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工人阶级的成熟阻止了盖莱克来一次彻底的、哥穆尔卡式的堕落，这段重复的历史才避免了那个悲剧性的结尾。
政府在十天的痛苦的沉默之后，终于有了最高层次的表态。
8月24日晚上，波兰国家电视台播出专题新闻：党内第二号人物、现任总理52岁的爱德华。巴比乌赫辞职；同时宣布，将巴比乌赫和另外三名负责宣传和经济的政府领导人开除出政治局。
1970年，在把哥移尔卡搞下台的斗争中，巴比乌赫是盖莱克的坚定盟友，可见，盖莱克为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在电视台公布了中央全会的决定后，盖莱克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
这次讲话是十分温和的，盖莱克首先承认，人民不满是因为党的“工作方法存在着毛病和缺点，”他保证政府将“对经济实行重大改革”，并“削减巨大的投资计划”，以缓和因野心勃勃的高速度计划带来的物价上涨。
对于当前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承认工人的反对意见是合理的，答应“要仔细地倾听公众的呼声。”并保证即使“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尽力通过讨论和对话，通过妥协和协商来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应该承认，这次讲话是温和而诚恳的。然而比起我们所了解的盖莱克，比起我们在前面所听到过的他在1970年底的讲话，这次讲话温和却过于空洞，有一点自责，却又不痒不疼。
盖莱克的倒退是历史的重复，但他毕竟没有堕落到哥穆尔卡的地步用暴力对待示威群众。这算是历史的进步吧。
然而，如果历史的进步仅仅表现在统治者的一点无可奈何的自责上，那这个进步是可怜的。下面的比较使我们看到，历史的进步远非这一点儿。
这个进步来自波兰人民的政治觉悟：1956年，波兰人民对哥穆尔卡的许诺抱着绝对的信任，把他当成救世主和万能主宰，而将一切都交给了他。
1970年底，尽管盖莱克做得不比1956年的哥穆尔卡少，但他只得到了人民的一半信任。波兰工人带着一半希望，一半怀疑质问他：“有什么把握十年后不再谈论改革的需要呢？”在1970年的格坦斯克对话时，一位钢铁工人的精彩发言，表明了波兰工人在这14年中的进步。
这是那位工人的讲话：“信任中断了，今后任何一位波兰领导人也不会有哥穆尔卡1956年享有的那种信任了。新领导目前只在一点上得了分，即它拯救人民免于内战，免于兄弟间的相互屠杀。但在其他问题上，人们还在等待。改善物质条件虽然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但终究不是最迫切的。主要的问题是，要重视社会，倾听群众的呼声，遵守民主的基本原则，以及无情地根除那些身居委职而好耍手腕的人，不学无术的人和暴虐无羁的人。”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波兰工人阶级跨越了对政治家的盲目信任，不再将一切都交给政治家去办，而是开始了对政治弊端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的结论还只是要求政治家能永远倾听人民的呼声。
现在，1980年8月，尽管盖莱克这位仍然控制着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这位仍然控制着军队和警察的政治家面对着反叛的工人，准备用妥协的方法来解决危机，这在整个人民东欧的历史上，已经是了不起的让步了，但波兰工人却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妥协和信任。
波兰工人终于从诉诸统治者善意的幻想和寄希望于好政治家的希望中醒悟过来。
在这种不妥协、不信任中，工人的民主意识觉醒了，他们终于找到了用自己的阶级意志和力量去取代对政治家的依赖。
波兰工人阶级建立了一个新的希望。
在盖莱克对十多万罢工工人作出广泛让步的当天晚上，美联社记者找到了瓦文萨，向他提出问题：既然政府已经作了重大改组、并同意工人以民主投票方式选举工会领导人，主席团是否将接受政府的妥协？
尽管联合罢工委员会主席团的许多成员表示，应该研究一下盖莱克的讲话，然后再表态，心直口快的瓦文萨还是对美联社记者的问题做出作出回答：“不，只有建立自由工会，我们才能得到幸福，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政府欺骗不了我们，我们决不给它欺骗我们的机会。”这种脱口而出的、似乎很不成熟的表态，表明了波兰工人阶级的成熟这是用近三十年的苦难和两次大规模流血换来的。
瓦文萨说：“工人要求成为工厂和国家的真正主人，我们决定用罢工来争取这一点。所以，就是解决了其他二十项而第一项不解决，那也解决不了问题！”自从1944年波兰工人阶级将他们的权力交给波共之后，他们使死守住一个信条好的当权者是保证工人阶级利益的根本；几十年来，他们始终在反对坏的当权人和寻求好的政治家的斗争中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到了1980车，波兰工人才第一次理解建立和保持自己力量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盖莱克政权被迫牺牲了它的总理，波兰工人也拒绝接受这种老一套的、替罪羊式的解决方式。他们冷静而顽强地坚持他们已经寻得的目标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独立于政府的权力中心。
