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失败的交易) 接上页

    现在我面对着一个严酷的前景：虽然我迴避了长期留在美国，中国政府却要将我长期留在监狱。
   
    最后的第37天的阳光依然灼热。当狱警在铁门外又一次叫我的名字时，那些有经验的犯人似乎觉察到我的前景不妙，因而没有人像往常那样轻声祝愿我“释放回家”。他们以沉重的表情目送我走出牢门。
   
    审讯室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官，而不是那些穿便装的秘密警察。我在椅子上坐下后，又出现了双方互相考验意志的沉寂。片刻，一位警官照本宣科地开口了：“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对你实施逮捕。” 我依旧不动声色地坐着。看来，中国政府要对我升高压力了。另一位警官用软弱无力的声音说：“ 签字吧。” 从他这种怯懦的声音中，我判断逮捕证很可能存在法律漏洞。果然，警官递过来的逮捕证上，只填写着我的姓名，涉嫌罪名的那一栏完全空着，如同37天前递给我的只有姓名、没有涉嫌罪名的刑事拘留证。又是故伎重演。显然，中共政权还没有确定可以合法关押我的公开名义。确定这个名义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难于使关注我的国际社会信服，也难于使赞同我的改革派官员信服。我平淡地告诉这两位警官：一张只有姓名、没有涉嫌罪名的逮捕证是不合法的，所以我拒绝签字。我心里明白，面前的这两位警官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前台的木偶，后台操纵者很快就会出面。
   
    这时一连串的脚步声打破了审讯室的宁静，那几位等待我同他们“主动联系”的秘密警察又主动地走进了审讯室，不过这次不是4个人，而是5个人。那两位“木偶警官”退了出去。
   
    秘密警察的“第二负责人”以一种试探性的口气问道：“你对刚才宣布逮捕有什么想法？”我平静地说：那张逮捕证不合法。他马上转换了话题：“我们希望讨论一些现实问题。”当然，他十分清楚，讨论逮捕手续是否合法对他们来说是尴尬的。他所说的“现实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交易”的同义语。接着，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钦佩你的才华。在我们接触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具有你这种能力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们希望你把才华和能力用在为党和政府服务上，而不要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 5个人认真地观察着我的反应。我告诉他们：我愿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但是不愿意为一个不民主的政权服务。他们的负责人强按住心中的不满，用威胁性的口吻说：“我们希望你清醒地认识你的处境。现在已经对你宣布逮捕。如果你坚持不转变立场，我们就要对你判刑。刑期不会短，譬如说10年。”他停住了话语，端详着我的面庞，试图揣摩出我听到“刑期”的内心活动。我照例面无表情。那位新来的秘密警察站起身，故作不解地问道：“你了解中国监狱的情况吗？不止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不能把牢底坐穿，你仔细想想，你能够把牢底坐穿吗？” 或许他们猜测，我是由于不清楚中国监狱的黑暗和漫长刑期的摧残，所以才固执地坚持政治立场。
   
    中国的秘密警察可以算作集体谈判的高手。他们在审讯中往往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台词巧妙，配合默契。这时又轮到“第二负责人”讲话了：“虽然今天对你宣布了逮捕，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尽最大力量挽救你。如果你能够同我们有某种合作，我们可以不对你判刑，恢复你的人身自由。”他见我毫无反应，加重语气说：“假如你一直拒绝合作，你的后半生的很多时间将在监狱中度过。监狱的条件是艰苦的，你最终能不能出得去监狱还是疑问。”这最后的一句话是暗示：我也许会在漫长的服刑道路上病死、老死或意外地“消失”。但是我认为，同秘密警察的恫吓展开讨论有失政治尊严。同时我也认为，大可不必学习夺取政权之前的共产党被捕者，面对他们的审讯者喊出几句极端主义的豪言壮语。我仍旧一言不发。一言不发就是对他们所代表的极权主义的蔑视。
   
    敏锐的秘密警察感觉到了我的一言不发的轻蔑含义，慍怒在5张严肃的脸庞上越来越明显。他们努力克制慍怒，因为他们还想继续“商业谈判”。
   
    这时那个新来的秘密警察又一次站起身，他循循善诱地说道：“我们希望你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待你所面临的现实，而不要用名人、用伟人、用圣贤的眼光看待现实。如果你真的能用普通人的眼光分析现实，你就会同意我们的条件。”所谓“普通人的眼光”，就是提示我充分考虑监狱生活的折磨，充分考虑应该组织家庭、生儿育女，充分考虑地位、财富和人生的短暂，总之，要充分考虑一切重要的个人利益。
   
