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工人出身的盖莱克曾经给波兰带来过巨大的希望他曾经勇敢的为12月悲剧承担责任，并且有过与工人的真诚对话。
波兰的危机明明已经到了政府诺不付出代价就难以解决的地步，当局居然还用佩卡式的解决方式去胡弄工人阶级，这不能不说是盖莱克政权的可悲之处。
但如果我们因此就下结论，说盖莱克是完全站在工人对立面的领导，说他从来就是一个不愿体察民情的官僚，则有失公允。
要是有可能将波兰统治者当局的个别人作一次近距离的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造成过许多社会灾难的波共领导人，并不象历史上许多专制暴君那样专权：暴戾、残酷；恰恰相反，波兰近几十年出过好几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们身上有许多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所没有过的民主倾向。
从贝鲁特、奥哈布、哥穆尔卡到盖莱克，全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
57岁的现任第一书记盖莱克，出身于一个矿工家庭。童年时，父亲因事故死于矿井。他与母亲流落法国，13岁开始下井挖煤。这个流落异邦的小矿工，下井干活时因个子矮小，手提的矿灯拖在地上，他只好把矿灯提手弄得短些。
盖莱克了解工人的悲惨处境，而且确实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投身革命的。
盖莱克还是共产世界唯一一个在西欧侨居了二十二年之久的国家领导人。那就是说，他是在比东方民主得多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很重要，人们评价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民族的行为时，常常夸大文化心理的因素，盖莱克的全部经历证明，政治或制度对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1970年底，黑暗的12月大屠杀刚刚过去，巨大的社会动乱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使盖莱克取代了哥穆尔卡，成为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盖莱克的上台执政，曾经使波兰人感到巨大希望就如他的前任哥穆尔卡在1956年被人民拥戴上台时，曾给人民带来过振奋一样。
我们不能说盖莱克只是扮演了哥穆尔卡在1956年扮演过的角色，不能说他只是把哥穆尔卡演过的戏又演了一遍；更不能说他一开始就在演戏、欺骗人民。
不，无论1956年的哥穆尔卡，还是1970年的盖莱克都曾经是真诚的。
1970年12月20日，盖莱克接任波共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就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说最近一周发生的悲剧深深地震惊了整个社会，说这次事件“沉痛地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党必须始终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密切联系，而不能失去同劳动人民的共同语言。”为了找回已经失去的同人民的联系和共同语言，盖莱克作出了七十年代共产世界的一个重大决定。
1971年1月24日，也就是盖莱克接任第一书记仅仅一个月，一架专机从华沙飞往沿海工业城什切青市。飞机上有盖莱克，有总理、副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
飞机起飞时，这些几乎包括了全部政府班子的乘客们并没有任何既定的方针政策，他们到工厂去，是为了解实际情况，为了听听刚刚在动乱中流过血的工人阶级的声音；他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找到导致这场流血悲剧的根源之所在。
在什切青市，他们同造船工人会见，讨论持续了九个钟头。
领袖和工人诚恳地交谈，倾诉自己的疑问和希望，相互寻找支持和信任。厂里的广播站转播了会见的全部过程，成万名造船工人和城市居民拥在扩音喇叭前，倾听他们的代表和领袖的对话。
这是一次心对心的对话没有演说，没有官腔，没有决议，没有秘密，没有躲躲闪闪、虚虚实实的政客辞令。
盖莱克一行又从什切青直接到了格坦斯克。这次会谈继续了8个小时。
瓦文萨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二十多位工人在对话中讲了话。这些发言对盖莱克的震动很大。
瓦文萨也讲了话。
盖莱克不认识瓦文萨，也没有通过这次对话与瓦文萨相识，但这位工入的讲话内容曾经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瓦文萨说：“二十五年来，我们原本指望干得越快，我们获得劳动果实的日子就越早，结果我们失望了。如果有必要的活，即使每天只有一碗菜汤喝，我们也准备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进行劳动；但我们希望得到保证，那就是这碗菜汤的分配将是公平合理的。”盖莱克的讲话很简单，一点没有领袖人物所有的威严和无所不知的自信。他请求大家原谅，他来这里只是要告诉大家，他的处境有多困难。他说：“你们把我也当作人吧也要象帮助人那样来带助我吧！……怎么样你们肯帮助吗？”盖莱克发的话音刚落，他面前就响起了一片整齐的回答“我们帮忙！”这个回答很快就成为1971年波兰最流行的口号。