十六
罢工工人拒绝以改进了的旧工会来取代建立工会，让副总理无可奈何；而工人对国家危机根源的深刻认识，则让这位政治家深感震动！
政府与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第二次谈判于8月26日举行。
政府方面仍由第一副总理雅盖尔斯基负责，谈判地点仍在列宁造船厂。
有了政府的改组，有了盖莱克的妥协性讲话，政府委员会希望它与工人的谈判要容易一些也就是说，政府希望它的让步能换得工人的让步。
瓦文萨的首次发言就使政府的希望破灭了。因为在最重要、最难达成协议的自治工会问题上，工人方面没有丝毫的退让。
瓦文萨说：“从第一次谈判以来，已经过去了很重要的三天。我们希望在这期间发生的新情况，能使我们的讨论变得容易些。罢工要求中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问题。我们要一个自由、独立、真正自治的工会。”瓦文萨还非常有礼貌的重申了工人方面的谈判诚意。
瓦文萨说：“副总理先生应该相信，我们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想破坏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我们把工厂看作是波兰人民的财产，但我们要求成为工厂和国家的真正主人，现在我们决定用罢工来要求这一点。我们的谈判将很困难，我们大家都必须有极大的耐心和良好的愿望。”只有坚定的内心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才能使工人方面具有如此的沉着、理智和礼貌。
就个人素质论，对方的首席代表雅盖尔斯基有瓦文萨无法比拟的优势；：雅盖尔斯基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在知识、教养、思想水平方面，他都是出类拔苹的；他的外交、谈判才能则更是瓦文萨这样一个工人出身的人所无法相比。雅盖尔斯基在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谈判厅进行过许多次极其困难的经济、政治谈判；而他的谈判对手也是一些世界级的政治家总理、部长、党的领导人。
但此刻，这位政治家却没有瓦文萨所有的自信。
谈判一开始，雅盖尔斯基就向瓦文萨提出一个个人要求：“主席先生，我提一个建议，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整个时间被电视摄像机拍摄的经历，我们是不是将它关了，它是不需要的。”副总理的请求得到了一半满足，决定对谈判的开头20分钟作电视报道，然后就请电视记者退场。
副总理要求回避电视记者，倒不是他要躲避新闻监督而在谈判桌上耍弄手腕。
这一次，雅盖尔斯基是拿出了比跟外国政治家谈判时更多的诚意和严肃态度的。但他毕竟是一位东欧政治家，他的国内政治生活从来就是跟密室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他首先声明，最近几天曾经流传的一些指责罢工工人的传单，但他对这些传单一无所知。
接着，副总理对双方能又一次严肃地讨论波兰的重大问题表示满意，他重申了他的谈判诚意。
雅盖尔斯基说：“三天前，我们开始谈判，现在我又来到这里，就象我三天前说的那样，为的是和你们一起解决令人焦急的问题。”副总理本着先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的精神，宣布了政府为改善市场供应，进口肉食的决定，并对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抚恤金数目，增加托儿所，幼儿园以及缩短等待住房时间等问题作了详细解释，表示接受工人要求。
瓦文萨却要求从第一项要求开始讨论。
瓦文萨说：“我们不能放弃第一项要求。所以如果解决其它二十项，而第一项不解决，那就解决不了问题！”雅盖尔斯基回答：“提出这些能够解决的问题，并规定解决的日期和办法，是为了表明政府对工人关心问题的态度。这是我的责任。
假如我不表态，你们会问我，您来干什么？现在请允许我谈谈第一项，也就是您当作最基本的那一项。“”不仅是我，是全体工人阶级。“瓦文萨强调说。
雅盖尔斯基就罢工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向对方传达了刚刚开过的四中全会的精神。他说，中央认为，“工会活动的革新是很重要、很迫切的任务。”中央已批准“在凡是职工们要求改造工会领导机构的工厂里，立即进行新的选举。”谈到格坦斯克，副总理的个人意见是，“在最近几天或最近几周里，在三联城地区进行选举。选举应该是民主的、秘密进行的。如果最近工厂中自发产生的代表的威信是持久的，那么他们一定会被选进工会的领导机构。”发言中，副总理多次提到：为了让工会起到它本来就应该起到的作用，必须革新工会。
