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精神污染”中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强烈的非议和广泛的嘲弄。北京市委、市府大院就在团中央大楼斜对面，某些人的荒唐行径天天传进团中央机关。不过，王兆国和胡锦涛等人却不敢向党中央如实汇报
对于如何处理张海迪事迹调查中出现的问题，胡锦涛当时到底怎么想的？至少可以断定：他对“事实要服从政治需要”这一条是烂熟于心的。
这一次宣传先进典型，是共青团传统政治思想工作的华彩乐章，也是传统政治思想工作的完结篇。他们承了上，但再也无法启下：从那以后，共青团再也组织不起来规格如此之高，规模如此之大的先进典型宣传学习活动了——后来的团中央负责人宋德福、李克强和周强，也再不敢作此奢望。
胡锦涛到团中央后那一段时间，没有经历太多大的政治风浪，但是小风小浪不断迎面而来。其中值得一说的，除了与太子党周旋和典型宣传之外，就是“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被民众称为“文化小革命”。一九八三年秋天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由胡乔木和邓力群等人推波助澜，邓小平和陈云讲了话要求“不搞精神污染”，而胡乔木和邓力群拿了这些话当令箭，立即大力推动“清除精神污染”，不仅在思想理论战线批周扬、王若水，还在各条战线全面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的矛头是指向胡耀邦等坚持改革的党内开明派的。一时间，其声势甚至超过了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那道整党的“主菜”。
当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到团中央不到一年的王兆国、胡锦涛等人，刚开始也立即开动团的宣传机器，大造声势；在机关里也组织学习各种批判所谓“社会主义异化”“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团中央作为一贯紧跟党中央的“预备队”，加之韩英对中央保持距离因而下台的殷鉴不远，紧跟的步伐便分外急促。
但没有多久，基层团组织的反映上来了：有的地方搜查青年宿舍，将喇叭裤、花衬衫甚至种花养草都当做“精神污染”来清除；连队指导员搜查青年战士床铺，将垫褥下的女性照片没收追查，原来那却是战士的姐妹；当时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正是文革以后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被视作著名“左将”的徐惟诚，在他及一干人马的鼓噪下，北京市委市政府大院，门口公然贴出告示：披肩发不得入内！那么，来接洽公务怎么办？门卫发给橡皮筋，将头发扎起来才能入内。
这种倒行逆施简直是举世罕见的笑柄，遭到了强烈的非议和广泛的嘲弄。基层反映到团省市委，团省市委再反映到团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市府大院就在团中央大楼斜对面，近在咫尺，北京市委某些人的荒唐行径天天传进团中央机关。不过，王兆国和胡锦涛等人却不敢向党中央如实汇报。
这里，又涉及那个共青团中央的老伤疤：共青团中央要不要提“代表青年谋利益”？
●共青团是否代表青年利益？
本来如果按共青团团章规定，这应该不成其为问题：既然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当然是要代表青年的利益。从实际操作层面上讲，如果不代表青年利益，怎么能让青年跟从你？
但是在胡锦涛来到团中央之前，这一提法在起草团十一大主要报告过程中，遭到了胡耀邦的断然否定。其理由是：青年利益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利益。既然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共青团就没有必要提代表青年利益。
这种说法的牵强是显而易见的，团中央当时的文件起草班子觉得其理由似是而非，但既然是他们的总头领发话，无条件执行就是。
往深处追究，其中却有一番历史纠葛：原来一九五二年，被胡耀邦取代的原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冯文彬，虽然中共迄今一直没有正式公布其下台的理由，但从后来的报刊透露，就与他所鼓吹的共青团“先锋主义”有关。
共产党治下，中南海掌权者是视除自己以外任何一个潜在的中心都极为疑忌的。担任任何一个有力量的组织负责人，都必须像恩格斯所说的一样，在入口处写上“放弃自己的自治”——一切听从党安排，或者更坦率地说，一切听从党的首脑指挥。
团中央后来历任负责人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谨慎。党中央说什么，就照搬什么，绝不越雷池一步。如果说在“新时期”还有人对此又产生什么“新幻想”，以为可以“拨乱反正”一番，韩英的下场也会使他们打消这个念头。
