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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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极其腐败的北京市监狱，就是我在第九章中描述的那个法西斯式的“全国文明监狱”。实际上，利用囚犯劳动的盈利中饱私囊的情况在中国监狱比比皆是。这是警方竭力推动囚犯劳动的重要动力。
老梁因此被取消“保外就医”，押回监狱进行审查。为了防止他同北京市监狱的腐败警官订立攻守同盟，2000年8月他被转送到我所在的北京市良乡监狱。他先进禁闭室，而后进“严管队”。 老梁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糖尿病，然而奇怪的是，在北京市良乡监狱的一年间，狱方始终不给他进行认真的检查和治疗。也许，警方认为，他不但没有了政治价值，而且没有了经济价值，所以不值得为这个无用的老头花费太多的医疗费用。也许，警方认为，这个老头知道太多的上层的腐败秘密和监狱腐败的黑幕，如果他能尽快地病死，倒是一条有效的保密途径。总之，不管警方出于何种动机，此刻的老梁已经危在旦夕：起床后，他几乎没有力气坐在小登上，他瘫软在水泥地上，大口地喘气。 我凝视着这个瘦弱的矮小的老人。他是中共的腐败制度的牺牲品，但是他也应该享有保障生命的最低限度的人权。我劝说他立即告知狱方，要求住院治疗。他痛楚地摇摇头，无奈地回答：“我已经提过很多次这样的要求，他们不同意。” 我坚定地对他讲：无论狱方同意与否，你现在都应该再次提出要求，并且要向狱方指出，如果因为治疗不及时出现生命危险，必须由狱方承担责任。 我知道，电子监视器前的狱警清晰地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并看到了现场，我也知道，狱方安排监视我的某些囚犯会及时将我们的谈话内容向警察报告。但是今天我希望他们这样做，因为这将有可能拯救老梁的生命。 几个小时后，狱方命令几个犯人，用一辆装垃圾的两个轮子的暗旧的铁皮手推车，载上老梁走向简陋的监狱医院。但是老梁再也没有回来，当天夜里，他就死去了。 老梁曾经告诉我：他的唯一的儿子80年代从中国的清华大学毕业，现在是美国公民。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儿子，是否知道父亲案件的真相和死亡的真相。老梁还告诉过我：他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在中国。我也不知道，这对双胞胎姐妹有没有勇气要求调查父亲猝死的原因。 中国有句俗话：祸不单行。 老梁死后仅仅几天，“严管队”附近监狱外墙的一盏警戒灯突然熄灭了。这对警备森严的监狱来说是一件“大事”：说不定囚犯中的某个身手不凡的超人能够借助灯光的消失翻过5米高的水泥墙和一米高的电网。于是狱方在白天派了工人前来检修线路。 在夏日的骄阳下，我们看到一个工人登上了高高的梯子的顶端，试图更换警戒灯的灯泡。令人痛心的是，这盏警戒灯的线路同电网的线路直接相连，而电网每天24小时都充溢着高压电流。不远处的我们看到这位工人的身躯僵硬地抖动了一下，然后便直挺挺地从梯子的顶端落到地上，发出肉体撞击地面的沉重的声响。他触电了，并且很快地死去。目睹了这个瞬间的悲剧，我们都表情凝重，难以言语。 这个死者不是囚犯，他是自由人。在中国的监狱，囚犯发生工伤事故或意外事故的更多。囚犯中流行的一句话是：犯人的命不值钱。 短短的几天里在我们身边接连死去两个人，这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监狱环境的险恶，更深切地感受到“严管队”的危难。我仍旧保持着充分的冷静，因为我很清楚，中共政权力图制服我的手段已经黔驴技穷。 但是，监狱外的历史进程发生了突变。 北京时间2001年9月12日上午，狱警中出现了异常的气氛。牢房外除了偶尔有一名狱警巡视犯人，其他狱警都长时间地聚集在一间可以观看电视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房门紧闭，进出那里的狱警的脸上都挂着神秘而惊喜的微笑。囚犯是敏感的：大批狱警在上班时间收看电视的先例是极其罕见的，一定是有重大新闻。 晚上7点钟，在囚犯集体收看官方新闻时，屏幕上重播了两架飞机先后撞进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另一架飞机倒在华盛顿的五角大楼旁边，第四架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土地上。 美国付出了死亡3000多公民的惨重代价。 恐怖主义并不是“9•11”事件的新生儿。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恐怖主义就作出过令人震惊的表演。