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您是作为罢工领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因此，您创造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历史第一次接受了一个使生产陷入停滞，而不是使其发展的人。
瓦文萨：历史与我何干？我斗争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人！
作者：无论为了历史还是为了人，都应该发展生产。我同意您说过的话：“用罢工手段是不可能改善经济状况的。”
瓦文萨：是的，罢工是一个最危险的手段，但罢工这个武器必须持有，因为这是工人阶级与政府对话谈判的唯一方式。
作者：对于本来就危机重重的经济，这无疑是不堪负担的。这种谈判方式的成本太昂贵了。
瓦文萨：如果工人阶级的意志得不到反映、利益得不到维护，社会将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作者：难道双方就不能寻得一种廉价的谈判方式？
瓦文萨：能，那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工会。我们罢工是为了建立独立工会，建立独立工会是为了不再用罢工方式去捍卫工人阶级的权益。
作者：您给半个世界出了一大道难题——您的目标无疑会动摇党和国家的绝对领导。
瓦文萨：无须对此加以否认和掩饰。要使工人阶级从“无所能管”的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就必须有一个持久的、强有力的工会组织来制约国家“无所不管”的绝对权威。
作者：可是治理的权威从来就是需要的、并且总是由个别人来行使。一个工厂如此，一个党、一个国家亦如此……
瓦文萨：您大概还要说，关键在于要把这个权威交到正直而杰出的领袖手里？
作者：否则怎么办呢？能承认一个好的领袖多少是一个进步，便不该拒绝这样的努力。
瓦文萨：正是开始了对这种“进步”的怀疑，波兰工人阶级才有了对历史的一大步跨越。请看看人民波兰的历史吧——1956年，为了拥戴改革家哥穆尔卡上台，我们有五十三个阶级兄弟付出了生命，三百多人流淌了鲜血；1970年，为了驱赶堕落了的哥穆尔卡、寻求一个能稍为民主一点的领袖，我们的兄弟中又有四十五人付出了生命、一千多人流淌了鲜血；因此这一次，我们争取的不再是一个好领袖，而是要使工人阶级在罢工中形成的力量保存下来，并在正常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作者：工人参与对工厂和国家的管理，可比组织罢工、建立独立的工会更加艰难……
瓦文萨：正因为艰难才更应该让我们实践！
作者：要是社会要为这种实践付出过大的代价呢？
瓦文萨：那也必领村出！否则，半个人类为社会主义已经付出的巨大代价便付之东流。
一
社会主义历史上只有两件事——十月革命和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可以与波兰成立团结工会的事相比。
有了列宁，社会主义国家才没有因为先天不足，而死于胚胎——1917年11月7日，她诞生了。
然而，如果列宁能预见到这个历史的早产儿会经历那么多的生存痛苦，他还会用自己的巨大智慧去助产吗？
这些痛苦是惊天动地的：强迫农业集体化，制造仇恨的阶级斗争，血腥的政治恐怖；最后是社会发展的停滞和人的独立意识的泯灭。艰难而又多灾多难的半个世纪逝去了，她——这个人类美好理想的结晶已经遍体鳞伤、面貌全非了。
为了给这个未老先衰的生命医治创伤，注入新的生命和青春活力，在她的艰难的生命历程中，又发生了许多同样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
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有了最初的尝试；
1956年，赫鲁晓夫把斯大林送上审判台，而开始了全面宣战；
同一年，纳吉在“匈牙利事件”中，用自己的生命进行了殊死搏斗；
12年后，杜布切克和他的“布拉格之春”，给半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然而，所有的这些奋斗都失败了，尤其在1968年8月20日，当苏式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中所蕴含的希望之后，半个世界都陷入到铺天盖地的绝望之中——如果连这种和平的、秩序井然的、并且是由共产党人自己领导的改革都徒劳无益，那么还有什么可能使这个日趋衰败的生命获的新生呢？
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预言，在共产世界不再出现希望，不再会有巨变了。
然而仅仅12年后，这个预言就被历史否定了。
1980年夏天，在波罗的海南岸，发生了社会主义历史上又一次惊天动地的巨变：波兰诞生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团结工会。