瓦文萨对雅盖尔斯基的讲话，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副总理先生还是在谈健全或是改进工会，而我们指的不是改进，而是要成立新的工会。看来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大。”雅盖尔斯基：“主席先生，这是符合谈判情况的。我们介绍自己的观点，你们也介绍自己的观点。”瓦文萨：“副总理先生，我们仍然要求明确回答，到底是自由工会还是改进旧工会。我们必须得到明确的答复：自由的，还是旧的？”雅盖尔斯基终于明白他的困难出自什么地方了工人对自己的目的明确而果断，他们面对面地跟你交锋，不让步，没有政治家的外交辞令，没有知识分子的权衡、妥协和患得患失的犹豫。
雅盖尔斯基只好后退一步：“主席先生，我不事先决定任何问题。但我希望先生们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样有利于双方更详细地听取对方的意见，因此我建议双方各推出三个人，去详细研究这个问题。”副总理的建议立即被工人方面否决了。那是主席团成员莱赫。索别谢克不留情面的驳斥索别谢克：“我不想使任何人生气，可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我们要求自由工会，而副总理先生却要求革新旧工会。这是在耍花枪！我很抱歉用了这么一个字眼。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三人小组，对这些要求我们不会让步！”雅盖尔斯基再一次退让：“先生，我想告诉您，我根本没有坚持什么旧工会，我只说，一定要革新工会活动。”一位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说，如果把革新旧工会和建立新工会分别作为两件事来讨论，那么工人方面会“高兴地欢迎在旧工会中进行变革的设想。当我们建立起我们的工会时，我们还得和原来的工会系密合作。我们不能想象，有两个或更多工会并存而可以不彼此合作，因为这是违背劳动人民利益的。如果我们成立的工会得到社会的信任，那我们就相信旧工会将不得不进行改革。那时候任何工会都不能脱离劳动人民，因为那时会员可以自由流动。”这位工人的发言与官方工会主席什德拉克“决不放弃权力”、“不与任何人分享权力”的表态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工会组织对那些工会官员只意味着权力、利益，而不是履行保障工人利益的责任。
在成立新工会还是革新旧工会的辩论之后，瓦文萨提出，为了彼此的了解，工人方面将推出三位代表重点发言，详细地谈出工人的观点和要求。他建议政府方面耐心地听一听。
三位代表的发言对波兰的危机和国家的命运作了总体的透视。
第一位讲话的是安杰伊。格维亚兹达。
他说：“我们是处在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会见的。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场危机呢？多少年来，评价地方当局和各个部门是看他们生产了多少吨钢，多少吨煤，多少米电线。从来没有人从工人生活怎样，教师生活怎样这方面来评价他们的工作。工会的基本目的是保护劳动人民，但工会根本不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反，他们帮厂领导的忙，他们吃惊地听着各个车间的悄悄话，随时准备和行政领导一起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利益……
“从1956年的重大危机之后，波兰又发生了1970年，1976年和现在1980年的三次危机，而每次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危机的发生都是因为劳动人民对事态的发展不能施加影响。现在，我们在解决危机，希望能从根本上讨论问题，希望我们不致于过两个礼拜又被迫罢工；”沿海地区的人民已经证明自己是明智、平静和成熟的，所以单单用经济让步，提高工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副总理先生，不久以前50格罗兹一个的小面包比拳头还大，现在90格罗兹一个的面包可以捏在手心……
“应该建立新工会，但我个人反对解散旧工会，因为这不符合宪法；”新工会要活动，要接近自己的会员就得有自己的出版社，就得出版自己的刊物，就得让这些刊物写真话，不管这些真话让领导听起来是否舒服。利用报纸耍手腕当然也能成功，但只能成功一时，然后就是愤慨、骚动不断增涨起来，又爆发另一次事件。我们想在这些错误还没有酿成几乎要搞国内革命的时候就指出来。只有让人讲话，而且不去事先肯定它是否正确的时候，才有讨论可言。我们期等着政府的宣言和诺言，保证新成立的工会在登记方面将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主席团成员、建筑工人代表维希涅夫斯基，对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源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在作经济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在作分配问题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劳动人民的利益。目前波兰生产的财富中，只有76％是供人民消费用的产品，其它的财富几乎全被工业吞吃了。工业在没有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在那里自己为自己进行生产。不切实际的、由上面抛出来的计划指标订得太高太大，然后在每个五年计划的中期就往下调整。已经开工的基建项目还没有完成就停在工地上。最近6个月中因为能源缺乏而造成的停工，据统计局的报告增长了56％……