王兆国的魄力只表现在如何将党中央所说的话用更大的音量说出来；而胡锦涛的精细谨慎，则施展在避免产生任何杂音上。在他们看来，这大概也是天经地义的：自己的权力来源于哪儿？当然是党中央——是党中央的任命，自己才来到这个岗位上；同样党中央也可以再发一纸免职通知，自己的乌纱帽也就随时可以被摘下。“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是有根本的语病的：当官并不是民选的，而是皇上下旨任命的，当然应该对皇上负责！
在上下矛盾不是那么尖锐时，共青团是不是代表青年利益，该不该反映青年呼声的问题，还不是那么突出。而在上下想法对立时，中间的王、胡等人就非常为难了。虽然他们竭力控制和筛选，毕竟有一些情况通过各种“内参”“内部通报”渗漏了上去。
王兆国、胡锦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突然发话了。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开完的次日，胡耀邦召见团中央常委和各省团委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要反对“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他引用了万里的一段话，称为什么会出现清污“扩大化”，源于当时中国还是封建主义根深蒂固。
●团中央立了反击左派的头功
胡耀邦此举，是有缜密考虑的。
一是在政治斗争中后发制人——如果在“清除精神污染”来势迅猛之时提出反对，等于就是正面与邓小平、陈云抗命；他选择在“清污”持续一段时间、力道减弱之际出面说话；
二是不正面直接反对“清除精神污染”本身，只是反对“清污”扩大化，基层问题已经暴露出来那么多，“扩大化”显而易见，对方无法抗辩；
三是将邓小平最信任的人之一、搞改革树立了很高威信的万里的话端出来，这话又确实抓到了要害，促使许多人掂掂分量。
胡耀邦选择对团中央负责人讲话，来首先发起反击，也有深意：既是提醒团中央刚上来的干部要辨明风向，也未尝没有某种警告意味。
胡耀邦重点列举了八个方面“清污”扩大化的表现，有的属于“极左”思潮，有的属于封建主义残余势力，有的属于文化思想观念陈旧，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有的涉及制度问题。例如，胡耀邦谈到禁书问题，指出现在无论谁都有禁书权，任何省市，当权者想禁哪本就禁哪本，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胡启立插话说，连拉大幕的都“有权禁节目”，说哪个节目是“精神污染”，就拒绝开幕！胡耀邦认为，要禁也要指定某个部门来统一研究，统一禁。胡耀邦下面这句话更挑明了当权者权力的界限问题：“如果禁得不对，人家是可以告你的”！
胡耀邦讲话震聋发聩，大快人心。在场聆听的王兆国、胡锦涛，吃惊之余，不敢怠慢，当即命《中国青年报》于十一月十七日发表了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将胡耀邦的意见公布出去，标题为《污染须清除 生活要美化》，选择了一个较小的角度来切入反击“扩大化”。但是小当量的原子弹也是原子弹，此文一出，天下震动，早就对“清污”“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的各地媒体，纷纷转载，人人感觉到中央的风向又变了。
《人民日报》十六日也发表了一篇评论，没有这么尖锐，但是也配合遏止了清污的攻势。气势汹汹要向改革派“秋后算帐”的人为之重挫，气焰顿时矮了一截。
当时人们都将反击左派的头功归于团中央以及《中国青年报》，谁知却是胡耀邦反潮流，一言九鼎？对团中央讲完话之后三天，十一月十六日，胡耀邦又去视察中央电视台，将基本同样的话又对广播电视系统的负责干部说了一遍。广播电影电视部属于意识形态部门，是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地盘，胡耀邦此举显然是有意到对方大本营示威和反击的意味。
或许，胡锦涛从来没有这么切近地感觉到，党中央的路线之争这么出人意外，这么风波诡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铁板一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要团中央执行，听了公公的，就得罪了婆婆。好在当时团中央一把手并非胡锦涛，大树底下好乘凉。虽说做了工作功劳多半归于王兆国，但是真要有谁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冲着王兆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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