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培养和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科技人才进入领导层的大气候下，当“伯乐”一时成了最时髦的称誉，发现挖掘人才成为一方大员政绩的一部分。像胡锦涛这样的干部自然行情看涨
邓小平说：“今天恐怕讲的是对我们高级干部来说不是那么很愉快的一些话。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危机，真正的危机，就是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这点我们要清醒地估计到，否则，我们搞四化只会变成喊口号的。老同志要让啊！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这是个百年大计，是我们的一个战略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转过年来，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修改党章，增加废除职务终身制条文，并强调“大胆提拔符合条件的中青年干部”。三月，总书记胡耀邦发表演讲，明确提出要把有组织能力的科技人才，大胆提拔到党政、经济、科教系统担任领导职务，这是培养接班人政策的一大突破。五月，中组部专门举行座谈会，讨论选拔中青年干部。胡耀邦到会大谈选拔“理想领导班子”，认为：这个班子应该“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又是年富力强，具专业知识和领导能力”——对班子要求如此，对班子里的成员当然也要求如此，这就是后来报刊宣传提到的选拔干部“三条标准”。
胡耀邦还指出一个令人骇异的事实：中央书记处十一个书记加起来七百一十八岁，年龄太大了！
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次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干部制度改革的问题，他说：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制度。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这篇讲话后来被称做新时期干部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收入《邓小平文选》，题目叫《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同年夏，宋任穷代表中共中央谈干部政策，说既然“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提拔知识分子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当然不违背“党的阶级路线”。今后选拔干部，不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改为在大专、中专、高中毕业生选。
以上讲话和规定显示，中共的组织路线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随著全党战略重心的转移，中共的干部政策向偏重专业知识、文化水平方面倾斜。
宋平主政的甘肃省委，这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也决定，选拔优秀中青年专业科技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
在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紧锣密鼓要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科技人才进入领导层的大气候下，当“伯乐”一时成了最时髦的称誉，发现挖掘人才成为一方大员政绩的一部分。像胡锦涛这样的干部自然行情看涨，注定要进入上级领导的视野。
不过，是谁伸出了手来拉拔、擢升他呢？
且说在胡锦涛在中共十四大上以黑马之姿跃居政治局常委之后，各方对他身世、资历议论纷纷。其中香港《信报》一九九四年元月三十日的“柳扶风专栏”上，登出《邓家恩人胡锦涛》一文，说胡锦涛之所以在政坛发迹，是因为邓小平要“报恩”。
●“老邓向小胡报恩”子虚乌有
香港《信报》九四年元月三十日的“柳扶风专栏”上，登出《邓家恩人胡锦涛》一文，说：……去年四月我游杭州，火车上邂逅一位来自甘肃的高干，他告诉我，八十年代初赵紫阳总理到甘肃视察，见到省委一班领导时，第一句话便是小平同志让我问胡锦涛好，耀邦同志让我问李子奇、马涛好。……令人错愕不止的是胡锦涛，省委无人知道他是谁，名都没听说过，但邓皇帝通过赵宰相问好，此何等重要之人，何等“经国”大事？于是省委立刻遍查人事档案，终于发现胡锦涛者，乃甘肃某地区一小水电站之技术员也。再查之下，方知文革时胡锦涛在北京读大学，邓朴方受父之累，被造反派迫害跳楼，伤重，为胡锦涛救起，照顾有加。后各奔东西。文革后老邓权倾天下……知恩报恩，托赵紫阳问候；官场上下各个眉精眼企，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做。……
那位甘肃高干说，胡锦涛发迹的往事，甘肃官场人人皆知，因为当时省委有文件，将赵紫阳代老邓和耀邦的问候之语，原原本本写了进去，传达至基层。
查这段记载，还有更早的版本，如香港《经济日报》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日“周自横专栏”《胡锦涛为何升得那么快》，来了点模糊语言，如说胡锦涛是“某单位的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倒少漏破绽；这种故事后来又被别的报刊转载，以讹传讹，加油添醋。
这个故事，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虚构，完全不可置信。火车上邂逅之“高干”，萍水相逢，自然可以信口开河，是否确有此“高干”，也只有作者心里明白。说赵紫阳到甘肃见到省委一干人劈头“第一句话便是小平同志让我问胡锦涛好”云云，显然对中共官场上的上下人际应酬隔膜得很，难以相信此为“高干”所述。查赵紫阳一九八○年九月取代华国锋成为总理，而胡锦涛一九七四年即离开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调到甘肃省建委；次年提为副处长；一九八○年被提为建委副主任，哪里是什么“小水电站技术员”？省委一干人又怎么会对他一无所闻？文中所说“文革中胡锦涛在北京读大学”，也失实，文革前胡锦涛已大学毕业。
最“穿帮”的还是：邓朴方一九六二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核物理专业，一九六八年春天在被看守情况下跳楼，跳楼之后他被送到医院。而胡锦涛这一年秋天离开清华大学到刘家峡，按常理判断，以前既不认识，又不在一所大学，人生轨迹无缘相交，邓朴方怎么能“为胡锦涛救起”？
此段故事，或许是有人表达对中共提拔干部任人唯亲、不讲章法的黑箱作业讥讽不满，但其本身之不可信，随后已有香港专栏作家齐心如撰文辨正。
一九八○年，是胡锦涛仕途上福星高照的一年，福星是当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和这一年年底由省人大副主任出任甘肃省长的李登瀛。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起过宋平。他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以及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一样，可以算是中共的“一二九干部”，即曾投身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爆发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不过蒋南翔、姚依林入党早在“一二九”时已经是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而宋平当时只是一个摇旗呐喊的热血青年，一九三七年才加入中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