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巨变都与一些政治伟人联系着；它们的诞生地也十分高贵：冬宫、克里姆林宫、捷克的总统府、匈牙利的国会大厦。而这一次的巨变却产生于工厂的最基层，它的领导人是一个叫瓦文萨的无名之辈。
瓦文萨的知名度小到如此程度，以至当他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已经给执政的波兰共产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居然在政治局用疑惑的口吻问：“瓦文萨？这个家伙是什么人？”
当时，即便是无所不知的秘密警察，也只能给他们的领袖提供这样简单的档案材料：瓦文萨，男，37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天主教徒。父亲是木匠，本人小学毕业即当学徒。原为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电工，1976年，因参加工潮，主张成立“自治工会”而被开除。
尽管这次事件的诞生地和领导人如此卑微、低残，但它对世界的震动却那样巨大——
欧美一些大报一致将它列在1980年世界十大新闻之首；
美国国际变化研究所所长S·比亚勒教授说这次事件比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意义要大的多；（S·比亚勒《波兰与苏联的统治》）
匈牙利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赫洛杜什·安德拉什教授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历史上只有两件事——十月革命和苏联与南斯拉夫决裂——堪与波兰成立团结工会的事相比。”（意大利《共和国报》1980年11月13日“安德拉什教授采访记”）
这些评价都是事件发展到无人能忽视它的存在时说的。而在开端，一切都是试探的、战战兢兢的。
波兰工人绝没有上述两次巨变所具有的条件——十月革命具有良好的共产党组织和许多杰出的领袖人物；1948年，铁托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作为后盾。
波兰工人有的只是二十年内经历过的两次大规模逮捕、枪杀的恐怖记忆和一点儿渺茫的希望。
1980年8月，波兰工人从几百人开始，到几千人，几万人，然后与一个具有三十万军队和庞大警察机构的政权对峙了17个日日夜夜，凶吉未卜，前途未卜，他们得有多么坚强的神经才能经住其中的胆怯、危机和悲观。
如果他们失败了，历史的许多悲壮的记录又多了相似的一笔，一切都是重复，一切都是绝望，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再等待一次已经重复过多次的、艰难而又令人恐惧的开端。
1980年夏天，波兰工人把这个开端完成了——靠着高度的自我约束能力和两次流血牺牲所换得的经验。
于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终于有了力透纸背的一页。这是全新的一页，她记录着新的经验、新的希望、新的斗争方式、新的目标。
这就够了，结局的成败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波兰工入阶级终于从诉诸统治者善意和明智的幼稚中成熟起来。
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理解：问题不在于推翻或拥戴哪一个领袖人物，因为换上去的新人最终还是变得跟前任一样腐化；也不为了取得政府的重大让步，因为任何政治许诺和政治让步都可能在工潮平息之后被政治清算所替代。
1980年，波兰工人阶级争取的是要使自己的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因素，为此，他们把建立一个独立的、能长期参与统治的权力机构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
有这个目标，政治家便不能毫无担忧地进行统治了；有了这种希望，半个世界便无权忘记波兰工人在1980年8月所作过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历史应该记下1980年8月。
二
事情是由几个青年工人开始的，但在他们身后，有数十万工人的不满和期待，有数十年的屈辱和流血的记忆，还有那位暂时还不出名的莱赫·瓦文萨。
1980年8月14日清晨，波兰最大的海港城市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三位年轻工人，带着几幅大标语和几百张传单，于上班前一个小时来到车间。