    我镇定地再次告诉他们：我不准备接受他们的条件。
   
    5位秘密警察为审讯的毫无进展颇感恼火。“第二负责人”不无激动地说：“你不要寄希望于西方国家干预中国的人权问题。即使美国政府干预你的案件，我们也不会退让。我们绝不会把你从监狱送到国外！” 这是中共政权向我亮出它们的“国际底牌”。虽然在不久前的1997年11月和1998年4月，中国政府分别将两位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外交筹码由监狱送到了美国，但是它们对我的案例并不想这样做。它们要尝试一切办法迫使我在监狱中屈服。
   
    我感到有必要最后一次向这些谈判者重申我的基本立场。
   
    他们的负责人听完了我已经重复过很多遍的不合作表示，似乎清醒了，也似乎平静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对他们的“谈判”进行了总结：“看来，我们对你的努力失败了。”他说这句话时十分冷静。“我们同你们还会长期较量，我们同你们是政治上的对手，我们绝不能让你们在中国掌权。”这次秘密警察真实地表达了中共政权的政治焦点：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任何代价捍卫一党专制。我一向认为，中共政权反对民主变革的主要原因，不是他们的思想落后，而是他们的既得利益同民主制度相冲突。因此，他们要压制和消灭一切有潜在政治竞争力的民主分子。
   
    谈判似乎结束了。但是我猜想秘密警察还会留下伏笔，或者他们的上级还会要求他们争取一线希望，因为从逮捕到判刑可以拖延一年左右的时间，以便我在昏暗的牢房内幡然醒悟。
   
    当我站起来转身准备离去时，“第二负责人”叫住了我：“我们仍然希望你回去后能够考虑我们的条件。如果你有一点新的想法，请你及时通知我们，我们愿意来这里再次同你谈话。”我认为我已经最后表达了基本立场，不需要再同他们进行令人厌恶的谈判了。所以我没有对他们的最后的“希望”作出任何表示。但是我提出了一个真正现实的问题。
   
    我冷淡地对他们说：“37天前我已经要求警方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我已经被刑事拘留。现在我再次要求警方，执行中国法律的规定，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我已经被逮捕。”但是秘密警察们却对这个真正现实的问题不置一词。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1998年7月23日至8月28日我被刑事拘留期间，警方从没有通知我的家属。1998年8月28日我被逮捕后的一个月内，警方也没有通知我的家属。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家属多次到公安机关交涉，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我的真实境况。公安机关一概谎称“不知道“。其实，我的家属以及我的中国朋友和外国朋友都猜测到，我已被秘密关押。我的家属为了揭开公安机关“不知道”的谎言，要求公安机关将我作为“失踪公民”加以寻找，譬如，交通事故中有没有无人认领的受难者，或者医院的停尸房中有没有身份不明的尸体？公安机关尴尬地拒绝查找。直到1998年9月28日，公安机关才给我的母亲发出一张书面通知，声称我已被逮捕。秘密关押了两个月零6天后才被迫通知家属，既是对这一关押的“合法性”的讽刺，也表明了中共政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十分心虚。
   
    我在落日的余晖下被押回牢房的途中，这场“商业谈判”的尾声上演了。押送我的两名穿制服的警官突然和蔼地同我“闲聊”。“今天谈得怎么样？”过去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同秘密警察的谈话情况，主动发问显然经过授意。“他们提出的条件我无法接受。”我简单地回答。“你可以灵活一点嘛。不管是什么条件，先答应下来，争取恢复自由。出去以后怎么履行条件，还可以再和他们商量。”这是在诱惑我进入圈套。他们的第一步目标是引诱我承诺政治条件，第二步目标就是迫使我履行政治条件。我告诉他们：“我在政治上是成熟的，我不会为了眼前的利益去承诺不能接受的条件。” 一位警官故作感慨地说：“自由是最宝贵的。在牢房里有什么意思？只要能出去，采取一点变通的办法未尝不可。” 我平淡地说：“如果中国政府一定要我留在牢房，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第五章 失败的交易 全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