在会谈中，工人们曾当着政府领导的面，用一分钟默哀悼念一个月前死于政府镇压的死难工人，盖莱克和他的同志们以沉默向工人们的悲痛来示了深深的理解、羞耻和自责；或许，双方在这一分钟沉默里所有的沟通，超过了八、九个小时的语言交流。
当盖莱克离开造船厂时，工人用掌声欢送他。当时，工人充满了新的希望；盖莱克也怀着巨大的决心决不再无视工人阶级的存在和意志，一定要象对待成熟的、有充分权利的公民那样对待工人阶级！
这次沿海之行，对盖莱克来说，是一次痛苦而苦涩的公民教育课。
正是这次坦诚的对话，缓和了波兰的紧张局势，并开始了人民和领袖之间的蜜月。
十一
制度比领袖更有力量，那些妄图靠个人权力进行改革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倒是他们自己先被制度所改革。
从沿海地区返回几天之后，波关召开了八中全会，对十二月事件进行评价并追究责任。
在这次全会上，盖莱克发表了纲领性讲话，他认为十二月事件的起因是党的领导没有与工人进行诚挚的对话，悲剧首先在于没有采取有效的政治措施来消除紧张。
盖莱克首先谴责了在12月悲剧中使用暴力镇压人民。
他说：“用武力来解决与工人阶级的冲突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这只能造成流血、造成人民政权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全会公布了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于12月15日指示格坦斯克实行紧急状态、并命令民警有权在自卫和反击进攻者的情况下使用武器的经过。
这次全会作出决定：哥穆尔卡“在领导党的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削弱了党和社会的联系，使经济发展中的差错增加，最终引起公开的政治危机，而在危机的过程中又采用了不正确的方法……中央委员会决定暂停哥穆尔卡同志的中央委员权利。”同时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中央书记雅什楚克、克利什科等人。他们是领导国民经济、内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
盖莱克对这些经常受到人民信任和尊敬的政治家不得不带着个人悲剧离开政治舞台，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但他认为必须这样做，这不仅仅是为了对过去的清算，而是对未来的考虑，以“保证领导方法不出偏差，保证不出现独断专横的倾向。”盖莱克的愿望是符合人民心愿的，而他采取的行动也是积极的、及时的、有魄力的。
然而，盖莱克与人民的蜜月是短暂的。我们从十年后的波兰社会现实已经看到了，那种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经给波兰代来过巨大痛苦的政治、经济危机又在盖莱克时代明显地显露出来。
盖莱克和他的前任一样失败了。因为他在经济上仅仅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而且把生产力低下仅仅当成纯经济问题。
盖莱克提出高速度、高消费、高积累的三高政策，而没有全面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将中央控制的经济权归还给社会，使劳动者能因经济上的自立而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人。
盖莱克的盲目的高速度经济政策引起了投资过热、外债骤增、比例失调、物价上涨等一系列危机。
政治上的改革更被忽视，盖莱克仍然采用了那种苍白无力的惩罚人、撤换人的老一套方式。这种短期有效的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政治手段，丝毫没有触及造成波兰危机的根源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
盖莱克不可能靠个人权力、靠制度自我更新的幻想去改变这个制度的内部结构；相反，倒是这位优秀的政治家很快就被这个制度所改造了。
这位工人出身的领袖，这位很具民主作风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仅仅三、四年之后，就变得“拒谏饰非、个人专断，听不进批评意见”了。（[波]米。弗。拉科夫斯基《十二月转折》。）
制度比领袖更有力量，那些妄图靠个人权力进行改革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倒是他们自己先被制度所改造。算上盖荣克，这个斯大林模式的政权已经糟蹋了四位出类拔苹的领袖人物了而且越往后来，完成这种改变的时间越短。仅凭能把好人变坏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说，这种政权形式是要不得的，必须彻底改革。
现在，尽管盖莱克还没有把哥穆尔卡曾经走过的道路重复完，但我们已经看到他正面临着哥穆尔卡执政的最后时刻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对危机完全相同的评价。
