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当萨达姆政权这只烂苹果理所当然地从树上跌落下来以后，人们有理由注意仍然挂在树上的其它的烂苹果。 共产主义北朝鲜声称它拥有了几件核武器，并且随时准备投向任何敌人。长期以来，这个吃不饱饭的极权国家不但认真地开发着导弹技术，而且积极地向流氓国家和独裁国家推销导弹技术。这个政权对人民的态度可以使暴虐一词增添许多新内容。如果考虑到北朝鲜位于潜存着多重冲突的东亚地区的敏感前沿，问题的爆炸性就更为明显。毫无疑问，北朝鲜的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和丑恶统治绝不亚于伊拉克。 但是，当前美国政府对北朝鲜的主导政策是力争以外交手段解决危机。2003年4月在北京举行了美国、北朝鲜、中国的三方会谈，毫无成果。2003年8月又在北京举行了美国、北朝鲜、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的六方会谈，同样毫无成果。没有迹象显示未来的六方会谈将会取得实质性的收获。如果回顾一下1990年至2003年国际社会同伊拉克前政权长达13年的无效谈判。人们完全可以对北朝鲜危机的多边谈判的最终前景表示怀疑。 有人说，消除北朝鲜的核野心符合中共政权的利益，所以应该支持中国充当解决北朝鲜问题的谈判枢纽。这是一种天真的判断。中国是北朝鲜主要的经济援助者和军事援助者，因为中国充分认识到北朝鲜作为抗衡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前哨的战略价值。一个拥有核力量的共产主义北朝鲜，有利于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地位。所以，中共政权并不急于消除北朝鲜危机，因为危机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压力，迫使美国不得不寻求中国的帮助，不得不向中国作出其它方面（譬如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的让步。 我一向认为，共产主义大国的转型，不仅需要国内的民主变革，而且需要改变它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存在。因为大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存在，对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权实力具有重大作用。前苏联的转型不仅是由于它的公开性与民主化，而且是由于它停止了同西方的冷战，放弃了对东欧的战略支配。一个热衷于挥舞洲际导弹、倾心于扩充势力范围的苏联，不大可能实行转型。所以，如果要推动中国转型，就必须促进中国停止同民主国家的战略抗衡。解决北朝鲜问题，有必要同改变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存在联系起来考虑。 不仅北朝鲜的共产主义苹果彻底腐烂，中国的共产主义苹果也出现了新的病变。2003年春天，萨斯（SARS）在中国蔓延，并且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一些预言家猜测：中国的萨斯病可能像1986年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Chernobyl Nuclear Disaster） ，促使中国新的领导人开放新闻自由和政治改革。这是一个缺乏政治洞察力的比较。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前，戈尔巴乔夫就已经着手政治改革，他只是利用核事故加快政治改革步伐。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在萨斯病之前根本没有考虑政治改革，他们只是将萨斯病当成意外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处理。中国的共产主义统治具有严密的控制系统和顽强的承受能力，不大可能由于天灾人祸而改弦更张。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但是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变革。萨斯危机中死去的几百人，不足以促使中国的领导层在政治上幡然悔悟。 中国共产主义苹果上的新病变不仅存在于萨斯领域。第四代领导人执政后，中国的人权状况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出现倒退：更多的在互联网（Internet）上发表政治看法的公民被抓捕，工人抗议的领导者被判刑，非官方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活动被取缔，等等，等等。这同某些人讨好地虚构的“中国新政”似乎不够协调。 就在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处于黯淡之中、政治改革依然遥遥无期时，设在美国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在2003年5月宣布评选我为“2002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2002 Distinguished Person for Advancing Democracy in China）”之一。这或许是鼓励我不要参加“中国新政”的赞美小合唱。 从2003年下半年起，美国政府似乎也想部分地退出对“中国新政”的颂扬。因为尽管美国政府没有在2003年春天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的议案，但是中国的人权记录却在恶化，这是对美国的愚弄。 2003年7月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中国在2002年12月中美两国政府人权对话时承诺在一些人权问题上取得进展，至今尚未兑现。 2003年9月12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中国的新政府没有明确显示改善人权状况的决心。中国今年在人权方面有所倒退，严重妨碍了美中关系的加强。 2003年10月2日，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了它的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的年度报告。这份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本委员会认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人权状况总体上没有改善。这份报告引用了我2003年7月1日在美国撰写的一篇研究报告对中国新领导层的某些分析。 事实上，在美国政界，对华政策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不仅克林顿政府时期如此，目前的布什政府时期同样如此。 2003年10月的下半月，我在华盛顿分别会见了两位在对华问题上长期持不同见解的国会议员。事后我将两次谈话的要点整理成备忘录： 显然，我希望美国政界能够正确评估中国新的领导层，正确评估中国的政治前景，正确评估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 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感恩节（Thanksgiving）可能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吃火鸡是这个节日的主要特色。2003年的感恩节，我给中国政府送去了一只不一定可口的“火鸡”。 2003年11月27日上午， 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在华盛顿对我进行了约一小时的电视采访，主题是评价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执政一年来的情况。恰好中国的新总理温家宝将于2003年12月访问美国，并且预定要去哈佛大学演讲。这次采访通过电视和广播对中国观众和听众同步直播。在采访过程中，我还同十几位主动给美国之音演播室打电话的中国听众进行了交谈。这些听众中有右派，也有左派，有厌恶共产党的，也有同情共产党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公众当前的政治意向。 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圣诞节（Christmas）快到了。圣诞节通常是休息时期的开始。 当我准备为这本回忆录划上句号时，深感未来中国的转型很可能难产。一方面，这个婴儿必须出生，不可能永远留在母体中。另一方面，这个婴儿的胎位不正，这位母亲的生育条件也不好。为什么中国的转型将会难产？怎么才能得到这个宝贵的婴儿？我用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另一篇研究报告作出未必全面的回答： (第十六章 中国转型的难产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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