常只有那些同警方或政府有特殊关系的犯人，才可能获准“保外就医”。这类“特殊关系”既可以是权力上的，也可以是金钱上的，或者二者兼具。那些真正身患重病而没有权力背景或金钱背景的囚犯，则很难得到“保外就医”。老梁能够为监狱增加盈利，当然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 得到了“保外就医”的老梁，感恩地在全国各地频繁地活动，积极地为监狱的囚犯劳动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项目。但是，正如中国的一部古典浪漫主义小说《红楼梦》所言：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北京市监狱的现代浪漫主义的筵席终于散了。2000年上半年，有人向中国领导层揭发：北京市监狱的若干负责人和狱警，大量贪污囚犯劳动的盈利，数额在几十万元人民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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