我们难以判断的只是，盖莱克会不会无视历史的进步，而在最后时刻采取哥穆尔的方式，用暴力去对付工人阶级？
1976年，盖莱克曾经在这个历史进步的分界线上犹豫过……
1976年6月24日，盖莱政权的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肉食、黄油、食糖涨价；同时还宣布，给予劳动人民以全部等价的现金补偿。
总理的电视讲话之后，首先在拉多姆地区，工人离开工厂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动乱发生了。
这是盖莱克执政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危机，但与1970年事件的起因却完全一样。一个政治家应该有这样的记忆！
抗议和罢工在十多个省蔓延、局部地区还发生了街头冲突。
这次，盖莱克发表了强硬的、哥穆尔卡式的讲话。
他宣布：“我们不允许国内落后人物、冒险分子和教唆分子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多数人……”盖莱克将华沙和什切青的警察部队紧急调到出事地点。
波兰面临着继1956年，1970年的大规模流血之后的又一次严峻时刻。
这次事件最终没有能避免流血。但要说明的是，只有两位工人死亡；而且是由于某些部门的粗暴行为造成的。这一点必须强调，正是盖莱克的努力，才避免了1970年悲剧的重演。
他用警察驱逐游行队伍，却决不允许开枪，并且很快就撤销了涨价的决定。这可以算成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吧。
在宣布涨价24小时之后，总理又重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他灰溜溜地、垂头丧气地向整个波兰宣布“撤回关于改变价格的政府草案。”盖莱克成功地将问题压了下去，而不是成功地解决了问题。他甚至已经没有五年前那种解决危机的耐心和诚意了。他完全忘记了他在五年前所有过的誓言，用诚挚的对话解决与工人的矛盾和冲突。
政治家对什么事能保持记忆？
看来，对领袖人物的选择，应该把记忆力放在第一位。
那一次，盖莱克采取了对专制者说，最省力、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严厉的制裁。
拉多姆事件之后，六百六十名工人遭到拘捕和审判，九百三十名工人被解雇。
仅用了五年时间，制度就完成了对一个领袖人物的塑造。
现在，1980年8月，人民波兰出现的危机是它历史上几次危机的重复，而处理危机的政治家又是由制度从同一个模子里组造出来的，那么，盖莱克会不会又一次采用他在1976年所成功地运用过的手段；甚至更退一步，去采用哥穆尔卡在1970年所用过的极端手段？
我们有理由这样担心，因为1980年的盖莱克与1970年的盖莱克已判若两人；我们倒是从他的前任哥穆尔卡卡身上找到了眼前的盖莱克……
十二
工人等待着政府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政府等待着工人放弃联合行动；知识分子说，谁试图采用暴力，历史是不会原谅他的……
三百多家工厂的工人联合成一个整体，有组织的、秩序井然地占领着工厂，政府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对十多万工人实行有效的镇压。
罢工工人不上街游行，不感情用事，甚至也不急于实现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他们只要求政府首先承认他们。
工人已经等待了八天人夜，这是一种意志力的较量。
处理格担斯克工潮危机的政府委员会新主席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已经接替了佩卡副总理，但他仍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接触。
新任政府委员会仍然无视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存在”，不承认它是全权的谈判对手。政府委员会只是试图让一些小厂厂长、书记和厂工会代表组成“三人小组”直接与政府谈判。
如果当局连事实上已经存在、并且仅仅是一个临时的罢工领导机构厂际罢工委员会都不愿承认，那么更不可能接受建立独立工会的要求，而这是工人21项要求的第一条。
随着事态的发展，工人们越来越理解这一条要求的重要意义。他们决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犹豫让步。
为了重申这一点，304名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员发表了联合声明：“没有独立工会，其它各条将来都会成为泡影。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上，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官方工会过去和现在不仅没有保卫我们的权力和利益，而且在对待罢工的正义行动上，他们表现出来的敌对态度比党政机关有过之而无不及。”罢工工人对官方工会的评价并不过份。波兰工人的问题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官方的工会对此毫无承担责任的检讨精神；相反，它的中央理事会主席什德拉克，居然跑到格坦斯克召集工会委员会代表会议，宣布工会中央理事会“不交出权力”，也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分享权力”。
