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历史的巨变常常是存在于稍纵即逝的瞬间。瓦文萨果断地抓住了这一瞬间，于是历史感到了一阵阵分娩的疼痛。
瓦文萨在8月16日下午那一瞬间的醒悟，是波兰工人阶级具有历史意义的觉醒。为此，他们付出了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和两次大规模的流血。
人民波兰新的一页应该是从1980年8月16日开始的。
从这一天起，向当局要求善意和施舍的请愿，将让位于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有了这个新的目标，波兰工人将会经历更加险恶的历史进程。这一点很快就会得到证实。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有了8月16日，波兰将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有了8月16日，波兰将不再回到1980年8月以前的那种状态。
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几次重大转折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1917年11月8日，列宁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现在，我们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于是，一个人类的新纪元开始了；1948年9月，铁托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压力，对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指责和胁迫，坚定地回答说“不！”，于是，铁板一块的斯大林帝国有了第一条裂缝。
现在，1980年8月16日下午3时，如果瓦文萨再有几分钟的犹豫，如果他再一次召集起全体罢工委员，讨论要不要结束罢工，那么，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三个重大的转折或许又要等一个或好几个十年。
瓦文萨以他的敏捷、果敢，要抓住正在消失的历史时机。
瓦文萨没有跟罢工委员和工人代表商量，便突然对他身边的工人宣布：“我们继续占领性罢工！我们必须一块儿坚持到底，必须团结一致，否则我们会失掉一切！”
就是这个突然的决定，就是这几句简单的话，使社会主义历史翻到新的一页。
拥护这决定的工人欢呼起来。但欢呼声远没有前几天和刚才谈判的时候热烈。一些人在犹豫，一些人胆怯了……
瓦文萨和几位坚定的组织者分别领人向一号门和三号门走去，许多工人正从这两个门往外走。
工纠队要将大门关上，被瓦文萨制止了。
瓦文萨说：“我们不能把人硬扣下来，谁身体不好，感到吃不消就让他们回家，到明天或星期一再来。我留在这儿。我已经说过，我最后一个离厂。谁愿意罢工，谁愿意干到底，谁就留下！”
许多人响应了瓦文萨，另一些人还是要出去。把这些人放走后，大门重新关上了。
罢工有希望继续进行了。但心神不定和担惊受怕的情绪随处可见，三天三夜的神经紧张开始显露出来。同时，列宁造船厂越来越成为格但斯克各界人士注目的中心。各阶层和各种政治观点的人开始涌向列宁造船厂，使形势变得复杂、气氛更加紧张了……
基层教区的神父来了。
神父向罢工工人祝福之后，宣布：星期日的弥撒将于明天上午9时在二号门前举行；神父还说，大家呆在这儿并没有罪，他明天来工厂做弥撒也没有罪。
在波兰，百分之六十的人信奉天主教，教会一直充当着精神领袖的角色。教会的间接支持显然是一剂镇定剂。
一些传单和地下出版物也在这个下午出现在列宁造船厂。出版物不够分，便有人出来高声朗读。传单中有去年成立的地下组织“青年波兰运动”散发出来的。
广播站，有青年工人在宣读这个地下组织的传单：“我们的目的是在我国保卫人权，保卫民族大家庭的利益，保卫波兰文化免遭控制、没落和苏化……我国人民没有真正独立，他们处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无能的统治之下。”
工人们感到惊愕！即使最激烈的工人语言也无法与其相比——这个宣言不仅针对当局，而且是针对着整个制度的。
有的青年工人在为这个大胆得叫人心跳的宣言喝彩，而一位老工人却流下泪来。打动他的不一定是这个宣言的具体内容，他准是感到自己正在过着一个重大的节日——已经久违了的政治生活终于恢复了；或许，他还害怕：结果会怎么样呢？
当然，这些——教会也好，少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活动也好，都不是眼前发生的事的最本质的东西，否则，我们便无理由将8月事件当作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教会及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在波兰一直是与执政当局抗衡的力量。然而，教会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斗争的主力；而少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是很容易用威胁、镇压、收买等手段控制住的。