这些标语传单的内容很简单：要求实行物价上涨津贴和增加工资1000兹罗提。没有政治色彩，没有组织名义。但促使这几个年青人行动的背景却十分庞大：当时，全国的许多工厂都发生动乱，尽管许多罢工是零星的、犹豫的，却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骚乱是从7月1日开始的。那天，政府宣布提高不需要定量供应的“特种商店”的肉类售价40-60％。于是华沙、波兹南、托伦、卢布林相继发生罢工，此伏彼起，时断时续。
在此期间，格坦斯克是平静的。这很奇怪。
格坦斯克是波兰著名的工业区，如果算上它身边的两座姊妹城——格丁尼亚和索波特，这个波罗的海边的三联城有七十万人口。波兰最大的海港和造船厂都在这儿；与这种平静更不相称的还有，格坦斯克是著名的工人运动中心。1970年，正是格坦斯克好斗的造船工人和码头工人将东欧最强硬的政治家哥穆尔卡赶下了台。
但如果我们知道了下面这个事实后，便理解了格坦斯克的平静，并会产生深深的不安和不祥的预感。
1970年12月，在与军警对抗的工潮中，有45名格坦斯克工人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有一千多工人流出了鲜血。这些赤手空拳的工人是在和平时期，被他们法律上的代理人、公仆用刺刀、步枪和坦克残害的！这种屠宰式的杀害使人颤栗。它留下的恐怖记忆大约一百年也不会消失。
有了这样的记忆，格坦斯克工人自然会有更多的沉默；同时，既然在沉默中蕴含有这样的记忆，那么格坦斯克在1980年的沉寂中，肯定蕴藏着更深刻的危机。
现在，这三个行动者的年轻人，这三个在童年记忆中刻有十年前那件悲剧痕迹的造船工人，会不会触动那个巨大的伤口，使它重新流出血来？
三名青年工人把标语贴在车间门口和更衣室外，然后向更衣室的工人每人发放一张传单，并且说：“今天全厂罢工。”
传单上并没有写罢工的事，但每个工人都能从蔓延全国的骚乱不安中感到某种渺茫的希望。
已经换好工作服的工人没有立即到工作岗位上去，而是聚在更衣室外的大标语下。他们只有30多人。这些人对三个年轻人的举动是赞许的，只是还不敢用语言表示出来。
工长来了，要工人们去车间干活。有人胆怯了，向车间走去。
三个年青人着急了，高声劝阻，谎称其它几个车间已经停工了。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还走进车间，为那些胆小的工人关掉机器。
工人犹豫着，工长催促着，三个进行鼓动的工人紧张了。
他们很清楚，如果不能有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再有几个人响应工长的号召，不一会儿，这儿就只剩下他们三个被孤立的人。
他们急忙打出一个横幅标语，呼吁大家到别的车间去。直觉告诉他们，必须使这几十名工人走出车间。
他们成功了，三十来名工人跟在他们后面向别的车间走去。
本来就处于期待和半停工状态的工人被这支打着横幅标语的小队伍引了出来。多数人观望着，但也有少数人大胆地加入到这支小队伍里。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那三个打头的年轻人在鼓动了，许多人都在呼喊：“关上机器，跟我们走！”
到哪儿去？去干什么？不知道。这是来不及思考和犹豫的。这一瞬间，队伍里的每个人都清楚，停顿和动摇的后果不堪设想。必须走下去。
这支已经增加到一百多人的队伍，终于与厂长迎面遭遇了。
厂长领着几个人堵在前面。他板着脸，劈头盖面地抛过一句严厉地质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队伍里有人回答：“我们停工了！”
厂长又问：“为了什么？”
这时，队伍里有人喊起来：“我们现在不跟他讲。我们走！”
这是高明的。否则厂长会说：“有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干什么！”于是工人们会提出一大难重大的和细小的、能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厂长会说服、解释、许诺，会象一位家长那样用严厉而又不乏爱护的口吻批评工人，于是工人不好意思了，或者害怕了……
他们不能停下来。队伍又向前走，把厂长留在那儿。
队伍已经扩大到一百多人。他们走出厂门，走到二号厂门前。这儿正是十年前那些流过鲜血、付出生命的同伴们出发的地方。
并没有人发令指挥，这几百个人突接沉寂下来，深深地低下头去，向1970年12月的牺牲者默哀一分钟。
在这短暂的一分钟里，那45个牺牲工人的魂灵一定呼天抢地地呼喊着他们的忿怒和鼓动。
没有比这更有力的鼓动了。
一分钟后，当这几个百个沉重的头颅扬起来时，他们已不再惊慌和茫然。
他们唱起了波兰国歌：“波兰没有灭亡……”
是的，只要工人阶级还在，波兰就不会灭亡；只要希望还在，波兰就不会灭亡……
几百个大嗓门发出的声音是粗糙的、嘶哑的、不协调的，但歌声所体现的力量和意志却是那样的清晰，这歌声惊动了列宁造船厂，惊动了整个格但斯克；同时，还引来了另一个人——几年前被开除出厂的列宁造船厂电工瓦文萨。
有了瓦文萨的出现，这支刚刚开始的歌终于震撼了全世界。