在官僚看来，工会的职位只是权力和权力所带来的利益！
当然，什德拉克的幼稚做法失败了，因为厂际罢工委员会对他进行了轻而易举地反击数百名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团仅有的两部电话机前排成队，轮流使用电话向本厂职工吩咐：“不跟什德拉克进行任何谈判。这是破坏罢工的行为。”结果，这位官方工会的最高领导人只召集到14名工厂工会代表，来参加他的格坦斯克省工会积极分子会议。
这位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又赶到什切青，尽管他把目标盯在一些小厂的工会理事会，他的分裂企图也未能得逞。
罢工工人等待着，他们必须保持团结有共同的更求并以一个整体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总算作到了；另一方面，罢工工人要坚持下去，还得保持秩序，避免因急躁和愤怒而感情用事。
现在，害怕产生社会动乱的反而是工人方面。
罢工工人保持了秩序和平静。在这方面，瓦文萨坚定、果断和自信的个性起了作用，罢工纠察队的严明纪律也起了作用。
三联城是平静的，没有破坏，没有动乱，甚至没有醉鬼；连以往滋事很多的咖啡馆、舞厅、剧场也平安无事，因为去的人寥寥无几。民警只记录了偶尔出现的流氓行为和偷窃。但连民警都承认，这类事件比平时少多了。
罢工工人面临的更大难题是组织城市生活。在全面罢工的状态下，这是很困难的。这他们也作到了。可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可以使工人阶级学会一切。
这些工作是由瓦文萨直接负责的。他既要使罢工坚持下去，又要让三联城人民的生活不受到影响。他必须决定哪些行业应该罢工，哪些部门却必须承受更多的工作任务。
瓦文萨的工作方式是极其干脆的，有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决定；有的当场由主席团集体决定商业运输罢工了，但食品送货照常：面包运；糕点不运。
火柴厂请示该不该罢工？
“不，这是人民需要的，应该生产火柴！”“谢谢，我们将生产火柴。”农业合作社代表团来了。
“现在是秋收，我们该不该工作？”“当然应该！！”瓦文萨还组织罢工工人去带助秋收。
警察阻拦了给居民分送食品和煤的汽车，怎么办？
“让司机在汽车前窗玻璃上写上”居民生活必需品：肉、粮食、煤！“”要是警察还是不让怎么办？“”避免冲突。警察要取下罢工标志，就让他们取下来，往前开一百米再挂上！“”没有汽油了！“”用广播向社会呼吁捐献汽油！向省长告急，告诉他，居民总得吃饭！给我们燃料！“水果加工厂代表团来问：”我们要不要继续工作？如果不工作水果要烂了，如果工作，我们需要煤、糖、酒精。“”你们工作吧，不能造成损失。问题我们马上解决。“托伦发生了火车事故，急需血液！
厂际罢工委员会发表公报呼吁献血。炼油厂，造船厂有一百名工人去了献血站……
工人以难以置信的效率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难题。看来对社会的管理并不是政治家的专利。
谁说工人阶级不会运用民主权利、不能充当社会的主人？
当然，工人阶级能在这种非常时期使三联城的人民过上正常生活，是因为罢工工人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精神和物质支持。
1980年夏天，格坦斯克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孤独无助的。
这么大规模的运动不能没有经费。这很快就解决了。仅列宁造船厂三号大门一处，五天里就从本市居民处得到16万兹罗提捐款。一个退伍军人组织，还派了代表团来到格坦斯克，要把给罢工工人的捐款亲手交给瓦文萨。
除了钱，还有许多饱含情感色彩的礼品：一位农民送来40公斤西红柿和10公斤苹果；一位年轻的姑娘送来了一束鲜花。姑娘直接走进主席团会议宣讲台，说：“这是教师们送给造船工人的花，祝大家坚持下去。”三联城联合医院的护士小姐们送来一封信，说她们全体护士和卫生员的心是同罢工工人在一起的。但她们不能参加罢工，因为病人的利益是最高目标，她们这样宣过誓。但她们在信里鼓励说：“祝你们坚持下去！”两位非常害羞的女士走进造船厂，站到麦克风前说，她们是从西里西亚来的。西里西亚可是出好样儿的矿工的地方，那里的工人最富有斗争精神。造船工人欢呼起来。
两位女士羞得满腔通红，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她俩是来格坦斯克度假的，她们只能代表自己。但她们一定要把格坦斯克造船工人英勇斗争的真实情况带回西里西亚去！
“工人的西里西亚万岁！”大厅里响起了口号声。
“西里西亚人同你们在一起，”两位西里西亚女士流下泪来，“全世界都在谈论你们，你们不要屈服！”除了物质的、情感的、更有力的支持还来自知识阶层的精神支持许多知识分子团体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罢工工人。
波兰作家协会格坦斯克分会发表声明，呼吁“平静、秩序、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武力、不以武力相威胁。”作家们在支持成立独立工会的同时，呼吁当局尽快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说这是“尊重罢工工人团结的道义价值”的表现。