对工人的挑战却难以应付——在一个所谓的工人国家中，用大规模的镇压对付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事态就正是朝着当局难以对付的方向发展着——越来越多的罢工工厂代表，乘坐着汽车，艰难地穿过列宁造船厂门外的人群开进厂门。
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开端总是艰难而又让人茫然。列宁造船厂似乎又回到了14日刚刚开始罢工时的那种局面——
各式各样的要求中，谁也说不清什么是最重要的，各种观点的人都有，但谁也不能得到绝对多数的赞同。
到17时，这种既振奋又茫然，既欢欣又胆怯的气氛被一个清晰的声音打破了。这个声音来自工人内部，来自反对瓦文萨的一方。
厂广播站传出了一位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的讲话：
“……我们的要求已被接受了。这当然不是经理一个人接受的，这是上头同意的。上头同意了我们的要求，难道这一切我们都要失掉吗？如果我们撕毁了刚刚达成的协议，到下午6时，瓦文萨就不再是造船厂的工人了。你们知道警察和保安机关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因为我们撕毁了协议。
“在下午6时以前，我们必须离厂。难道你们愿意流血吗？难道你们愿意10年前的12月悲剧重演吗？我们并没有承担联合罢工的义务，我们必须出去。到下午6时，警察和保安人员就要进厂了。你们知道这里将会了生什么事情吗？
“我不是吓唬你们，我和你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必须离开！”
混乱出现了，下午6时军警要进厂的消息使惊恐不安的情绪弥漫开来。大门外，许多带着孩子的妇女呼喊着她们的亲人，许多动摇了的人要求开门放他们出去。
瓦文萨和几个外厂罢工代表匆匆赶到广播站。
瓦文萨讲话了：
“我是罢工委员会主席，是我说了算！我已经宣布了罢工，现在罢工继续进行！”
广播里又传来了外厂代表的讲话：
“我是炼油厂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从早上起，炼油厂就罢工了。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也应该和我们站在一起。”
“我是‘巴黎公社’造船厂的代表。我们从昨天起罢工了。现在仍在进行占领性罢工。我们没有谈判。我们支持你们的罢工，但我们大家必须站在一起！”
瓦文萨又一次呼吁：“你们愿意保卫我们的事业吗？”
“愿意！”一些听广播的工人发出了响应。
“你们愿意干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吗？”
“愿意！”回答的人更多了。
情绪暂时稳定一些了。但随着下午6时的临近，不安的情绪不断增长。
对工人阶级来说，胆怯是可耻的，但他们无法不恐惧。那位呼吁大家离厂的罢工委员说得对，那些人什么都做得出来的。这些精疲力尽的罢工工人中，许多是1970年12月事件的参加者、目击者，他们不会忘记，无法忘记——
波兰工人是有过勇气的，1970年12月，他们唱着国际歌，迎着高压水龙、迎着头戴钢盔、手提警棍的警察走了过去；他们曾经有勇气向坦克车伸出拳头，高呼道：“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他们曾经有勇气用肉体组成防线，向前进的坦克进行绝望的斗争；他们曾经有勇气抬着被坦克压死的同伴在刺刀和坦克前面缓缓步行，高唱着国际歌、高声地呼喊：“看看你们干的勾当！”
但那一次——1970年12月，波兰工人的勇气只是加速了悲剧的结局——镇压者疯狂了，坦克也疯狂了，一切都失去了控制……连抬着死难者的工人也遭到了枪击，他们在《国际歌》歌声中倒了下去；坦克甚至从一个妇女和她的女儿身上碾压了过去，面对这一惨象，连奉命镇压的陆军士兵都哭了……
……
波兰能忘记吗？波兰工人能忘记吗？忘记这一切将是可耻的！
然而，不抹去这样的记忆，人怎么能有勇气作人？！
正是看到了，记住了，工人们才胆怯，才恐惧地躲避下午6时的期限。
6点就要来临。大门外的人匆匆散去，准备逃离的人越来越多了。
暴力是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它给与人的记忆要比法律条文深刻得多。许多统治者喜欢用暴力而不愿用法律进行统治的道理也在于此；统治者不惜让他的臣民流血，要的正是这样的记忆——记住，我们不害怕流血！
幸亏，人民对这种记忆还有另一种解释——记住，决不让它重演！这也是瓦文萨的解释。正是因为铭记着那样的场面，他才选择了现在的人生道路。
现在，这位为人的权利和自由进行过殊死斗争的人，当然不会在这个沉重的记忆面前退却。
瓦文萨赶到大门口。有人往大门上放了一架梯子，瓦文萨爬上去，站在上面，用嘶哑的声音说：“我们必须战斗到底，必须用坚定和顽强坚持下去！”
他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说，也没有更多的精力能说，他已经整整三天没有休息过了。他用仅有的力量带领大家唱起了《国际歌》，他要说的都在这首歌里了：他们创造了世界，他们是世界的主人。宽松和镇压，榨取和施舍，这种没完没了的循环必须打断，他们要行使自己的权利！！
工人们理解了瓦文萨这些朦朦胧胧的思想。激动人心的歌声使工人们团结起来，坚定起来。他们又唱波兰国歌，然后是响彻全厂的口号声：
“上帝保佑波兰！”
“波兰万岁！”
“造船工人万岁！”
几个大门口终于安定下来，大家秩序井然地等待着6点钟的到来。
历史终于艰难地渡过了16日的下午6点。没有军警开进来。
