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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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分钟后，五名警官鱼贯进入我的住所。他们明确地说：“奉上级指示，今天上午你不能出门”。我平静地反问他们：“这种指示有没有法律依据”？他们无法正面回答，于是说：“我们必须执行上级的指示”。我冷静地告诉他们：“如果这种指示没有法律依据，我现在就要出门赴约，请你们离开我的住所”。他们更明确地对我讲：“你现在不能去会见美国使馆的人”。我也更明确地告诉他们：“中国的合法公民会见外国的合法外交官，警方无权干涉”。我准备走出房门。他们的负责人无奈地对我说：“如果你能够接受我们的意见，事情可以平稳了结；如果你坚持不接受我们的意见，结局将对你不利”。我完全听懂了他的这番话的威胁意味。但是我决心不开创这样一个先例：警察有权阻止我同西方外交官直接接触。我再次表示拒绝警方的要求。这位负责人拿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传唤证”。所谓“传唤”，是中国警方的一种强制措施，即将被传唤人强行带至警察机关讯问。可笑的是，这张“传唤证”同四年前的“拘留证”和“逮捕证”一样，只有我的名字，没有传唤理由。我向警官们指出：这张“传唤证”不合法，因为没有传唤理由。他们并不回答问题，只是说：“请你跟我们走”。显然，警方在较小的规模上重演着4年前的闹剧。我对他们说：“从礼节角度出发，我应该给美国外交官打一个无法赴约的电话”。当然，警察不会同意这个挖苦性的建议。
于是，我又重新坐上了熟悉的警车，来到了警察机关。几名警官同我进行了“集体交流”。在差不多3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反复追问我今天准备同美国外交官谈什么。我安慰着他们的焦虑心情：以往我同美国外交官的会面，毫无秘密可言，你们的特工监听得清清楚楚。今天的会面同样不会有秘密。 一位警官郑重地对我说：“大多数被释放的持不同政见者，做事相当谨慎，对我们的要求也相当重视。但是你好像同我们没有一点合作精神。你有没有想过再次被判刑的可能”？我认为，讨论这种浅露的恫吓毫无必要，这将使警方产生错觉，仿佛我在认真思考这一威吓。我只是平淡地对他说：我早已习惯了监狱的生活。 中午12:30左右，警方确信上午已经过去，于是宣布我可以回家。 敬业的马克•兰博特先生在约会地点枉然地等候了我很长时间。 值得庆幸的是，第二天上午10点，在同样的地点，我们弥补了前一天被非法阻止的会面。 80年代前期我曾经有过短暂的两年多的婚姻，它的结局是同妻子平静地分手。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家庭矛盾。真正的分手原因是：我们准备走不同的生活道路。这场短暂的婚姻也没有留下后代。此后，我一直过着单身生活。我多次对朋友开玩笑：“大多数人结婚的时间比单身的时间长，而我单身的时间却比结婚的时间长得多”！现在，我的住所门前终日停靠着安全机关的专用车辆，晃动着秘密警察的严峻身影，无论我去什么地方，即使是去商店，身后都有明显的跟踪者，这将使大多数女孩子望而却步。所以，我需要聘请一位保姆，帮助料理生活。 当然，我不宜使用安全机关乐于为我推荐的保姆。他们推荐的保姆或许富有吸引力，但是同时也可能负有双重任务。这是近距离观察我的一举一动的最合适的特工岗位。 10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朋友领着保姆来到了我的住所。她是他经营的一家大型私人餐馆的服务员，来自中国南北交界的安徽省。 从大学时代发起独立的政治活动，我就一直主张，中国的民主力量必须进入主流社会，中国的民主变革才可能成功。当代的中国民主分子不应该成为上个时代躲在延安的窑洞里仇视主流社会的极端分子。民主分子应该争取成为主流社会的前卫。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同变化中的主流社会保持着全面的接触。离开监狱后，我不仅打算继续联系持不同政见者，而且打算继续联系主流人群。 各方面的朋友同我陆续恢复了沟通，他们当中有官员，有商人，有知识分子，也有工人。很多人并不从事政治活动，但是他们对我表达了真诚的关心和赞许，从中我感受到了民主力量的真正的社会基础。我确信，一旦中国打破了专制的坚冰，许多人的选票将不会投给共产党，而有可能投给民主力量。 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的这种改革潜流。 2002年正好是我们大学毕业二十周年。这一年的10月5日和6日，我们北京大学经济系1982年夏季毕业的同学，在北大附近的一家宾馆，举办了两天联谊活动。 二十年在短暂的人生中是很长的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有的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的副部长，有的是成功的商人，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媒体的负责人。不少在国外工作、或者取得了外国国籍的同学，也兴致勃勃地回国参加联谊。在大学时代，我是学生中的活跃的异议人物。现在，尽管我是同学中唯一因政治原因被判过刑的人，大家照样对我表达了热忱的欢迎。这种欢迎并不是因为我已经“痛改前非”，而是因为我继续坚持民主改革的立场。在联谊时的五十多人的座谈会上，我鲜明地发言：二十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却停滞不前。尽管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已经崩溃，周边许多东亚国家也已经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是中国的领导层仍然拒绝民主。我希望，如果再过二十年同学们再次聚会，我们的国家能够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能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畅所欲言。