“天天在干活的人的意见必须确实受到认真对待……经营管理不善比罢工的损失多得多。”维希涅夫还谈到了新旧工会问题。他说：“我们单位的四百名工人在得知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德拉克的讲话内容之后，作出了慎重的、深思熟虑的决定：退出了现在的工会。我们不想破坏法制，我们没有权力解散它，所以我们退出。
我们要建立自由工会是为了挽救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的义务，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我们都是波兰人，劳动人民有这个权力。“最后发言的正是刚才毫不客气地驳斥过副总理、说他在耍花枪的那位索别谢克。
索别谢克是一位钳工。他针对着副总理在发言中宣称他仅仅是作为沿海地区问题委员会到这里来的，因此他不能对全国的问题表态的说法，表示了抗议。
索别谢克说：“我对副总理先生的讲话表示不安，似乎工会问题只涉到三联城。
你发表这样的意见可能导致全波兰的罢工。必须向全社会解释我们的要求，说明这里发生的事，要让全波兰都对这些要求诚实地发表意见……我还想解释一下，每一个波兰人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位或那位先生在工会里担任什么职务。我们并不想争权夺利，只是希望很好地履行职责，成为一个健康的机体。要允许批评，尽管批评有时正确，有时也许不正确……“三位工人代表的发言对副总理的震动很大，使他从被迫让步到自愿地接受这些全新的生活感受。
事后，雅盖尔斯基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承认，工人给他“上了一堂关于波兰，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课，一堂真理之课，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痛苦的一课。”这种痛苦是由铭心的自责和被剥光了的羞耻组成的。
重要的第二轮谈判结束了，工人以坚定和果敢赢得了第二个回合；同时，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也因为丢弃了第一次谈判时所采用的僵硬的、不让步态度而赢得了工人方面的赞赏。
然而正因为如此，他的处境变得更加难堪。
雅盖尔斯基匆匆接替了前政府委员会主席佩卡的工作赶到沿海地区来时，对沿海形势的评价与中央是一致的。他当时认为，建立自由工会的要求并不是工人阶级真实愿望的反映，而是企图动摇波兰国家制度的反社会主义力量强加给工人阶级的；行前，他还得到情报说，一些持不同政见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保卫工人委员会近来一直在对罢工事件施加影响。
近几天事态的发展，尤其是第二轮谈判，使副总理对自己的、同时也是中央的认识的正确性动摇了。他的工人对手在谈判中所流露出来的强烈信念不建立工人的真正的代表机构独立工会，政治、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有力地冲击着他的信念，使他隐隐感到工人阶级要求新工会，可能对国家、对党都有好处。
然而问题是，雅盖尔斯基毕竟是政府的代言人，他只能说中央许可他说的话。
他的手脚是被捆住的，王牌在华沙。
这就是他的痛苦、矛盾之所在。他是党的干部，党的原则是他视为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迄今为止，中央对成立自治工会的态度是：革新工会行；在官方工会之外建立新工会不行！
雅盖斯基凭着一位老练的政治家的直觉就可以断定：如果说行这个共产党国家从未经历过的全新事物，很可能会导致一场天翻地覆的政治震荡；如果说不行那就有面临一场全民性灾难的危险。而且，更让雅盖尔斯基心惊胆战的是，他已经从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意志中感觉到了，他和他的政府最终必须对波兰工人阶级说行或者不行，除此，别无选择……
雅盖尔斯基在第二次谈判之后，将连夜飞回华沙，在政治局，他必须心平气和地说出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愿意说出的这种个人感受。
十七
格坦斯克被焦急的等等熬煎村，华沙被痛苦的选择煎熬着。波兰在等特作出决定的一刻……
如果说历史正经历着分娩的阵痛，那么政府却被哈姆雷特式的难题折磨着行，还是不行？这是与“生存，还是死亡？”同样艰难的选择。