不过在冷战的高峰时期，世界舞台的主要节目是自由国家同共产主义国家的对峙，恐怖主义只是舞台的一角的杂耍。冷战结束后，西方弥漫着和平主义，恐怖主义和支持恐怖主义的流氓国家乘机壮大。1998年夏天，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两座使馆发生恐怖主义性质的大爆炸，死伤了几百人。这是国际恐怖主义迅速发展、日益猖獗的明确信号。但是，克林顿政府并没有认真领会这个危险信号的严峻意义，更没有对恐怖主义采取有力的打击措施。他仅仅对使馆爆炸的嫌疑犯――本•拉登藏身的阿富汗和有可能支持过恐怖主义的伊拉克进行了短时间的象征性的轰炸。毫无疑问，国际恐怖主义不会因为几颗巡航导弹而消声匿迹。从某种意义上讲，更为严重的“9•11”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是冷战结束10年来西方和平主义的苦果。 我一边看着电视屏幕，一边想：美国政府很快就会将反对恐怖主义作为首要的对外政策。 不仅很多中国的警察为“9•11”事件感到惊喜，据我后来得知，很多中国的保守官员和有民族主义狂热的人也为“9•11”事件感到惊喜。他们认为：“9•11”袭击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霸权主义，迫使美国将主要的矛头指向恐怖主义，而不能集中力量同共产主义中国较量，这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天赐良机。 我所在牢房的一个囚犯对“9•11”事件的评论也许可以作为中国官方内心看法的一个注解。这个囚犯当时差不多50岁，是共产党员，当过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后来在政府机关中成为一个低层官员。他没有忘记及时用党给他的一点权力贪污受贿，所以被判处了11年徒刑。他不是“严管犯”，而是因为得到狱方的信任，被派到“严管队”协助狱警监视“严管犯”。看来，他在监狱中仍然“为党工作”。“9•11”事件后，他先后几次在牢房里自言自语，大意是：“9•11”对美国来说是咎由自取，这表明世界上有不少勇敢的人反对美国的狂妄。这件事对中国有利，因为美国今后大概不敢对中国指手划脚了。美国在“9•11”死了一些人，这没什么了不得，美国在“海湾战争”时不是也炸死过不少伊拉克人吗？假如说“9•11”是恐怖主义，美国轰炸伊拉克也是恐怖主义。等等。这种政治性的自言自语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中国监狱禁止犯人私下谈论政治话题，更不允许任何犯人在“严管队”随意发表政治见解。我想，也许是警方授意这个共产党员，向我传播一点对“9•11”事件的“正确认识”。 当然，我不会过分关注某个“特殊囚犯”的自言自语，但是我必须关心新的国际形势对中国的重大影响。 “9•11”事件的突然发生，将使美国推迟实施将全球战略重点转向东亚的设想。为了换取中共政权对反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美国政府将奉行温和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将不会对中共政权施加太大的压力。推迟将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和减缓人权压力，将十分不利于中国的制度转型和世界的自由化。因为，只有当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以足够的力量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与和平外交时，中国才有可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世界的自由化才有可能取得最重大的进展。这或许可以解释成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个代价付到多高是恰当的？这个代价什么时候结束？ 2001年是真正的跨世纪的第一年。本来，美国有能力为最终结束共产主义作出更积极的努力。现在，美国却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那些证件可疑、身上携带秘密炸弹、行踪不定的神奇人物。这是恐怖主义对世界历史的戏弄。 然而，我坚信打击恐怖主义不会是一个无限期的过程。说到底，恐怖分子不过是一群凶狠的刑事罪犯。现代国家强大的军事手段和警察力量完全有能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抑制住恐怖主义。 (第十二章 跨世纪 全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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