8月21日，由64名知名知识分子签名的呼吁书传到格坦斯克，这些知识分子敦促政府尽快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
他们旗帜鲜明地宣称：“……今天，波兰工人以其政治上的成熟和果敢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为我们大家争取更美好、更相称的生活在进行斗争。全体进步知识分子是站在工人一边的。”这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精英一开始就点明了当前这场危机的性质。这等于警告当局别以流氓滋事或反革命动乱为借口镇压工人。
呼吁书写道：“……我们呼吁政府和罢工工人能选择一条谈判的道路，妥协的道路。任何人都不能采取任何不法行为或暴力，也不能尝试动用武力。十年前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民族的最高利益要求新建立的政府委员会立即同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谈判……”知识分子诚恳而公正地对双方进行了审慎地劝告：“要摆脱今天的危机，就要求抛弃动辄把一切要求政治改革的行动看成是违背国家利益、威胁国家制度的那一套呆板公式；同样也要求公众在争取自己权利和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正义斗争持温和态度。”最后，这64名知名人士以历史的名义，严厉地警告那些胆敢在波兰民族生死悠关的严峻时刻采用非理智、非民主手段的人。
呼吁书警告道：“如果有人试图不通过协商的道路而采用什么别的解决方法，历史是不会原谅他们。我们呼吁审慎和多思……”这份呼吁书的内容立即就被政府方面知道了，并且很快就传遍了全国。
为了表明对罢工工人的支持，呼吁书的64名签名人委派《联系》月刊主编，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和盖雷梅克教授亲临列宁造船厂，向厂际罢工委员会递交这份呼吁书。
瓦文萨接见了两位知识分子。
瓦文萨问：“你们还能给我们什么具体帮助呢？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需要带助。”是的，从战斗的罢工阶段到谈判的准备、再到即将来临的谈判阶段，工人会面临一个新的战场，这将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知识。这些仅仅靠勇气和纪律是无法完成的。
理解了瓦文萨的困难，盖雷梅克教授提出了成立专家委员会的建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瓦文萨采纳了，并委托马佐维耶茨基主编组建专家委员会的班子。在以后的斗争中，这个由18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使波兰工人有了更加深思熟虑的斗争策略。
现在，艰难的占领性罢工已经进行到第九天，罢工工人已经不再为能否坚持下去表示怀疑了。他们保持了团结、纪律；他们不仅有了政治上的成熟，还丰富了政治上的智慧。
在前两天，当瓦文萨被记者问到“如果你这次输了呢？”时，他还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说：“那也会留下觉悟和组织。”而现在，瓦文萨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
他说：“1970年我输了；1976年，我输了百分之五十，当时，倘若拉多姆再坚持一天，我们就赢了；现在，我有百分之百赢的希望！”带着这样的信心，厂际罢工委员会从容不迫地向政府当局提出了最后一份敦促谈判的通报“……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所有的罢工工厂再一次呼吁当局举行谈判只有诚心诚意的、民主的对话才能结束罢工……罢工是不会破坏波兰民族的团结，不会有损于波兰国家。如果当局希望证实这一点，那就请他们到罢工人员这里来。”在这里，工人阶级反而比政治家显得成熟、大度。
这真是一个怪现象：一个掀起了动乱的、还未被官方承认的工人组织，居然比一个肩负着社会秩序的政权更迫切地呼吁社会生活的正常化，表现出更多的理智和责任感。
政治上的较量还没有开始，波兰工人阶级已经在道义上获得了胜利，世界上有哪一个政权有眼前的盖莱克政府的处境窘迫？
盖莱克是一个不走运的政治家他遇上了不呼喊口号，不挥动拳头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盖莱克政权终于度过了难以选择的困境它的前景再明确不过了那就是与工人举行判，并且承担责任。
无论这场即将开始的历史谈判判结局如何，波兰工人阶级已经赢得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十三
谁也不指望靠几个小时的会谈去消除半个世纪形成的隔阂和怨恨，意义只在于政府终于和工人坐到一起了。
罢工斗争的僵持阶段在8月22日结束的。
白天，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用电话跟政府委员会主席雅盖尔斯基取得联系。政府方面提出先派三名代表进行一次非正式的秘密接触。工人一方接受了这个建议。
副总理接见了三位代表，接受了他们递交的厂际罢工委员会要求进行谈判的呼吁书。
双方商定：于8月23日下午2时，由格坦斯克省省长来造船厂跟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初步谈判，制定谈判方案。正式谈判于23日晚八时举行。