当这几百人从大门口回来时，他们的决心已定。队伍在停在厂内的一台挖掘机旁停下来。有几个人爬到上面发表演讲，他们呼吁罢工，要求大家团结起来，把信得过的人选出来，成立罢工委员会。
就在这时，总经理格涅赫带着一批人匆匆赶到。工人们让开了一条路，并且伸出手来帮助他登上挖掘机。总经理毕竟是有权威的，人们无法在一个早上就丢掉多年来形成的等级意识。
总经理讲话了：“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谈判，但用不着停止工作。大家都回车间去。”
大多数的工人用沉默来回答他的命令，但也有几个工人高喊：“不解决问题就不干活！”
双方都避免用罢工这个词。
总经理的态度缓和下来，耐心地劝说：“干吗要停工？如果谈不成，再停工也行嘛。”
爱喊叫的工人仍然要求先解决了问题，再回车间干活，而真正让总经理吃不住劲的是那一片顽强的沉默。他难以捉摸这沉默中有多少是强硬和对抗，有多少是犹豫和动摇。
就在这时，一个人从总经理身后登上挖掘机，挤到他面前。
“您认识我吗？”挤过来的人问。
总经理看了看对方：一个中年工人，个子很矮。他不认识这个人。他不可能认识几万工人中的每一个，他是通过劳动人事部门管理着工人的。但总经理能从来人身上感到一股力量和威胁。于是他客气而又带着明显暗示的口吻说：“从现在起，我将记住您，请问……？”
“瓦文萨。”
这个名字他是知道的。总经理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遇上了亡命徒。这是短兵相接的搏斗中最令人生怯的事。
总经理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能让这个人和眼前的事搅在一起。
“您的情况我知道一些，”总经理说，“我愿意帮助您。您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找我。”
瓦文萨坚决地拒绝了总经理的好意。他说：“不，我不用求任何人。我是一名造船工人，我在造船厂干了十多年，现在我回来了。我只是为我不能从大门回来感到遗憾，”瓦文萨是从四米高的厂区围墙翻进来的，“这回，我将留下不走了，因为我有职工们的信任！”
工人们用欢呼声证实了瓦文萨的判断。人们心里踏实了，马上安静下来，等待着瓦文萨的演讲。
瓦文萨转向几百名群众，注视着、思考着，最后他只是大声地喊出一句话：
“我宣布实行占领性罢工！”
三
因调整物价而引起罢工不是第一次；工人开出清单要与政府谈判也不是第一次；区别只在于政府第一次发现无法对反叛的工人诉诸武力……
因商品涨价而引起大规模的罢工，在波兰不是第一次。前面提到过的1970年12月悲剧也是由完全一样的原因引起的。这不是光辉历史的再现，而是悲剧的重演。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恐怖回忆，并对这种失败过的斗争手段表示怀疑。
这里的序幕刚刚拉开，我们就立即发现它与1970年工潮的开端如此惊人的相似——
地点：仍然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
冲突双方依然是政府和工人；
构成冲突的事件也一样：物价上涨；
大背景也相同：普遍的不满和骚乱；
甚至某些剧中人也一样，比如说瓦文萨……
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会指责某些重复的错误、重演的悲剧。但这类指责又常常是无可奈何的，政治家有足够的理由采取他认为有益的任何政策，也有足够的力量把历史学家的声带割断——如果历史学家试图证明某项政治错误或罪恶在历史上曾经造成过灾难的话。
然而我们不能不为另一方的重复所担忧——波兰工人准备用罢工来对抗一个强大的政权。
政府可以忘记，因为他们是最终的胜利者。胜利者当然可以用成功运用过的手段；可是已经失败过的造船工人还会用已经失败过的手段吗？他们也会向市区进军，也会去进行一场用歌声与枪声的对话吗？
这场序幕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
四
罢工委员会的成立使波兰工人找回了自己的优秀品质——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一次，造船工人没有走出工厂。除了一些身体不好和神经脆弱的人回家了，罢工工人将列宁造船厂的大门关闭起来，近万名参加罢工的工人留在里面。
开始，罢工工人被兴奋而又茫然的情绪支配着，许多人跑来跑去，吵吵嚷嚷，却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谈判清单：各种各样的要求都提出来了，还不断有人补充新的要求。
到处都在进行各种级别的“谈判”，找厂长谈，找书记谈，甚至揪住班组长不放。只要围住一个多少掌了一点权的人，就有人提意见、提要求，而更多的人却在旁边吹口哨、起哄。
工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过正常的政治生活了，他们的政治能力已经严重退化。