或许这仅仅是一个恐吓；或许，在这场勇气对勇气的较量中，波兰工人战胜了。
6时刚过，广播里播出了罢工委员会的一个公报：当局改变了决定，或者是推迟了时间。过一会又有另一个公报：总经理格涅赫乘摩托艇逃跑了。
工人松了口气。7时正，电视新闻播出了“格但斯克造船厂巳经达成协议，星期一将开始正常工作”的新闻报道。
这是很滑稽的。于是扩音器与工人有了这样的对话：
“这是真的吗？”
“不是。”
“电视播音员是不是在说谎？”
“是！”
“大家同不同意让西方的记者以我们的名义发出真实的消息？”
“同意！”
工人们开心地笑了。
现在就笑，还早了一点，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端不会如此轻松的。
夜降临了，这儿是平静的，外界仿佛成了另一个世界。当局将会用什么样的对策？明天将会怎样？
这是难以想象的。工人们各想各的办法找地方睡觉——更衣室、车间的角落、木板上……
夜深了，许多人却无法入睡，他们想到了家，想到了亲人。
“又不是战争年代，却有家不能回！这是什么世道？”他们想，感到挺心酸的。
然而此时，工人中的另一些人却根本没有睡觉，他们在开会。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次会议——它有21个罢工单位的代表参加。它所讨论的已不是一个工厂的问题，而是几十个工厂、甚至是整个波兰工人阶级的问题。没有人知道这次会议会提出什么样的共同要求，也没有人能预测这些即将产生的决议会对波兰造成什么样的震荡！
历史感到了一阵阵分娩的疼痛。
七
充分显示波兰工人阶级成熟和社会责任感的21项要求诞生了。不记住这21项要求，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无权说他理解了这半个世界；忽视这21项要求，共产世界的任何一位领袖都无权说他是无产阶级政治家。
1980年8月和1970年12月的另一个较大的区别是平静。在平静中隐藏的结局比明晃晃的警棍、枪支更让人揪心。
8月17日早晨，大街上冷清清的，只有两人一组的警察在巡逻。他们没带武器，没带警棍。他们礼貌而安祥地走过，不阻拦任何车辆，也不查问任何人的证件。
上午9时，列宁造船厂的二号门前的广场上，逐渐聚集了许多工人家属。这些人也是安祥的。她们中有不少是穿着丧服的妇女。
二号大门上耸立着一个巨大的樟木十字架，上面挂着红白两色的花圈。十字架旁边挂着现任罗马教皇——波兰籍的约翰·保罗的巨幅画像。
许多罢工工人从厂里走来，但仅仅到大门前为止，那儿有一个临时搭成的祭坛。工人和他们的亲属分别站在祭坛两侧。
弥撒开始了。神父在布道词中谈到人和劳动，谈到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尊严。
神父深深地打动了工人的心，引起强烈的共鸣。教会确实选了一个好时机。
波兰教全多年来，成功地利用了波兰人民对共产党的威信及统治权利失去信心的危机，迅速在波兰社会建立起精神权威。去年夏天，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访问他的祖国时，引起的崇拜，将人民与政府间的鸿沟掘得更深了。
这一次，教会又赶在政府前边，占了上风。
神父那安祥、缓慢的声音使疲惫而衰弱的心灵得到了滋补。他的题目选得真好！他讲劳动的尊严，使罢工工人对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卑下、屈辱的社会地位有了更加强烈的感触。
连宗教思想都能肯定劳动的价值和尊严，为什么一个以劳动人民代理人自居的政权，一个名义上属于工人的政党却可以那么粗暴地忽视这个阶级的利益和意志？
神父讲到人的尊严，那是包含在人生来是自由的、人生来是平等的这些古老而浅显的道理中。罢工工人要求的最终就是这些！
这种领悟非常重要，它减轻了工人的犯罪感，而增添了一些崇高感和力量感——尽管二十世纪的工人阶级居然要由宗教思想来证明他们的存在和价值，确实令人可悲。
弥撒是在“上帝保佑波兰”和“耶稣呵，人民向您恳求”的呼吁中结束的。可见目的是波兰和人民，而不是上帝。
弥撒结束后，十几名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造船工人，抬起了巨大的十字架，缓缓地走向广场。人群有秩序地让出一条道来。
十字架在广场旁的一块草地上立了起来，1970年12月，三名造船工人最先在这儿倒下去的。
一位工人庄严地说：“它将立在这儿。让我们记住十二月的牺牲者。”
一片肃穆——神父默默地向十字架洒了圣水；孩子们默默地将鲜花高高地堆在十字架前；青年们默默地举起了点燃的蜡烛和火炬；老人们默默地流淌着眼泪……
沉默中响起了几声轻微的呜咽和抽泣，那是从穿丧职的妇女发出来的，很轻微，她们抑制着，努力将自己的悲哀和生命融化到这片巨大的沉默之中……
沉默是被一声雷鸣般的吼声打破的。它不是来自悲剧的记忆，也不是来自教会和上帝。它来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在近半个世纪的沉默和呻吟之后，终于响起了一声震馆世界的吼声！
当教会显示了它的力量之后，罢工工人终于听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感到了另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这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从他们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力量。