尽管工人领袖们已经断定，政府除了妥协、谈判已别无选择，但听到这个消息后仍然禁不住欢呼雀跃、热泪盈眶。
为期待这一天，他们绷紧神经度过了九天九夜；而这是波兰工人阶级整整30年的期盼！
工人并不是为可以松弛一下而欢呼，相反，他们都感到就要来临的这个时刻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从这一刻起，他们将负起更重大的社会责任。
这种责任感在第二天出版的第一期《团结报》上充分表达出来了这份报纸刊登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姓名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结社和罢工权利的公约。
23日下午二点的预备会议按时举行了。
格坦斯克省长耶日。科沃杰伊斯基教授是第一个走进列宁造船厂跟厂际罢工委员会接触的官方人士。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尽管这一进步是被迫的、晚了许久的，但在整个东欧，仍是率先走出的一步政府对一个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表示了无可奈何的承认，并被迫与他们进行一次平等伙伴式的对话。
罢工工人兴高采烈地在谈判大厅为晚上的谈判作准备：摆桌子、放椅子。这是他们的节日。为了铭记住这一历史时刻，工人们在谈判桌上放满了各种廉价的磁带录音机。
人们早早地就等待着，对此，他们的首领既高兴又担心。于是，瓦文萨象宣布纪律似地作出警告：“谁的神经不健全，就别参加。我们必须表示出我们的坚决态度，但得有礼貌！”其实瓦文萨自己就不是一位绅士。前天，他跟记者谈到斗争性时，他说自己喜欢激烈的斗争，而且如果需要，他会“变成一个缺乏教养的、蛮横无礼的人。”工人没有为瓦文萨的训诫生气。对的，他们要当主人，首先就应该学会一个主人所有的自尊自重。
大伙用欢快的掌声表示了他们的理解。
“鼓掌为时尚早！”瓦文萨继续说，“只有主席团成员参加谈判。谈判内容由广播站转播。过后，你们再告诉我们，我们什么作得不好，什么做得好。你们将做出决定，我们只是谈判。”掌声更热烈了。
政府委员会于八点整乘坐一辆大轿车到达列宁造船厂。
进了厂门，他们受到了礼貌却又十分冷淡的迎接。
沉静是由随后跟来的喧闹的、抢镜头的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像师打破的。
谈判一开始，雅盖尔斯基副总理便表示了对谈判对手的充分尊重和自己的谈判诚意。
应该说，这位副总理是诚恳的。他的个性和谈判方式都与前任政府委员会主席佩卡副总理形成强烈反差。
然而雅盖尔斯基的诚恳并未表现在他能诚恳地解决问题，而是诚恳地表示他无力解决许多关键问题。
谈到21点要求的第一条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时，他承认“这对于劳动人民，对于国家的今天、明天和将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他又说，“我作为政府的代表触及到了一个不在政府管辖范围之内的问题，”因为政府“不能给工会规定章程，也不能规定它的活动方式……”关于21条要求的第二条中的罢工权利，副总理表示，这很难在当前的条件下作出决定。他说这个问题不仅对波兰，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大的难题。因此现在不宜就这个问题公开讨论并征求公众意见……
副总理的谈话立刻被厂际经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维希涅克斯基打断了。
维希涅克斯基说：“用不着去寻求什么'公众意见'，我们这儿代表着382家工厂的职工。我们就是公众意见！”雅盖尔斯基无法再谈下去，否则，他要么激怒舆论，要么就得牺牲他的诚意。
不过他表示：“罢工者和罢工支持者的安全是可以保证的，只要他们不触犯波兰法律诸如盗窃、破坏财产，使用暴力……”副总理的话立刻在整个造船厂引起了一片口哨声和不满的喧嚷声。
尽管如此，谈判还是有礼貌和有秩序地继续下去。这次谈判原本就没有要达成全面协议的目标。要先确定的只是双方各自介绍一下对21项要求的观点，所以会谈时间只限定为两个小时。
谁能指望用二个小时去解决半个世纪的问题？
谈判继续进行，当双方谈到第五条，“通过群众性传播工具发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其要求”时，会谈陷入僵局。原因是到目前为止，格坦斯克同全国的电话联系仍被封锁，罢工工人的真实情况无法向全社会报告；相反，官方的宣传工具一直没有停止对罢工进行歪曲报道。
瓦文萨问到：“副总理是否看过《人民论坛报》对我们都写了些什么？”雅盖尔斯基：“我没来用及看。”瓦文萨：“可我来得及看。他们污蔑我们！”工人要求，在提供群众性的传播工具之前，首先修复格坦斯克与全国各地的电话联系。
省长科沃杰伊斯基回答说：“同什切青可以恢复通话，但跟华沙的联系得由中央决定。”“如果在这里不能谈论中央决定的事，”瓦文萨质问道，“那我想问一句，我们是在同政府委员会谈判，还是在同地方委员会谈判？”副总理只得承认，这个问担应该由他来解决。
瓦文萨继续说：“我们必须把消息告诉全社会，让整个波兰都知道我们这儿发生的事。”这是让工人方面产生怨恨的话题。
