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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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四年监禁中，第一年完全禁止会见亲属。在第二年到第四年的三十六个月中，按中国法律的规定我可以每月会见一次亲属。但是实际上我仅仅有过十八次会见，被取消了十八次会见。换言之，在四年的监禁时间里，我有62.5%（两年半）的会见亲属的机会被非法剥夺了。这并不表明中共政权的强大，而是表明中共政权的心虚：他们始终害怕外部世界知道我的案情的真相和我在监狱的真实处境。
被强行从会见室送回牢房，我平静地注视着窗外监狱的庞大院落。在五月的暖风中，几只乌鸦正在啄食远处垃圾堆上残剩的食物。我感到，当前中国的共产主义有一点像乌鸦，而国际恐怖主义则有一点像那个垃圾堆。中国的共产主义在国际社会集中精力反对恐怖主义时，幸运地找到了新的食物，尽管这些食物十分肮脏：它们可以继续践踏人权，它们可以继续拒绝民主，它们可以继续放纵腐败，它们可以继续炫耀武力。但是，我坚信，一旦清除了国际恐怖主义这个垃圾堆，那些共产主义乌鸦就将失去赖以为生的食物。到那时，中国的根本改革就可能开始。 尽管中共政权可以禁止我会见亲属，但是它似乎没有勇气延长我的刑期。毫无疑问，中共政权认为我的四年刑期为时太短，因为我完全没有“改造好”。按照1998年下半年安全机关审讯我时的说法，我有可能被判10年左右的徒刑。按照律师的判断，我也很可能面临重刑。但是，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共政权不得不对我处以轻刑。然而，在反对恐怖主义有利于中共政权的新形势下，对我这种顽固不化的政治隐患处以长刑似乎是行得通的。当然，这需要下一次抓捕和审判。 2002年7月22日是我的刑期的最后一天。早上8点，几名警官走进了我的牢房。他们十分仔细地检查了我的每一样东西，然后拿出一张“刑满释放证明“，让我签字。这时一位警察肩扛着昂贵的进口录像机，小心地将镜头对准我，准备摄下这珍贵的场面。 我平静地对警官们说：我从来没有承认过犯罪，但是“刑满释放证明”上认定我曾经犯罪，所以我拒绝签字。 警官们暗含威胁地说：如果我拒绝签字，将不允许我离开监狱。 我淡然一笑，告诉他们：按照中国的法律，释放的时间不能超过刑期最后一天的午夜12点；同时，我也作好了继续留在原来的牢房的准备。 警官们语塞。他们表示：需要请示上级。 中午时分，警官们又来找我。他们转换成和蔼的面孔，不无关切地说：你的妹妹早晨8点之前就来到监狱的大门外接你，现在已经等了四个多小时。如果你能够在“刑满释放证明”上签字，立刻就可以离开监狱。 我为警方的关切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我的亲属不是等了四个小时，而是等了四年。我不会为了四个小时，就放弃四年来坚持不认罪的态度。我仍然拒绝签字。 下午，警官们再次找我。他们说：上级同意，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签字，可以不签，但是你要手持“刑满释放证明”离开监狱。看来，他们的上级是出色的电影导演，需要一个到位的镜头：方觉拿着“刑满释放证明”走出监狱。这个镜头的含义是：方觉最终还是认罪了，因为“刑满释放证明”上清楚地写着他的“罪名”。 我对警官们的上级的建议深感滑稽。我可能永远成为不了电影明星，所以我无法接受某个政治导演的动作指导。我对警官们说：你们的上级的主要意图，是想让摄像机摄下我拿着“刑满释放证明”离开监狱的场面，但是我不准备这样做。 这时一位警官提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最后的条件：你只需要拿着“刑满释放证明”走出监狱大门。一旦出了大门，你可以随便处置“刑满释放证明”，譬如，立刻把它撕碎扔掉。他讲完之后，迅即把“刑满释放证明”给我递过来，而那位肩扛录像机的警察满怀希望地校正着镜头。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并不去接那张“刑满释放证明”。按照中国的法规，一个犯人必须凭借“刑满释放证明”，才能到公安机关重新登记户口，才可能重新找到工作。否则，你就是“黑户”，就可以随时对你重新审查。现在，警方同意我出了监狱的大门后就可以将这张宝贵的纸撕毁扔掉，这似乎是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我不能被表面上的让步诱惑。对共产主义政权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政治。它们现在需要一个我的认罪镜头作为政治象征，我不应该给它们这个机会。 较量一直持续到傍晚六点。最终，无奈的警官们押送我走出了监狱大门。从牢房到监狱大门的数百米的沿途，那位肩扛着录像机的警察始终勤奋地摄像，可惜画面不够理想，因为我的手里并没有宝贵的“刑满释放证明”。 (第十三章 乌鸦与垃圾 全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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