中午，从列宁造船厂向罢工工人，向格但斯克，向波兰，向全世界发布了第一号公报。公报是以“沿海地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
公报说：“根据沿海地区各罢工工厂企业达成的协议，厂际罢工委员会已于8月16日深夜成立，会址设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当选为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
这次从头天深夜开始的会议，还没有来得及将工人阶级的全面要求及行动步骤规划出来。但看看这个公报的主要几条就知道，波兰工人阶级在几十年的渺茫、徘徊之后，终于找到了能撬动这半个世界的历史杠杆。
公报宣布；“现决定继续罢工直到职工的要求得到实现为止。厂际罢工委员会授权同中央进行谈判。只有厂际罢工委员会才能宣布结束罢工。罢工结束后，委员会亦不解散，它将监督要求的执行情况并筹组自由工会。”
波兰工人阶级有了这个威严的宣告之后，既没有忙于进一步宣传、解释，也不急于了解当局的反应。他们是沉着的，因为他们已经找回了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他们不再根据别人的脸色来确定自己乞求的数量。他们要告诉世界：“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能转动一切齿轮！”
厂际罢工委员会从容不迫、却又不失时机的在几小时后，接着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
一旦工人阶级从颤颤惊惊的乞讨者的屈辱中解脱出来，他们就不再只看到一点儿可怜的、眼前的物质利益。在这次继续到深夜的会议上，波兰工人第一次显示了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他们将波兰存在的问题都考虑到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他们讨论的是整个国家的危机，讨论了社会各阶层参加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临近午夜，代表们终于拿出了共产世界里最能体现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和阶级远见的纲领。
这就是著名的21项要求。
不记住这21项要求，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无权说他理解了这半个世界；忽视这21项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一位领袖都无权说他是无产阶级政治家。
以下是21项要求全文：
1，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和有关自由工会的第87号公约，同意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
2，保证罢工权利和罢工者及罢工支持者的安全。
3，遵守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保证的言论自由，对独立的出版社不采取镇压措施，允许各种信仰的代表使用群众性传播工具。
4，恢复下列人员原有权利：
1970年和1976年罢工后被解雇的人员；
因政见问题而被开除学籍的大学生；
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对埃德蒙德·扎德罗任斯基、杨·科兹沃夫斯基和马雷·科兹沃夫斯基的迫害；
停止因政见问题而实行的迫害。
5，通过群众性传播工具发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其要求。
6，采取以下实际行动以引导国家摆脱危机状态：
向公众发表关于社会经济形势的充分消息；
让社会各界、各阶层参加改革方案的讨论。
7，全体罢工参加者在罢工期间的工资按休假办法发给并从工会中央理事会基金中支付。
8，提高每个职工的基本工资每月2000兹罗提，作为对迄今为止物价上涨的补贴。
9，保证工资随物价上涨、币值下跌而自动相应增加。
10，实现国内市场食品的充分供应，出口仅限于多余部分。
11，取消议价和所谓内部出口商店中的外汇销售。
12，实行按业务能力而不以党派隶属选拔领导干部的原则。采取如下措施取消民警、保安机关和党的机关的特权：
统一家庭补贴标准；
取消特殊销售。
13，实行肉类和肉制品票证即食品券制（直到市场形势得以控制时为止）。
14，将妇女退休年龄降至50岁，男子降到55岁或者不论年龄而以妇女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工作满30年，男子满35年为标准。
15，将按旧工资标准计算的抚恤金和退休金统一到目前支付的水平。
16，改善卫生保健工作条件以保证劳动者有充分的医疗护理。
17，保证劳动妇女的孩子在托儿所和幼儿园有相应的名额。
18，实行三年制带薪产假。
19，缩短等待住房时间。
20，出差补贴由40兹罗提增至100兹罗提并增加夫妻两地分居补贴。
21，实行所有星期六为公休日制。对于不能间断工作的职工和四班制职工所缺的星期六公休日应以增加休假天数或用其他代薪休息日予以补偿。
厂际罢工委员会1980年8月18日
“21项要求”定稿并经全体委员通过，已经是18日凌晨了。罢工进人第五天。
