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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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我得知，那些原定去“长城饭店”会面的异议人士，有的被秘密警察禁止离开住所，有的辗转来到“长城饭店”，早已守候在那里的秘密警察反复告诫他们必须尽快离去。
中国的黑道喜欢讲这样一句话：事不过三。从某种意义上讲，秘密警察是专制政权的黑道。我猜想，当秘密警察第三次扣押我时，时间不会再是三个小时。 2002年北京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早。刚刚11月初，气温就骤降，人们出门不得不穿上厚厚的大衣。 中国的政治气温似乎也很低。中国共产党准备在2002年11月8日召开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我事先得到的信息看，“16大”在中国的改革目标和政策方向上毫无实质性的前进打算。共产主义的停滞往往会产生“生命政治”：人们必须无比耐心地等待年迈的无所作为的领导人在某个吉日良辰，将珍贵的权杖交给没有创新触角的新的继任者。这位没有创新触角的接班人又将开始他的新的“生命政治”之旅。中共的“16大”将是一场典型的“生命政治”：76岁的身兼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将把党的总书记职务交给缺乏创新色彩的60岁的胡锦涛，并应允几个月后再把国家主席职务交给这个“年轻的老人”。但是，江泽民仿效独裁者邓小平，顽固地为自己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关键职务，以便随时干预中国的重要政治问题。“16大”更多的是领导层的政治职务由于“生命原因”（年龄限制）不得已的交接，而不是改革进程的发展。 2002年7月我离开监狱后，反复向西方媒体指出：即将召开的中共“16大”不会在政治改革和外交政策上作出重要改变。即将浮现的新一代领导人中也没有“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但是，一部分西方人，有一点像“愚人节（April Fool’s Day)”的天真的孩子，他们总是不相信在这个节日里任何礼物盒子都可能是空的。他们仍然期待着“16大”。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在寒冷的冬天，为某些西方观众降温。我同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西方主流媒体约定，在中共“16大”期间，我将通过它们发表对这个大会的批评性评论。 按照中国的极权政治的惯例，每逢有重大的国内政治活动或国际政治活动时，都要对公众加强控制，特别是要对异议分子严加限制。从10月下旬开始，我的住所大门外不仅继续晃动着身着便装的秘密警察的身影，而且增添了身穿警服的公开的警察。这是明显地提示我：不要试图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16大”前后轻举妄动。 90年代以来中共政权的一种巧妙做法是，在国内或国际的重要活动之前，由秘密警察将北京的敏感的异议分子强行带到偏远的北京郊区或其它城市，等国内或国际的重要活动结束之后，再将这些异议分子带回北京。这种长时间的强行带离居住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不向当事人出示任何法律手续，这实际上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的变相监禁。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这种变相监禁既没有引起异议分子的强烈抵制，也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必要关注，仿佛中共政权有权以不同的方式任意监禁不同的人。 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五年一届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可能是最重大的国内政治活动。因此，秘密警察会在“16大”之前更强硬地实行将异议分子带离北京居住地的非法措施。所以，在10月的最后几天，我向北京的一些异议人士建议；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变相监禁。如果警方在“16大”前将异议人士强行带离居住地，我将联络被带离者的家属采取抗议行动，并将呼吁国际社会干预中共政权的变相监禁。我相信，监听电话的安全机关不会为我的表态和可能采取的行动感到安心。 我的一些朋友和熟人将作为代表参加“16大”。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到50岁，一些人刚过50岁，有的已经在五年前的“15大”成为中央委员或者候补中央委员，有的将在“16大”成为中央委员或者候补中央委员。他们比即将掌握最高权力的60岁的第四代领导人更年轻、更开明。从某个角度看，他们预示了第四代领导人之后中国产生政治变革的可能。他们标志着未来中共的第五代。 当然，第五代中共领导人可能的政治改革，并不意味着民主反对派将失去用武之地。对成长中的多元的中国社会来说，任何未来的中共领导人都没有能力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也没有能力获得全体公众的拥护。民主反对派将逐渐成为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它将促进共产党内的改革者学会政治对话并实行权力分享。政治发展是一个累进的过程，我们不能消极地等待未来，我们需要积极地一步一步地走向未来。所以，在沉闷的“16大”期间，我不应该保持沉闷。 (第十四章 桃子与桃树 全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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