8月最后几天的波兰是在异乎痛苦和焦虑中度过的。这种情绪从华沙传到格坦斯克，使政府委员会陷入十分难堪和茫然失措之中。
雅盖尔斯基26日会谈后的当晚便飞回华沙，但他未能将王牌带回来。
28日，双方又进行了第三轮会谈，终因未能在建立独立工会问题上达成协议。
于是瓦文萨宣布：“既然政府委员会不能讨论第一项要求，谈判不用举行了。”29日，因为同样的原因，政府委员会发表了一个简单的公报，说因“还没有准备好对第一项的讨论，取消原定在今天的会谈。”华沙被选择的痛苦熬煎着，格担斯克被焦急的等待熬煎着。
政府委员会的专家组被工人的谈判搞得精疲力竭，不知所措，他们甚至不能理解这儿发生的事到底是什么意义，而他们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一些颇有成就的政治家、社会学家突然感到必须重新学习。
重新学习并不太难，难于适应的是来自上面的痉挛式的摇摆。
一位专家说：“我都要发疯了，每隔半个小时换一个决定。”雅盖尔斯基和格坦斯克省的领导人，已经开始理解局势，理解了解决这种局势的条件。但他们无法让华沙理解，于是他们频频地往返于华沙和格坦斯克之间。
这不是美差。他们在华沙有过许多很不愉快的谈话和政治局、尤其是和盖莱克。
混乱还来自工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者、第四者波兰大主教，维辛斯基红衣主教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工人要理智、克制和勤勉的劳动。他说：“旷日持久的罢工以及可能引起的动乱或自相残杀都是违背社会利益的。”他强调，“工厂必须开工。”
这位波兰教会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人民精神上的父亲倾刻之间便在人民中失去了威信，电视讲话还没有完，工人便对他发出劾簿的挖苦；罢工工人甚至在造船厂大门上的圣母像下贴上标语：“圣母玛丽亚罢工了！”一位神父故意用崇敬的口吻说：“主教是一位伟大的人，他当然不会反对人民的利益。主要是盖莱克向大主教下跪，要他发表他现在发表这种讲话。”神父巧妙地暗示主教的讲话是出自政府授意。
也有从下层发出来的干扰那是一些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自由职业者，其中最多是外汇套购者。他们经曾联合敦促港口工人停止罢工，“因为没有船来就没有买卖。”
当然，这些混乱并没有影响到工人阶级对整个局势的控制。
1980年8月的波兰动乱能保持这样的局面，除了工人自身的成熟，还有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此时，大学生正在放暑假。
尽管我们可以肯定，如果大学生加入到这事件中来，会毫无保留地支持工人阶级；尽管我们也承认，在以前、甚至以后的任何动乱中，大学生总能站在进步力量一方，总能在正义与邪恶的挑战中走在战斗队伍的最前列。但这一次，在工人与政府坚定而又艰难的漫长对峙中，大学生没有介入，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幸运的事。
大学生也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又明显地与许多此刻正在格担斯克与工人并肩战斗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这些年老的或年轻的知识分子自愿来支持工人阶级，或许他们的长远目标与工人阶级不尽相同，但眼前的目标是一致的以理智和秩序，使罢工取得胜利。
开始，许多知识分子是带着智慧上的优越感到工人中来的。他们带来各式各样的政治理论社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也带来各式各样的政治模式美国式的，日本式的，瑞典式的。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充满自信，自以他们的理论是工人阶级所必需而又欠缺的。
然而当他们在罢工者中间呆了一段时间后，便惊讶地发现，仅仅几天的政治生活，就使工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变化，工人不仅有令人敬佩的勇气他们为全民的利益冒着很大的危险，一步不小心、一次不理智的决定都会使这种冒险变成毁灭性的灾难还有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冷静和决心，以及拯救民族的使命感、责任感。
从来以民族灵魂自居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理解了那句陈旧的、但已被糟踏了的口号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力量。
一位从华沙来的学者谈到到造船厂后的感觉时说：“好象被猛击了一掌。”一些善于演说的思想家，野心勃勃地赶到造船厂，想以自己的深刻见解去宣传、鼓动工人，但他们很快就沉默下来，更多地只是倾听和思考。
著名的讽刺作家杨。格沃瓦茨基，到造船厂后，突然一改他那诙谐和尖刻的语气，而开始用严肃、认真的口吻说话，甚至还有点儿慷慨激昂。