与三天前罢工工人在谈判清单上列出的五项要求相比，我们很难相信这21项要求是同一个阶级在几乎同一时刻提出来的！
但这是事实。
从21项要求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他们。团结和觉醒使波兰工人阶级在一两天内解脱了在几十年的屈辱中形成的那具异化了的躯壳。
巨人苏醒了……
八
政府可以不怕动乱，不怕流血，却不能不怕以异乎寻常的理智呼吁着秩序和社会责任感的工人阶级……
波兰是一个出巨人的民族。五百年前，波兰的一位巨人曾经动摇了长达千年的宗教统治，给黑暗的中世纪带来一丝光明，因为他定住了太阳，转动了地球！他就是哥白尼。
今天，这位刚刚醒来的巨人也将象哥白尼一样，要把颠倒了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
遗憾的是，行使权力的最高当局并没有很快地察觉这次在瞬间完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蜕变。一个长期不被反对和警告的政权，已经迟钝到近乎于麻木。
回答这位刚刚苏醒的巨人的吼声的，是飞机的轰鸣声。
从清晨开始，造船厂上空就一直有飞机盘旋，撒下了要求工人复工的传单：
“工人们！你们不要卷人旷日持久的罢工。你们要考虑考虑，这种罢工是在为什么人效劳？”
传单中还有总经理格涅赫的呼吁书，重申原来的所有提案都得到了解决，每个职工都得到了增加工资1500兹罗提的成果。
工人领袖们是沉着的，根本不理睬这老一套的威胁和安抚手段。他们从容不迫地采取行动：早晨，向全体罢工工人宣告21项要求，并派人向格但斯克省省长呈交21项要求的清单。
要求加入罢工行列的单位更多了，为此，制定了参加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登记原则：
1，只有参加罢工的工厂才能登记；
2，申请登记的工厂必须派出两名代表；
3，对21项共同要求表示赞同；
4，厂际罢工委员会所属各厂罢工委员会可以随时就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同各厂领导进行谈判。但这类谈判的结果对决定何时结束罢工没有影响；
5，只有厂际罢工委员会才有权同中央进行谈判并决定罢工或复工。
上午，登记单位达到60多家。三联城的私营出租小汽车司机联合会也来登记参加罢工，尽管罢工会给他们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他们还每天派出4－5辆小汽车供厂际罢工委员会使用，并捐出二万兹罗提作为罢工经费。
为罢工和为修建1970年12月事件纪念碑的社会捐款越来越多了，广播里不断在报告捐款单位和数目。
到傍晚，罢工登记号已增加到156家。比这种数量增加令人振奋的是，罢工工人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
作家莱赫·邦德科夫斯基和化学家伊切赫·格鲁谢茨基博士分别带着格但斯克地区文学艺术界和科技界的声援信件走进造船厂，并出人意料地留了下来，加入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
他们之后，是三十名格但斯克工学院的教授报名参加了联合罢工委员会……
社会各阶层都把视线集中到工人阶级身上，并逐步承认工人阶级是代表社会的主要力量。
罢工工人很快就证实了社会各界的信赖并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和社会责任感。
厂际罢工委员会作出决定——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医疗部门、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以及生产食品的企业部门要保持正常生产；
对社会财产，罢工委员会也表现出主人翁的对任感——罢工纠查队负责公共财产的保护，钢厂的罢工工人必须保证炼钢炉不灭，以避免造成损失……
一切都是全新的：组织、宣传，他们必须使目标明确，秩序井然，必须使整个工人阶级在整体目标下团结一致并获得更多的社会阶层的支持和参与。
这些工人阶级能做到——
他们印刷传单。条件很差，纸张欠缺，他们用广播车向社会呼吁，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宣传手段。除了传单，还能印制篇幅较大的情况通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尽管这种宣传手段是粗陋的，与政府所具有的80年代水准的宣传工具相比太原始、太可怜，但至少世界不再只听到那种千篇一律的声音了；至少这儿发生的事不会任凭一些人解释成“少数流氓煽动闹事”或“反社会主义势力在制造动乱和反对国家利益”了。
现在，工人阶级要说出他们罢工的真正动机。1980年8月19日，波兰工人镇定地向最高当局发出了呼吁：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我国劳动群众第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代表。我们肩负着整个社会的重大责任，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成立独立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雇主之外的自由工会。