不过，这种混乱的局面很快就渡过去了，造船厂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瓦文萨当选为主席。
谈判的清单也拟出来了：
一、恢复瓦文萨的公职。
二、每名工人提高工资2000兹罗提，按民警的同等条件提供家庭补贴。
三、保证罢工组织者、领导者的安全。
四、工人有选举自由工会的权利。
五、为1970年12月事件的死难者修建纪念碑。
罢工委员会还担负起全厂的责任：建立了罢工纠察队，以保护工厂的财产，防止发生不负责任的挑衅事件。
罢工委员会宣布：在罢工期间禁止喝酒。
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酗酒，即便是对政府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酒，使工人缺勤旷工，造成事故。据说，在波兰医院里，有20％的床件由酗酒者占用着；当然，这并不是民族病，而是时代病——除了干活，生活不再有任何指望，他们为什么不喝呢？
造船厂大门外整天都有一大堆人围着，大多是妇女、孩子。她们送来一包包吃的和换洗衣服，也带来焦急不安的紧张情绪。
带着红袖章的罢工纠察队员很有礼貌地检查送来的食品，防止里面有出于好心送来的白酒。围墙上，每隔几步就坐着二、三名带红袖标的工人。大门口，有工人在打扫废纸和烟头。门前，红白相间的波兰国旗，和白-兰-白的造船厂工人旗在一起飘扬。墙上刷写着大幅标语：
“人民和造船工人在一起，造船工人和人民在一起！”
“给政治犯以自由！”
“请站到我们中间来！”
“你若同我们站在一起，就停止工作吧！”
这一切都是工人自己干出来的，这些罢工的工人并没有停止工作，他们是在干另一种更重要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充分显示了工人的力量——那是由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凝聚成的；更重要的，还有团结。不仅有全厂的团结，还有整个阶级的团结——8月15日，三联城的另外几家造船厂也加入到罢工工人的行列。
格坦斯克工人没有匆匆忙忙地走上街头，没有象以前几次那样去呼喊口号，去冲击党或政府的机关，去焚烧警车、与警察冲突。他们只是有秩序地占据着工厂。政府如果试图把工人驱逐出厂，那么它就无法象以前那样，将发动暴力的责任推到工人头上而加以镇压了。
这是工人方面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意义重大的胜利——政府除了坐下来与工人进行认真谈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五
这一次，波兰工人没有流血就开始了与政府的对话，并获得了政府的让步。如果不是他们以前也得到过类似的许诺，或许这一次也到此为止了……
波兰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并非出于政治野心。他们没有去颠覆政权，没有去攻打政府。他们仅仅——说起来真可怜，仅仅想让他们的代理人听听他们的意见，仅仅要求政府帮助解决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切身问题。
为了这么点儿可怜的要求，波兰工人用罢工的方式战战兢兢地敲响了社会的警钟。当局终于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了，愿意来听听他们的声音了。
社会得为这种对话付出上亿兹罗提的代价——这真是成本昂贵的谈判方式。
然而比起1970年，这代价就算不了什么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流血和死亡。这或许算得上历史的进步吧？
1970年12月，波兰工人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获得对话的权力的。
那一次，工人也仅仅是要求他们的代理人听听他们的要求，这些要求就更可怜了。下面是列宁造船厂罢工工人在1970年罢工期间写下来的十点要求中的主要几条：
一、取消加班工资所得税。
三、提高工资20％。以适应物价上涨。
五、取消表扬性奖金，将此款用于提高工资。
六、公布总经理的收入。
七、精简行政机构。
八、星期天上班，除工资外，免费提供伙食。
全部是经济方面的，没有一点儿政治色彩——工人要求的只不过是略微改善一些、略微公正一些而已。这些绝不过份的要求所得到的回答是无情的镇压。
现在——1980年8月，波兰工人总算用罢工而不是流血，取得了对话权。
谈判是8月16日在列宁造船厂举行的。
谈判大厅里挤满了旁听的工人，厂广播站广播了谈判实况，所有的扩音喇叭下都聚集着一群人，谈判大楼前的工人就更多了。
工人们知道广播喇叭里是谁在讲话，经理、书记、瓦文萨，还有其他代表的声音他们都听得出来。对每一次发言，工人都要表态，好象他们都是谈判代表——或是鼓掌，或是打口哨、起哄。
经理的讲话被哄的次数最多，工人代表也有被哄的。
