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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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审人员故意不紧不慢地对我说：“你是懂得中国法律的，你大概知道拘传的最长时间是12个小时。在今天早上8点之前，如果你愿意同我们有一定的合作，我们可以不再采取其它强制措施；如果你继续拒绝合作，我们就不得不改换其它强制措施。你还有几个小时的选择余地”。
这番话同4年前的威胁语调极其相似，我无法从中感受到新鲜的刺激，我只是告诉秘密警察：“如果你们要改换其它强制措施，应该在法定时间内向我宣布”。随后我就拒绝回答问题。 审讯无法进行下去。最后，那个女孩子不无拘谨地将审讯记录递过来，轻声说：“签字吧”。我坦率地告诉她：“我不承认安全机关剥夺我人身自由的合法性，所以我不能在审讯记录上签字”。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少女的委屈。我相信在她年轻的心灵深处还保留着天真和人性。我礼貌地向她解释：我拒绝签字，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是针对安全机关对我的非法强制措施，请你谅解。 主审的秘密警察提醒我，在全国13亿人口中，以你这种方式同我们谈话的人可能没有第二个。我们审问过的持不同政见者不算少，拒绝在审问记录上签字的也可能只有你一个。 安全机关在中国是傲慢而神秘的，因为它们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无数的秘密。它们为我的蔑视和漫不经心感到苦恼。当然，我不会理睬这种苦恼。 于是，审讯室的房门重新打开，十几名军人重新将我护卫到我的房间。 我回到“洞房”后，立刻准备睡觉。单人床的上方的屋顶上有一盏耀眼的灯，卫生间内和房门内侧过道上也各有一盏耀眼的灯，在3盏灯的交相辉映下，一个正常的人实在难以入睡。尽管我过去住过的所有牢房里夜晚都是开着灯，但是那些牢房的灯光远不如这个房间的灯光明亮。更为新奇的是，我刚刚躺下，一名军人就俯向我的耳边，告知：“请你把双手放在被子外面”。我对这一过于谨慎的要求颇感困惑：难道害怕我在被子里偷偷用一只手掐断另一只手腕上的动脉？ 当我睡觉时，三名军人中的两个一左一右地站在我的枕侧，另一个站在小床的正前方，三双眼睛依然直视着我。军人们每隔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所以每隔两个小时我都会听到开门声和门旁警报器的“嘟嘟”声。值班军官每隔一段时间就到我的房间巡视一次。在这种“军事环境”中，连贯的睡眠不太可能。 就在我半睡半醒的时候，一位军官领着一名秘密警察再次找我。我猜想，也许是早上8点钟了，因为这是“拘传”的最后期限。我没有“合作”的表示，只能听候“改换强制措施”了。 还是在几个小时前的审讯室，安全机关向我宣布：方觉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对其实行监视居住。 我平淡地告诉秘密警察，按照中国的法律，“监视居住”应该在当事人的住所进行，而且应当由公安机关实施。所以，我要求立刻返回住所，我不应该处于军队的看押之下。 秘密警察答复说：你在什么地方监视居住，由谁实施监视居住，并不是我们有权决定的，这是更高的领导机关的决定，所以我们无法满足你刚才提出的要求。 我又以调侃的口吻对秘密警察说：按照中国的法律，“监视居住”期间经有关机构批准，可以同外界进行适当的联系。我现在要求打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打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北京的记者，因为他们原来约定今天(2002年11月5日)下午对我进行电视采访，所以我需要通知他们推迟采访。另一个电话打给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人权官员，因为我们原来约定明天(2002年11月6日)通过电话确认会面时间，所以我需要通知他推迟见面。 秘密警察表示：将把这两件要求向上级报告。 当然，秘密警察的上级不会有回音。 按照中国的法律，“监视居住”的最长时间是6个月。我完全清楚自己面临的形势：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将力图做成两笔交易。同我进行政治交易，迫使我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共政权采取合作态度；同美国政府进行外交交易，如果中国政府温和地处理方觉，美国将给予什么回报？ 随着中共“16大”的临近，第3代领导人即将淡出政治舞台。不无远见的安全机关正在思索：一个同主流社会保持着广泛联系，同未来的第5代领导人有过友谊的持不同政见者，会不会在今后的某个时候成为主要的政治竞争者？怎样才能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 中共第4代领导人即将出台，需要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如果“16大”之后在处理某几个持不同政见者时表现出温和的姿态，既有助于博得国际社会对新领导人的好感，又有助于换取西方新的让步，何乐而不为？ 当然，如果西方出价太低，中国政府就将严厉处罚包括我在内的异议人士，让西方在醒悟之后再出高价。最现实的一个价码，就是规劝美国政府最好不要在2003年春天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再次提出批评中国的议案。 中共政权不仅在玩弄“人权外交”方面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而且在玩弄“未来政治”方面也达到了老谋深算的水准。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16大”的前夕被关进中国军队的秘密监狱的两个基本原因。 中共的政治是杰出的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存在着彻底的互不信任和充分的阴谋气氛。