“因为只有那时才能保护职工的权利和利益。在我们赢得自由工会会之前，保卫我们利益的唯一方式只有罢工，然而这对社会来说，是一种代价最高的谈判方式。
“成立自由工会的第一步是通过当局派遣代表到格但斯克造船厂来，并与之进行谈判。从而取得中央当局对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正式承认。
“我们期待中央当局的代表的到来。拖延一天，将是当局不愿意承认波兰劳动人民有权选派自己真正代表的证据。我们谨以我们所代表的职工的名义声明：我们将渴望尽快复工——然而是作为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作为工厂的真正的共同主人而复工。每拖延一天，对于我们由于领导的过错而危机重重的经济来说，就是上亿兹罗提的损失。我们的人数正在与日俱增。拖延所付出的社会代价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当局。我们再一次向当局呼吁：要审慎，要有负责精神！”（[波]沃·盖乌任斯基《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
尽管纸张很差，印刷质量也不好，但全世界都听到了波兰工人富有责任感的呼吁——因为几乎所有的外国驻波兰新闻机构，此时都赶到了格但斯克：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法新社、还有新华社……他们用各种文字将波兰工人阶级的呼吁传到世界各地。
以往，这样的呼吁是由政府发出来的。
以往，工人只要离开劳动岗位便会受到警告：不准制造混乱，不准破坏纪律和秩序；甚至不惜以武力使工人恢复秩序。
现在，当波兰工人阶级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智和秩序时，当局才感到到这种高度的纪律性和社会责任感，远远比示威口号和因愤怒而挥动的拳头可怕！
波兰政府陷入到更加痛苦的困境之中。
九
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声中，政府只好打破痛苦的沉默，极不情愿地采用了政治解决……
波兰工人阶级的宣言震憾了全世界。各国大小报纸都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这次来势凶猛的事件。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却保持着沉默——这在西方是审慎的沉默；在苏联、东欧却是一种痛苦的沉默。
罗马教会也开始采取严格的克制态度——从开始的支持变得审慎的观望了。教会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对抗；或许，教会是不愿意波兰在共产党和教会两大势力之外又产生第三个权力中心。
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紧张地注视着波兰局势的发展；另一方的“北约”又十分严厉地注视着“华约”。
与这种沉默和紧张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世界各国的工会组织，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毫无保留地支持波兰工人阶级。
在九十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代表着大约七千万名工人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于8月18日发表声明，敦促波兰政府不要忽视罢工工人的要求。
由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西班牙全国工人委员会也于同日发表声明，“无条件地支持波兰工人的斗争”。
西德最大的冶金工会，8月19日发表公报：“波兰罢工工人可以指望得到它的声援和支持——包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
8月20日，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发表了一项由34名执行委员签署的声明：“强烈支持波兰工人正义和英勇的斗争。我们要求美国政府要让波兰当局知道，它对这个国家事态发展表示关切，以及坚决反对对波兰工人实行任何压迫手段的态度。”
现在该轮到波兰政府表态了。
波兰政府不能不表态，它的内政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它自己怎么能回避？但问题是，从这个党三十多年的执政历史中，根本找不出解决眼前危机的经验。
波兰有过的几次危机都是由人民的忿怒和动乱造成的。尽管政府对这类动乱表现出极大的警惕性，甚至夸大地宣称已经危及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事实上，一个控制着庞大国家机器的政党并不害怕这样的动乱，因为它可以用武力轻而易举地镇压而不必担心失败。
当然，武力会造成流血和死亡，但统治者不害怕流血——严格地说是不害怕流人民的血。这类动乱无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让他们流血的。
政府无法回避，又不能对秩序井然的、呼吁着理智和责任感的工人诉诸武力，剩下的只有政治解决了。