主席团激进的成员格维亚兹达说：“我们把取消电话封锁着成是诚意的表现。我感到震惊的是，当局至今没有解决这个并不难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形式下，我们不能进行谈判！”雅盖尔斯基；“我们得中断谈判吗？我想，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我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一个机会……”瓦文萨；“什么期限？”“明天。”“好，一整天。”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双方都不愿作过多地接触而使矛盾深化。经过了几十年的隔阂和怨恨，要坐到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双方一致同意暂时取消原订于第二天进行的第二次谈判；正好，副总理已接到紧急通知，要他赶回华沙参加波共的四中全会。
格坦斯克工人阶级以非常稳妥而成功的一次行动，给波兰带来带来巨大的希望当天夜里，什切青市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团赶到格但斯克，它带来什切青地区82家工厂职工的委托。两个厂际罢工委员会将采取联合行动。
这次会晤的第一条决议是：只有实现独立自治工会的要求，才能在整个沿海地区终止罢工。
从格坦斯克到什切青，只有六、六百公里的距离，但对波兰这个仅有31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来说，这七百公里构成了她的生命线这是她的全部海岸线，最发达的工业区都集中在沿海地区。
波兰工人的阵地扩大了。
当双方进行试探性地交锋之后，工人没有为初战告捷而盲目欢呼，他们得利用休战的时机，坚固前沿阵地。
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邀请专家组的成员来列宁造船厂会晤，就许多重大问题请专家们进行历史的比较和理论的验证。这些专家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报刊主编；甚至还有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主任。
这些硕土、博士、科学院院士风尘仆仆地从华沙赶来。
工人阶级将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专家们也毫无保留地、负责任的谈出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供主席团作重大决定时参考；当工人作出决定后，专家们又帮助使这些决议的思路更清楚，最后还要对某些条文格式和谈判词令进行语言加工。
主席团要作出的决定很多有的并不紧迫却具有深远意义：为1970年牺牲的造船工人修建纪念碑。主席团批准了造船厂设计师皮涅特鲁什卡工程师的纪念碑设计方案，并决定纪念碑在三个月内建造好，以在今年12月16日的周年纪念时揭幕；他们得保持着与副总理雅盖尔斯基的联系，他仍在华沙。这也是很艰难的事，因为通讯联系的封锁还没有解除；每个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员都得时时与各自的工厂保持联系，随时将主席团的决定告诉那些因谈判停顿而焦急、困惑的罢工工人；主席团还决定主席团成员包括主席瓦文萨必须睡觉，至少连续睡够五小时……
十四
全世界的媒体都走进造船厂后，终于促成了波兰的新闻工作者不愿继续当喉舌的反叛波兰终于知道了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和21条要求的存在……
最让主席团忙于应付的是记者们。
在列宁造船厂的波兰记者有五十多位，而外国记者超过这个数字的两倍。
美国三家最大的电视公司ABC ，CBC 和NBC 都派来了记者；还有合众社，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德新社。新华社的记者也到了格坦斯克，但只在造船厂大门外呆了几天。他们谢绝了进入造船厂的邀请，说：“谢谢，就这样也已经一切都知道了，我不想干预波兰的内部事务。”全世界的大报，《纽约时报》、《明星周刊》、《世界周报》、《新闻周刊》、《人道报》、《费加罗报》、《巴西日报》等也都有采访记者进人造船厂。
可以想象，这一百多名记者多日聚在一起会有怎洋一番热闹景象！现在，双方的休战、沉默又加倍地刺激了记者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每个记者都力图从寂静中挖出些能震撼世界的消息，他们在全体会议大厅和主席团会议室之间来回游逛，有机会就拉住主席团成员发问：“还恢复谈判吗？”、“什么时候恢复？”瓦文萨更是记者们紧追不舍的对象；当然，他总是撵走他们。他最忙，确实抽不出时间。有时候记者们也能在瓦文萨走路或吃饭的时候有所收获。尽管瓦文萨以他特有的干脆，回答得非常简短，甚至对问题本身进行了否定，但瓦文萨的活仍然被电波传送到全世界。
通过这些答记者问，这位十天前还没有工作的失业工人终于被世界所了解了问：“成立独立工会将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后果？”瓦文萨：“历史与我有何相干！我感兴趣的是我的21项要求。现在要实现的只是第一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要求建立我们的工会。我斗争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人！”问：“有人在谈到目前的事件时，想用欧州共产主义去解释……”瓦文萨：“胡说八道。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问：“您认为独立工会是什么？”瓦文萨：“是一种反抗的武器，我们希望劳动者能干预那些同他们有关的决定。