很多同学为我的讲话热情鼓掌。这些中年人的掌声同他们年轻时的掌声十分相似。二十年前当他们还年轻时，愿意接受民主变革；二十年后当他们已经不年轻时，还可以接受民主变革。在共产主义极权统治下，很难要求主流社会的大多数人主动掀起民主浪潮。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主流社会的大多数人能够接受民主变革，他们不准备参加捍卫共产主义制度的“圣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流社会是我们这种民主分子最大的力量来源。 2002年10月，江泽民准备访问美国。这是他长达十年的国家元首生涯中最后一次访美。当然，这次访问同样没有实质性内容。江泽民的用意是为自己在中共“16大”后继续滞留政治舞台争取美国政府的“背书”。在他启程访美的前几天，我和几位异议分子约定会面。会见的地点是我提议的，还是“长城饭店”，因为如此公开的场合可以让秘密警察更加放心。这些异议分子有的是1978－1979年“民主墙”活动的参加者，有的是1989年“6•4”活动的积极分子。也许是我提议的会面时间同江泽民即将访美的时间仅仅相距两天，多疑的安全机关猜测我们有可能想利用一家美国饭店举行干扰江泽民出访的公开聚会，于是它们决心阻止。 2002年10月20日下午大约1：40，我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走出家门，准备前往“长城饭店“参加定于下午2：00的会面。如同我所预料的，住所大门外停着几辆警察机关的车，众多的表情严肃的警察在门前游动。我冷静地径自向大门外走去。警察拦住了我：“方觉，现在请你去公安机关谈话”。我知道，这是9月11日的闹剧的再版。我照例问他们有没有法律手续，他们照例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没有传唤理由的“传唤证”，我照例拒绝在不合法的“传唤证”上签字。 这时另外几名警察去盘问陪同我的朋友。他是1989年“6•4”事件时上海复旦大学主要的活跃学生之一，“6•4”事件后被校方开除学籍。几个月前我离开监狱后，他出于正义感主动同我联系。我告诉警察们：他同今天的事情无关，请你们允许他自行回家。当然，警方不会放过审查任何一个想像中的可疑分子的机会。这位朋友同我一起坐进了警车。 闹剧的后面的情节同9月11日的剧情十分相似。唯一不同的台词是，一位秘密警察的负责人开导我：你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你应该看得清目前的国际形势，现在世界上没有多少人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所以我们不在乎剩下的那么一点国际压力。 秘密警察的谈话往往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坦率得多，真实得多，深刻得多。这位秘密警察无情地指出了这个基本事实：2001年“9•11”事件之后，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正在下降。但是，他所站的立场是错误的：把这种下降理解为中共政权可以为所欲为。 如果说全球反恐怖主义斗争的主要组织者——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注意力有所分散的话，那么西欧各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冷漠就有些令人费解了。实际上，西欧对美国反对恐怖主义的方式和做法大有微词，而且这类微词越来越多，很难把西欧政府不太关心中国人权问题解释成出于鼓励中国政府反对恐怖主义的需要。真正的原因是：西欧政府过分看重本国企业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同时，西欧政府深受几十年来亲中国共产主义的左派意识形态和左派政策传统的束缚。尽管欧盟同中国政府之间有人权对话，若干西欧国家同中国之间也有人权对话，但是无论是欧盟，还是单个的西欧国家，都没有确立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目标，也没有就重大的人权问题同中国政府展开实质性的交涉。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人权对话，更像是一种国际研讨会。欧洲仅仅是彬彬有礼地向中国宣读温和的“人权论文”，而很少过问这些“人权论文”的实际效果。中国政府十分欢迎欧洲的这种人权对话方式，因为它既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准备通过国际对话改进中国的人权记录，又可以在实际施政中并不改进中国的人权记录。 2002年9月法国大使馆负责人权事务的一等秘书庞维德（Frédéric LAPLANCHE）先生和我做过长时间的交谈。在谈话开始时，他首先说明，中国总理朱鎔基几天后将去欧洲同欧盟领导人会谈，所以在这个时机他同我见面是适宜的。我故意问他：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欧国家由左派执政转变为右派执政，这是否会促进西欧政府奉行更积极的对华人权政策？他沉思了片刻，委婉地回答：一般来说，右派政府同企业界的关系比左派政府同企业界的关系更密切，目前欧洲的企业界越来越重视中国市场，所以现在的欧洲政府不大可能调整对华人权政策。其实，我对问题的答案早已心中有数。 中国的秘密警察对我进行完“当前西方人权政策”的开导后，表示我可以回家了。这场闹剧同一个月前的闹剧持续的时间差不多：大约三个小时。 但是，我仍然带着我的朋友，从警察机关直接来到了“长城饭店”。尽管我确信那里已经不会有任何“异议分子”，然而我的目的是要向跟踪的秘密警察发出明确的信号：我有权去任何地点会见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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