当局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政治解决。
以往的政治解决都是镇压之后的安抚，动荡之后的改组，是内部的调整，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这一类的政治解决得有一个前提——首先需要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向某个不得人心的最高领导发动进攻，需要人民不惜以流血为代价去声援另一位政治家；还有，更重要的还得有一个领袖人物出来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
这些条件在现时的波兰都不具备——
波兰工人阶级这一次并不反对谁或支持谁，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再为政治家的权力斗争付出代价了。他们在1956年曾经为把哥穆尔卡拥戴上台而流过鲜血；1970年正是这位哥穆尔卡下令开枪镇压他们。那一次，他们又以流血为代价把哥穆尔卡赶下台去而换取了与新领导的坦诚对话；然而，那一次人民与新领袖的蜜月仍然是短暂的。
因此这一次，他们不再为此付出代价了。
在政府方面，也缺少一个政治解决的条件——此时还没有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领导人。
按这类国家的惯例，一个领袖必须下了台，才能由他承担责任，而不是因承担责任而下台。
这是一次不准备承担责任，追究责任的政治解决。无论由什么样的政治家来完成这个任务，都只能是虚伪的、做作的。
第一个被挑选出来承担这个倒霉差事的人选是副总理塔德乌什·佩卡。
1980年8月19日，佩卡副总理终于以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公开了自己的活动。其实，这位副总理五天前就飞抵沿海地区了，他公开出场是因为罢工工人定出原则：跟他们谈判的至少得是一位副总理。
中央对佩卡副总理的沿海之行也定了一个十分坚定的原则——只同各厂的罢工委员会谈判，而决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接触。
政府拒绝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说明他们对工人联合起来的意义确实有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然而它对此时已经有250家工厂参加的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存在置若罔闻，则表明了它无视现实的鸵鸟精神。
现在，厂际罢工委员会不仅领导着这场罢工，并且实际上在管理着城市、领导着城市的公共经济、交通、供应工作——格但斯克的电力、自来水、煤气、卫生部门都是在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下继续工作的；甚至按瓦文萨的提议，还组织了罢工工人去帮助郊区农民的秋收。
佩卡副总理选择了格但斯克港务局和船舶修配厂。
谈判是在格但斯克省政府纹章大厅举行的。
船舶修配厂的工人代表、厂长、厂党委书记参加了谈判。
会谈一开始，便由佩卡副总理带头作自我介绍：他是副总理，跟第一书记盖莱克共事二十多年，他俩是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他是第一书记家的常客；他还是一位教授，曾经写过一本经济改革方面的书。他说，“就象匈牙利那样的经济改革，只不过还要好得多。你们看到这本书吗？呵，没有，你们不可能看到，因为只发行了1200册。”
于是副总理埋怨道，波兰就是这样，那些乱七八糟、不三不四的书可以大量发行，而好书却发行不上去。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重要的是他这次来格但斯克，是因为他喜欢格但斯克。他为这里发生了罢工感到痛心。他希望能迅速解决问题，在问题解决之前，需要他呆多久就呆多久，那怕呆到年底，呆到明年。
副总理特别强调，他这次来，有政府、政治局和盖莱克同志本人授予的解决问题的全权。因此，他“有充分的资格进行谈判并作出决定”。
工人代表也都作了自我介绍。这些年轻人并不轻信，他们都说得简单、迟疑。他们表示不打算谈政治而只需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副总理报有气派地说：“那就把你们的要求都提出来吧。”
代表们却沉默了。过了好一会，一位工人代表递给佩卡一份厂际罢工委员会起草的21项要求全文。
副总理看了看，简单地谈了自己对这21项要求的看法，表示所有各项都是可解决的。
对第一项成立独立工会，他这样表态：工会工作做的不好，大家有意见，是应该改造。他说，“罢工委员会在罢工结束后，将继续活动，也可以选进现有的工会里去。”
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建议。
接下去，副总理又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跟代表们商量：是实行三年制产假好呢，还是多建些托儿所好？他谈这个问题时，一点儿也没有副总理的架子，到真象一位写过书的经济学教授。
他说：“我们要算一算那种做法经济一些，我们就决定采用那种。”
佩卡的谈话是坦率的、干脆的、毫无官腔的。和女工代表谈到女工工作条件时，他甚至幽默地把女工代表称为“大婶们”。