恢复瓦文萨工作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关于罢工组织者的安全问题也得到了保证。政府方面发给每个代表和罢工委员会委员一份保证书，保证他们不为8月14日至16日的罢工而受到惩罚。但保证书的下面注了这样一笔，“不受惩罚的保证不包括违反波兰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行为。”
当谈判进行到为1970年12月事件死难者修造纪念碑时，谈判厅内外的人全都激动起来。
世界上很少有那个民族有波兰人经历的苦难深重——她惨遭过十字军的铁蹄蹂躏，经受过瑞典侵略军的暴戾，还有普鲁士的统治，沙俄的践踏；最近的则有斯大林在二次大战初期与希特勒进行的瓜分波兰的肮脏交易，以及纳粹德国对波兰人的血腥屠杀。仅华沙市，就有80万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波兰为此建造了许多作为民族苦难见证的纪念碑——著名的、纪念死于二战的人的西盘英雄纪念碑就建造在离列宁造船厂不远的西盘半岛上，还有建造在华沙的无名烈士纪念碑，犹太英雄纪念碑，它铭记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手段最残忍的屠杀……
只有记住这些外族人给波兰造成的苦难，波兰人才能保持住自尊自立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无论对人民还是对政府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然而现在，工人所要求的，却是要政府为自己所镇压过的人修建纪念碑，这等于要统治者为自己的耻辱和罪行修造一永久的标志。
这是波兰工人阶级的远见。尽管死难者不能再生，尽管1970年悲剧的制造者哥穆尔卡早已因为这次罪行而离开了政治舞台，但必须让他的继任者记住这黑暗的一页。
一个历史罪恶的记录，就是一个沉重的现实警告。对一个行使权力的统治者来说，最沉重、最无情的莫过于历史罪恶的记录。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当天，在代表团全体团员情同下，向犹太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面对着他的国家曾经犯下过的罪行的明证，勃兰特总理默默地肃立着。突然间，成群的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面——这位著名的政治家、这位跟希特勒第三帝国毫无关系的德国现任总理、这位对眼前的历史罪恶并不承担责任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沉重的跪了下去。
在场的人被深深地感动了……
没有人将勃兰特总理的跪拜看成是政治家的某种“姿态”。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一种道义上难以承受的重负和人类良知的冲击力。
有了这座纪念碑，人类便多了一些良知，少了一些黑暗。
波兰工人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要求修建纪念碑的——他们要统治者承认并永远记住前任的罪恶。
工人自己当然不会忘记。他们修建纪念碑的要求已经提过许多年了，却没有人理睬，反而在他们计划造建纪念碑的地方——就在二号门前面的广场上，12月事件的最初死难者是在那里倒下去的——挖沟、打地基，准备盖一座贸易大楼。工人不答应，填了这些沟。后来市政府又把这个地方周围墙围起来。总之，当局想弄得工人的纪念碑无地方可建，想让他们忘记。
但波兰工人不会忘记。每一个周年纪念日，工人都要举行祭奠活动，并爬到造船厂最高的烟囱上挂起致哀的旗帜。
修建纪念碑的谈判终于成功了。当局答应在今年12月16日十周年纪念日前建好。当局不能不答应，这不仅是谈判诚意的表示，更是不再对罢工工人采取镇压的表态。
增加工资的谈判艰难一些，但气氛不那么沉重了。经理说，每人增加2000兹罗提会涉及到全国的工资制度，他负不起这个责任。他说可以用涨级的方式作些技术上的处理。
工人拒绝其他方式，要求每个人都一样涨，但同意减到1500兹罗提。
经理又问：“物价补贴也在内？”
“不，每人1500，外加每月的物价补贴。”
经理为难了：“物价上涨引起的补贴问题我决定不了，这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
“那就让上面派人来，来个能解决问题的人！”瓦文萨不动声色地将了一军。
这一军将得很有力，大厅里和各个喇叭下都响起了掌声。
经理沉默了，最后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并当场向工人作了保证。
一位工人代表问坐在经理身旁的党委书记：“书记同志能不能对经理的话作担保？”
书记：“可以，我担保。”
又有代表要求经理将他的保证写到纸面上。这个要求也立即被经理接受了。