波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合作，谱写出一曲动人的乐章。
有一次，在工人们以暴风雨般的热烈欢呼庆贺他们的胜时，已经退出了会议大厅的瓦文萨又返回来。他重新站到扩音器前，对向他欢呼的工人说：“我失礼了，我还没有感谢我们的专家。他们为我们出的主意很好，请他们继续帮助我们。”说完，他念了专家组的名单。然后，又请专家组组长马佐维耶茨基主编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中，马佐维耶茨基只说了一句话：“我感谢你们，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对对方的感谢是由衷之言。知识分子感谢工人阶级是因为他们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懂得了尊严、真理、公正、自由对工人阶级和对于知识分子同样重要；懂得了“如果不同代表真正社会力量的工人团结起来，要解决知识分子生活中和国家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向知识分子致谢，是因为专家们帮助他们对社会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比起过去仅仅从一个工厂的观察范围中所能看到的要更全面；在行使管理职能时，工人阶级已能考虑到整个波兰。
现在，厂际罢工委员会要处理的事越来越多，因此成立了许多下设机构：外语翻译、新闻发布、内部治安，还有运输、联络、财务、供应、宣传印刷等部门。
厂际罢工委员会必须安排城市人民的生活，必须同各地的工人阶级取得联系，必须给好几百名记者提供新闻，让全世界都铭记住1980年8月的波兰工人阶级；同时，也得让罢工工人知道，全世界的进步力量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宣传部门在造船厂二号大门不远处的玻璃橱窗里张贴着几十张世界各国的报刊剪报，并用波兰文注明标题和出处。格坦斯克工人在全世界各种报纸上，都被登在第一版。
这种支持还来自国外的各种代表团。他们带来物资，带来捐款，还带来亲吻、拥抱和火辣辣的演说。
在全体会议大厅，每天都有许多演说、宣言一类的活动挪威的青年工会代表团来了，这些波罗的海彼岸的年轻人无比激动，说在这儿、在格坦斯克学到了许多东西，说回去以后一定要说服老工人领袖支持波兰工人阶级；法国劳工大会中央的代表带来了11000法朗的捐款。并用火热的语有传达了塞纳河畔工人的支持。
瓦文萨表示了感谢之后，在热情的冲动之下，邀请这位法国工人代表为主席团荣誉成员。全体工人都为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联合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这是激动人心的场面。
瓦文萨本来就是满怀激情的人，而且毕竟才三十多岁。此刻他激动地说：“不久之后，格坦斯克将成为战斗的工会运动的世界中心。”这句话显然是过头了，于是大厅里响起了开心的、善意的嘲笑。有人喊着瓦文萨的爱称说，“莱谢克，盐搁多了！”这就是格坦斯克工人阶级的普遍情绪。
现在，担惊受怕的情绪没有了，不能坚持下去而妥协的可能也没有了；相反，过于激进和好斗的情绪在厂际罢委员会代表和全体罢工工人中是比较强烈的。
已经有800多名代表的全体会议，不断地向18人的主席团施加压力，不让他们向政府作那怕是最小的让步。
这种激进情绪的蔓延有可能使波兰泛滥许多由不切实际的、或完全是地方性的要求引起的罢工。这类罢工可能有背于工人阶级提出的21项要求，有背于波兰的整体利益。
有人在利用这种情绪，企图掀起更大的动乱以破坏工人与政府的谈判有人在散发旅美波兰侨民联合会的传单，说谈判是骗局、是叛卖，并呼吁全体会议抵制协商；还有人溜进造船厂，偷偷组织小型的抗议集会，说瓦文萨作风不民主，说主席团向政府妥协、让步……当然，这些煽风点火的人被纠察队的小伙子们撵走了。
瓦文萨确实有把盐搁多了的时候，但他毕竟是经过血的洗礼的工人斗士，毕竟是一位能考虑到工人阶级和波兰的整体利益的工人领袖。他懂得，在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必须使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必须使罢工有秩序、有目标地进行。
8月28日，当第三次谈判中断之后，瓦文萨站在二号大门顶上，向急于要对政府采取更激烈对抗的工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使波兰陷入恐怖是不应该的，因为最终是人民流血；使波兰陷入瘫痪也不好，人民必须有食品吃。如果三、四天之后还没有结果，我们那时再让罢工扩大！”这位37岁的工人受到了“斯托拉特，斯托拉特！”的欢呼声。这是《祝您长命百岁》中的歌词，是向亲人和长者祝福时唱的。1956年，人民对哥穆尔卡唱过这首歌，现在他们终于将这种祝福用在他们自己人身上了。
瓦文萨就是工人阶级。他此刻的演说观点正是由主席团决定的。主席团还决定内瓦文萨作一次类似的电视讲话，重申21项要求，同时呼吁工人不要随意停工，扩大罢工浪潮，以免国家陷入混乱。