副总理谦和、随便和幽默风趣的个人魅力将许多人迷住了。到晚上九时，又有好几家小厂的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进来。佩卡仍无倦意，精神抖擞地回答问题、解决问题——
住房紧张吗？他知道的，格但斯克有12万人在等待住房。
“没问题”，他说，“我们给你们建两个房屋工厂。一个是普通的，生产水泥预制板，第二个是法国进口的，生产独户房子，非常凛亮的小房子。这对你们够可以的了吧？”
肉食供应紧张吗？这他也知道。
“没什么”，副总理说，“已经决定进口六万吨肉。问题解决了。”
“这肉什么时候来，副总理先生？”一位女工代表问。
“什么时候？等一等，我们问问部长。呵，不错，从欧州经济共同体进口，两个星期之后就到货，如果从阿根廷进口，要用三个星期。”
有代表对书报检查制度提出批评。
这个问题难一点，副总理的回答略长一些。他说书报检查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这方面的放任。他又忍不住对他那本非常好的书只印了1200本表示了忿忿不平。
他认为问题在于记者们不好，“是他们掩饰缺点，是他们在报刊上把一切都写得那么圆满。他们经常在报纸上把盖莱克同志和膘肥肉壮的奶牛照在一起，他们对什么都一律赞扬。可是黄油没有还是没有，尽管记者们说，‘我们这儿牛奶满成河，’但我们仍然不得不进口黄油……”
“我抗议，副总理同志！”
佩卡非常遗憾地中断了他与人民共义愤的珍贵时刻，不无不平地问：
“您是什么人？”
“我姓加卢斯，是《沿海之声报》记者。副总理同志，我们只能发表你们允许发表的东西。”
副总理确实是一位好好先生，他马上附和道：“您说得对，这是我们共同的过错。不过加卢斯同志，您好像很疲倦。您的脸色很难看，您应该去睡一觉。”
“谢谢，我能坚持。”
副总理又称赞了记者同志的工作热情，并且向工人推荐：
“怎么样，卢斯加同志可以参加罢工委员会吧？”
佩卡又继续讲下去，粮神饱满、情绪良好，一直讲到20日的清晨5时。他对什么都一口应承。
工人所提出的，副总理所应承的大多是眼前的、物质的要求。
只要工人阶级不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出现，只要参加谈判的工厂个体只着眼于本单位的具体问题，他们也只能提出这一类的要求。这确实证明了当局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的决策之英明。
工人代表将这一大堆具体的、已经被副总理承诺了的要求归纳成12条，并决定形成谈判协议。
如果佩卡副总理的这次谈判成功了，紧接着便会有一系列的跟各个工厂的个别谈判，那么，所谓的政治解决便会成为各个击破的政治瓦解。
庆幸的是佩卡没有成功。
上午九时，当12点内容的协议文本写好，需要双方签字时，佩卡突然要求在后面再加上一条：“本协议将呈部长会议批准。”
工人代表大吃一谅，质问副总理：不是说过他自己有充分的权力签字吗？
佩卡诚恳地要求大家能理解，他上面还有政府。还有政治局，他不能绕过这些权力机构。但他保证说，二个小时之后，华沙便会作出肯定的答复。
谈判协议立即送到了首都。
华沙的答复很快就下来了，尽管不是副总理所说的二个小时，而是五个小时，但就这类国家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行政效率了。
然而遗憾的是，政府只同意了12点协议中不太重要的三点：
关于建造房屋工厂；
关于进口肉食以及罢工委员会；
罢工结束后仍能参与工厂工会委员会的活动。
对一些关键性的要求，回答是模棱两可的。
下午五时，工人代表又回到谈判大厅，副总理显然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挫折。虽然他又打起精神，重新许诺说，一切都会顺利解决，但工人代表却以抗议、挖苦和不友好的喊叫一次一次地打断他的讲话。
会谈最终是在愤怒的气氛中收场的。
第二天，佩卡被召回毕沙。接替他的是另一位副总理雅盖尔斯基。
临上飞机前，佩卡副总理含着眼泪，痛心地说，他是怀着最良好的意图和工人谈判的，他希望多许一些愿，先结束罢工，然后再慢慢地实现这些诺言。难呵，他没有成功。
佩卡失败了，也宣告了那种家长式的统治方式的失败；佩卡哭了，这让人感到是一个衰败的政权在哭泣。
这次谈判的失败对工人阶级来说，却是一件幸事，使他们不再想去尝试已经被多次证明过的、失败的手段。
副总理佩卡被召回华沙的当天，三个满脸通红，惶惑不安的小伙子来到列宁造船厂，找到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
“我们受我们厂的职工委托，叫我们先到这儿来，”他们小心谨慎地试探道，“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之后，可能我们的整个代表团都要来。”
他们被重新接纳了，尽管有讥讽，却是欢乐的、善意的。当这两个厂的代表团进来时，列宁造船厂响起了前所未有的欢呼声。之后，扩音器里传出了主席团的一个简短公报：船舶修配厂和北方修造厂跟我们在一起，分裂消除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增补了两名新成员——船舶修造厂和北方修造厂的代表。
此时，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已经增加304个厂家。
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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