每一条谈判都成功了，每一项要求都实现了，挺容易的。这时的时钟指在13点30分上。
工人们一时沉默下来，品咂着这个胜利，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他们几乎是怀着赴汤蹈火的决心采取行动的，一切怎么会如此顺利和简单！
可是顺利不值得庆贺吗？不用赴汤蹈火达到目的不是更应该欢呼吗？
工人们想到的都提了出来，提出来的也都被当局接受了……那么，大家这种若有所失的心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工人们说不清楚，瓦文萨也说不清楚……
那支书写历史的巨笔在这儿停了下来。
有工人在议论了：
“1970年12月事件之后，他们也作过保证的。”
“经理的保证有什么用？在波兰可没有罢工权！”
“他们可以将经理撤职，那所有的许诺都白搭了。”
……
瓦文萨敏感地抓住了这种情绪——对当局实现诺言的怀疑。难道这就是不能就此罢休的原因？但瓦文萨立即就否定了这个答案。产生那种说不清楚的情绪不在于此；再说，当局的诚意也需要时间证明，谁也不应该要求马上拿到1500兹罗提、要求一夜之间在二号门前矗立起一座纪念碑。
围绕着该不该相信厂方许下的谎言，代表们开始了一场尖锐的讨论。有的表示应该相信，先复工；另一些人表示不相信，却又提不出具体的办法和更多的要求来。
到最后，罢工委员会只好作出暂时结束罢工的决议。
这时是16日14日20分，瓦文萨走到麦克风前，向谈判厅内外的全体罢工工人问道：
“如果我宣布罢工结束，有没有人反对我的意见？听见了吗？结束不结束？”
瓦文萨停下来，等待着大家的决定；大家也沉默下来，等待着瓦文萨的决定。
瓦文萨看没有人反对，又说：“工人代表和罢工委员会认为，我们的要求已经达到。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已经说过，我将最后一个离开造船厂。我宣布，基本问题已经解决。结束我们斗争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现在，我允许大家在下午6点以前离开工厂！”
总经理格涅赫也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这位在谈判桌上作出巨大让步的领导人，没有一点儿失败者的沮丧，他宽容而又不失尊严地对全体经工工人说：“我感谢大家保持了平静，守护了厂里的财产，维护了秩序。我们大家将要精神饱满的在星期一再见。我们将努力把耽误了的生产补回来。”
工人们有礼貌地鼓了掌。他们赢了这一个回合，他们应该有胜利者的大度。
已经有人走出厂门，急于去见巳经三天没有见面的亲人。许多不甘心就此罢休的工人却在大厅门口挤成一团。
就在这个时刻，格但斯克其他几个罢工单位的罢工委员会代表来到列宁造船厂——他们有北方造船厂、汽车运输公司、铁路设备修理厂和海洋电机厂……
这些外单位的罢工工人代表听说这边已经达成协议，就冲着瓦文萨喊叫起来：“要是你们把我们扔下，那所有的小厂都会被压垮的！”
瓦文萨明白了：当局之所以让总经理接受所有的条件，正是因为有这许多工厂声援性罢工的支持。如果扔下他们不管，这些弱小者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肯定会在事后受到报复。
还有的代表指责列宁造船厂罢工委员会搞的是“为力量最强者争几个钱的罢工”。
瓦文萨犹豫了。但如果撕毁刚才达成的协议，则意味着列宁造船厂已经取得的东西可能丧失。
北方造船厂的工人希望列宁造船厂继续罢工。他们说：“只要召开一次特别的省委会议，把省委第一书记一撇，你们所得到的成果就会告吹！”
“根本用不着撤换任何人，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施舍者的权力！”
施舍？瓦文萨恍然大悟，突然解开了半小时前的疑惑——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兑现，即使兑现了，工人所得到的也只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点儿施舍。工人并没有得到持久的保证——那是必须由工人自己的权力才能保持的。
瓦文萨惭愧了。
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他都不愿担起他在1980年8月16日事实上已经作出的妥协。
当然，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甚至也不是慢慢思考的时候。首先要尽一切力量挽回，使这个险些地停顿了的开端继续下去。
这时是15时，更多的人在向厂外走去，罢工纠出队也不知道该不该阻挡，而厂广播站已经关掉了……
瓦文萨还来得及将这支书写历史的巨笔重新挥舞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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