工人方面的建议被政府拒绝了。政府不希望罢工工人在电视上宣传21项要求；再说，政府也不愿意让人民产生这样的印象，仿佛瓦文萨和厂际罢工委员会决定着全国的罢工进程。于是厂际罢工委员会只好以呼吁书的形式，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他们的立场。
工人阶级事实上正在干着本该由政府干的事情。那么现在，8月的最后两天，政府在于什么？
不安和困惑的人民把视线转向政府的喉舌电台、电视台。希望能得到答案。
然而，喉舌已经没有以往的响亮和自信，倒象一个病人的呓语：虚弱的、前言不搭后语的。
先是波兰广播电台发表新闻公报，说政府与工人的协议已经签定，罢工已告结束，后来又作了间接的更正；更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电视新闻里。
29日19时30分，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出现了一群哭哭啼啼的妇女，向节目主持人诉说罢工给她们的生活带来的许多苦恼。此刻，一位群众递给主持人一张纸条。主持人一愣，犹豫了几秒钟后，还是读了。于是全波兰都听到了与上述控诉罢工的调子截然相反的宣告：“莱盖尔斯基五金工厂宣布进行24小时警告性罢工，呼吁双方迅速在格坦斯克达成协议，如果造船工人的正当要求不能得到满足，莱盖尔斯基工厂准备再次罢工！”人们的疑惑更深了：电视台出了什么事？政治局出了什么事？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作出决定的一刻就要来临了。
果然，在这个奇怪的新闻之后仅一个小时29日20时30分，厂际罢工委员会得到了来自华沙的可靠消息：“明天一切都将圆满解决！”
十八
近代史上，战果最辉煌的这次罢工就要结束了，罢工工人会想些什么呢？
瓦文萨说：我们想的是家庭的共同事业，这个家庭叫波兰。
政府终于作出了痛苦的决定。
这种即使是一个正常头脑的老百性也不难作出的明智选择把自治权归还给工人，为什么竟让这些出类拔苹的政治决策人如此犹豫？
障碍不在于判断的失误。在一个一切都靠权力维持的制度里，政治家和他们整个阶层的持权和优惠漂亮的住房、小汽车、女秘书都得靠权力维持。所以，放权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决不出此下策。
格坦斯克工人阶级迫使政府当局为人民和波兰的利益，忍痛交出了他们手中相当一部分权力。
8月30日上午，在造船厂，雅盖尔斯基副总理终于代表政府对罢工工人21项要求的第一项“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进行了签字
在签定协议时，雅盖尔斯基发表演说：“我们象波兰人同波兰人谈话那样进行了对话，没有输家、没有赢家，没有战败者，也没有战胜者……”然而胜负却十分分明：波兰工人取得了一个历史性胜利，而政府损失惨重。
在1980年8月30日之前，这个政府、甚至这一类政府虽然也有过失败和让步，但只是经济上、人事上，最多也只是政治上的，但它从未在制度上作过那怕最微小的让步，从来没有在它对社会的全面主宰方面有丝毫退让和松动。
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一条是“无所不管的国家与无所不管的党结合在一起，而无所不管的党又同无所不管的领袖结合在一起。”（托洛茨基语）它产生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具有无限权力的专政。现在，波兰政府承认了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就等于从无所不管的权限内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绝对主宰。
在现代社会，失去对工人阶级的绝对主宰，无疑便失去了对大半个社会的控制。
可以说，仅是对第一项要求的承认，波兰政府在这次让步中就输掉了它的一大半家当。
21项要求中的第一项“成立独立工会”和第二项“保证罢工者及罢工支持者的罢工权力和安全”是8月30日草签的。
31日，谈判双方就其余19项要求继续协商。
谈判是顺利的，只是第四项，关于“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因政见问题进行的迫害”，受到了一些阻力。
问题是由瓦文萨提出来的：“我们要求停止逮捕'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帮助过我们，属于罢工支持者。”“保卫工人委员会”是华沙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于1976年成立的，它的纲领是加强社会的防卫能力，“发展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共同行动”。它的领导人岸龙是原华沙大学经济学讲师。他因在一封长达九十页的《致党的公开信》中抨击“中央政治官僚集团日益腐败、官僚化和庸碌无能”而被开除出党，成为波兰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保卫工人委员会”在前几年，曾经帮助过因组织罢工而被解雇的瓦文萨。现在，库龙仍在监狱里。