问：“您知道西方国家的工会是怎样进行斗争的？”瓦文萨：“我们的条件与他们完全不同，无论是西方的工会，还是波兰以前的工会对我们都不合适。”问：“你们如此为之奋斗的是不是活生生的政治？”瓦文萨：“不，不是政治，这是21项要求。”问：“您从哪儿学来的这种工作经验？”瓦文萨：“1970年流的鲜血教会了我。”问：“您读过工会方面的书吗？”瓦文萨；“读过一些意大利和法国的有关著作，但最好的老师是生活。”问：“您对波兰的前途有何理想？”瓦文萨：“日本的经济，瑞典的政治。”问：“您是天主教徒，信教对你意味着什么？”瓦文萨：“作天主教徒就是作人。”问：“假如您有机会同西方劳动者交谈，您首先向他们谈些什么？”瓦文萨：“我说，应该真心实意、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是有尊严的。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工人团结起来要达到的目的也不过就是这个。”问：“您觉得从8月份以来，您有变化吗？”瓦文萨：“我从前是人，现在仍然是人。我还是我，我没有变，我很容易冲动，这使人嫌恶，但我充满继续斗争，永不退让的决心。”…………
瓦文萨走了，去处理那许多未来的和眼前的问题；还得执行主席团的规定，睡够五个小时。于是记者们游逛起来，争吵起来，并且互相交换一些“绝对可靠”的消息：“政府方面并没有排除在最后时刻采取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苏联方面已经向第一书记盖莱克发出了警告”；“盖莱克将提出辞职”…………
或许，这些新闻的布散布是一种烟幕，是同行间进行新闻争夺时发出的干挠波。记者们真正关心的是事件的内幕和事态发展的预测。
除了瓦文萨这个目标，让记者们感兴趣的，还有造船厂一间陈设船只模型的房间，主席团在那儿设了一个新闻处。越来越多的记者集中到那里，将主席团成员邦德科夫斯基团团围住。
邦德科夫斯基是主席团的新闻发言人。
这位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公报非常简单：与政府委员会的谈判日期仍未确定，因为格坦斯克与全国的电讯联系仍然不通。
记者们的怨恨具体化了，尤其是波兰记者，他们不象外国记者，即使在通讯封锁的情况下也总能千方百计地把搞到的新闻传递出去。
波兰记者对官方封锁通讯使他们的消息不能及时发出表示焦虑，而对许多虚假的、歪曲的报道却大量充斥报刊表示愤慨。于是，波兰记者聚在新闻处，召开国内记者会议，对上述两个问题表示抗议。
这次会议有点儿象乱糟糟的群众大会，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太多的方案；连这份抗议交给谁，都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是交给波兰记者协会，还是党中央新闻部，还是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
在签名问题上的犹豫就更多了，该不该签？敢不敢签？一位记者签上了名又划掉了，然后又签上，并表示了歉意。
这场良心与忠诚的喜剧演了很久，直到他们被工人撵出新闻处，因为那里要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波兰记者们只好搬到室外一棵大树下继续签名。
这份抗议声明终于有了36名记者的签名。声明被送到波共中央新闻部、波兰记协、政府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并在当天晚上就被“自由欧州”电台报道了。
抗议声明的全文是：“我们，此时正在格坦斯克地区的波兰新闻记者，我们声明，迄今为止发表的许多消息，不符合这里发生的事件的实际。
目前的电讯封锁以及缺乏公布介绍真实情况的材料，使我们感到痛心，并使我们不能忠实地履行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我们认为，充分地向社会报道有关国内发生的一切，只能有助于冲突性局势的解决，并在将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尽管记者们的行动是迟迟疑疑的，但意义重大。。继学者、教授们的积极介人之后，新闻工作者的反叛使格坦斯克的政治氛围更加炽热了。
这些记者大多来自首都新闻部门，人们一直怀着敬畏心理把他们称为官方的喉舌。
这次小小的、异乎寻常的造反给了当地新闻极大的勇气：当地电台一次又一次地播送着厂际罢工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第一次谈判的实况；格坦斯克《海岸晚报》第一个发表了格坦斯克存在着一个厂际罢工委员会以及它所提出的21项要求的消息。
面对这样的政治气氛，最高决策机构和最高领导人难道还可以不把格坦斯克危机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件大事，而不作最高层的表态吗？
全波兰、乃至全世界都注视着、等待着波兰共产党的进一步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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