中共的领导层并不十分信赖自己的安全机关，因为这个机关喜欢滥用权力，相当腐败，同国外有着复杂的种种联系。中共的领导层更信赖它们的封闭而听话的军队，所以将我置于军队的直接看护之下。 我每天只能坐在小床上，没有人同我说话，不能看报，不能看书，不能看电视新闻，不能写字，不能做任何事情。多重的窗帘永远不会打开，房门紧锁，士兵们每时每刻在床前站岗。不仅室内毫无声息，室外也悄无声音。这座军队管辖的特殊监狱显然很少关押犯人，它是一个隐秘的“备用品”，专门应付“特别来宾”。 在这种毫无人身自由、毫无隐私、毫无声响和完全无事可做的氛围中，一个神经脆弱的人，很可能精神失常。精神失常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结果，因为这将有助于安全机关打开审讯的缺口，诱逼精神失常者做出政治上的妥协，或者放弃政治追求。据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在军队的这种过于严密的看押下，最终精神崩溃。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神经系统还算健全，镇定地过着千篇一律的没有生命力的生活。 秘密警察频繁地提审了我16次。他们先是让我“全面谈谈2002年7月22日离开监狱后的3个多月有哪些政治活动”，后是让我“谈谈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认识”。我淡然地告诉他们：政治问题不应该在监狱中谈，更不应该在军队的秘密监狱中谈。秘密警察不止一次地威胁要对我再次判刑。我认为这种施压手法滑稽可笑。安全机关或许希望我再次服刑，因为上一次的4年徒刑为时过短，丝毫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是否对我判刑并不取决于安全机关，而是取决于中国的高级领导层。高级领导层需要慎重地判断：判刑有利于解决这个未来的政治竞争者，还是不判刑更有利于解决？判刑有利于同西方打“人权牌”，还是不判刑更有利于打“人权牌”？把我放在军队的“宾馆”里，恰恰说明了高级领导层并不是对安全机关一切言听计从。 我再次被捕的2002年11月4日的晚上，我的妹妹恰巧有事给我的住所打电话。我的住所有两部电话，都没有人接，甚至也没有保姆的声音。我的妹妹又同我的手机联络，同样毫无反应。她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迹象。她立刻给我所熟悉的几位西方国家驻北京的记者打电话，询问我的去向。第二天正好是中国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法新社记者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问：听说持不同政见者方觉昨天失踪，外交部可否证实这一消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我的妹妹又同公安机关接洽。公安机关的答复是：我们没有抓方觉。这个答复是高度艺术的：公安机关的确没有抓捕我，我也的确没有关押在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至于其它部门是否抓捕或关押我，无可奉告。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也同中国政府交涉，希望中国政府说明我目前的真实处境。中国政府一直拖延答复。在拖延答复的这段时间里，秘密警察抓紧提审我，力图取得政治上的收获。但是，它们从我这里一无所获。大约在2002年12月9日，中国政府不得不向美国政府证实：中方认为有必要将方觉“控制”起来。 令人奇怪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向美国政府说明，已经对我实行了“拘传”和“监视居住”。也许，中国政府认为这两项强制措施不太站得住脚，或者它们感到这两项强制措施不利于打“人权牌”。但是，“控制”一词的范围过于宽泛，含义过于模糊，使美方不得要领。中方始终拒绝告诉美方：怎样“控制”我，将我“控制”在什么地方，准备“控制”我多久。 2002年的最后一个月，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北京举行了新一轮的人权对话。我的案例成为这次人权对话的一项内容。 2003年1月16日的下午，一位军官走进我的房间，简短地说；“请你穿好衣服”。我穿上西装后，军官命令士兵给我拿来皮鞋和大衣。我穿上皮鞋后，士兵再次将大衣盖在我的头上。我知道，这是外出的信号。我不得不再次冒充顶着“盖头”的新娘。 两名士兵搀扶着蒙住双眼的我跨进轿车，然后一左一右地坐在我的身旁并牢牢地拉住我的胳膊。军官坐在前排。从军人们的谈话中听得出来，还有一辆车跟在我所坐的轿车后面。看来，军队对我的人身安全负全部责任，它甚至不需要安全机关押送我外出。 外出去哪里？显然不像是送我回家，因为中共政权不大可能再次“放虎归山”。我猜想，很可能是要送我去参加一场特殊的谈判，而这场谈判不适宜在军队的秘密监狱举行。 我的猜测大体正确。当轿车停下时，我又看到了警察机关的熟悉的建筑。 三位军人把我送进一个房间，然后忠实地守候在门外。室内坐着两名秘密警察和我的妹妹。显然，有关机构不希望我的亲属知道我关押在哪里，所以特地将我送到此处。 妹妹告诉我：中国政府已经同意美国政府的建议，允许我以“治病”名义前往美国。美国大使馆希望知道我对这项安排的态度。中国政府并且表示，如果我拒绝赴美，将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我长期监禁。 我平静地听着妹妹的陈述。美中两国政府的这项安排并没有出乎我的预料。我从进入军队的秘密监狱的第一天起，就判断我的前途只有两个：被判重刑；或者，被迫前往美国。我并不害怕长期监禁，但是我并不想以坐牢时间的漫长作为主要的政治资本，以此博取人们传统的怜悯。中国的现代政治需要更积极的民主行动和更有力的国际支持。如果我去了美国，还有可能在促进国内主流社会和国际主流社会关心中国的民主变革上作一点实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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