瓦文萨强调说，“这并不是一个'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问题，我们保护的是人，而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组织。”主席团成员安。格维亚滋达对这个问题表示了道义上的责任：“如果我们看着他们坐牢而不予过问，那永远是我们的一个耻辱。副总理先生，如果政府有诚意的话，为什么现在还在继续抓人，我这儿有一份名单。这些人好心好意地帮助过工人，原先把他们释放了，现在他们又被逮捕了。请谈谈这个问题。”雅盖尔斯基作了诚恳的保证：“我发表下列简短的声名：第一，我想重申在我们协议中所表明的，参加罢工或支持罢工将不会受到惩罚，除非触犯了刑法；第二，我想声明，检察机关将作出决定，在明天即9月1日12时以前，释放由它所扣押的人员并释放格担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提交的名单中的人员。”就要成立的独立工会已经在发挥它的威力了。这是政治史上从无有过的奇迹，工人仅仅用谈判，就迫使政府释放了它的政敌第二天，库龙和另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有了这样的理智和诚意，21项要求的其余部分很快就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协议将于16时签字，并在电视新闻中宣布罢工结束。
签字仪式是在会议大厅的主席台上进行的。
主席台安放着列宁纪念像、波兰国徽、国旗；还有基督殉难的十字架和1970年殉难工人纪念碑模型。
政府委员会的4名成员和厂际罢工委员会18名主席团成员，依次在协议书上签字。
这是令人激动和庄严的时刻，为了寻得这一刻，波兰工人阶级经历了几十年的屈辱和愚弄，经历了可怕的和平时期的流血和死亡；为了迎得这一刻，20万罢工大军，纪律严明地抵制了威胁和利诱，坚持了整整17个昼夜这是浓缩了工人阶级几十年所有希望和绝望、狂热和沮丧、焦虑和快慰的17个日日夜夜。
这是神圣得令人压抑的一刻，是屏住呼吸唯恐失去的一刻。
会场内外一片沉寂，只有在双方交换文件后，当瓦文萨用抖抖索索的手将这份著名的格坦斯克协议小心地放人他那破旧的文件夹时，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才迸发出来……
这时的时钟指在16时56分1980年8月31日16时56分……
现代史上，战果最辉煌的一次罢工就要结束了，人们除了欢呼之外，有没有充满困惑和思考？这是难以判断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引起许多充满敬意的铭记它是值得铭记的。
最后一刻是由瓦文萨宣布的。
瓦文萨首先表示了一个胜利者对对手的敬意和期望。他对雅盖尔斯基和他所代表的政府说：“我想再一次感谢副总理先生和一切不允许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力量。
我们没有使用武力，而是通过会谈和说服的途径，结束了我们的争论。我们的行动表明，波兰人只要他们愿意，总是能够互相谅解的。我们将记住这一点。我希望，那些签定的东西，将能得到准确、完全的遵守。我相信，这对大家有好处。“接着，瓦文萨将视线转向摄像机、转向全波兰，他说：”亲爱的人们！9月1日，我们将恢复工作。我们大家知道，这一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一天会想些什么想的是祖国，想的是民族事业，想的是家庭的共同利益，这个家庭叫做波兰……
“我们的新工会从明天开始生存。让我们关心她，使她永远是独立的，永远是自治的。我们以波兰人对待波兰人的方式通过会谈和谈判这个唯一的途径达成协议，期间作过一些小小的让步，这从来都是应该的。我们现在明白，我们必须一起把颠倒了的一切颠倒过来。首先我们必须感觉到我们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我们将怀着这样的感情来进行工作为我们大家，为国家利益，为波兰进行工作。
现在，我宣布，罢工结束！“会场里、会场外全体起立，工人们满怀激情地高唱国歌；或许，此刻全波兰都在高唱国歌。
瓦文萨流泪了，工人流泪了，几个主席团成员跑出摄像机的镜头之外，跑到小房间里把自己关起来，哭了……
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登上了波兰的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将担负更加沉重的历史重担，面临比争取独立工会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与执政党合作共同承担起波兰的命运。
问题是，执政党不可能心甘情愿与瓦文萨和他的团结工会在国家事物中平分秋色，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波兰工人阶级与波共必将在一个全新的战场上，用双方都陌生的方式继续进行较量！
或许，这才是这部壮丽的史诗更精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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