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多清华人能够在政治阶梯上飞黄腾达？中国大陆作家李方比较说：北大人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被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信赖的士兵
清华凭什么能成为中国“第二党校”？为什么这么多清华人能够在政治阶梯上飞黄腾达？
北京大学师生一向与清华有类似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美国的耶鲁和哈佛那样的瑜亮情结，对炙手可热的清华人当然有话要说。先前就有北大人冷嘲热讽：清华学子循规蹈矩者多，“符合党的选拔人才的标准”，而北大学子则重视独立、自由，不买当权者的账。
有一种解释，将众多清华人执掌重权归功于清华治学务实、重视群体合作的校风。一位毕业于北大、目前在清大教书，对两校风格有切身体会的教授就认为，清华重团体，北大重个人；清华学生多务实，北大学生多浪漫；清华喜宁静，北大喜喧嚣。从政的清华人确实大抵都是从企业中脱颖而出走向官场，沿著“技术员—工程师—企业负责人—政府该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某级政府负责人”这样的轨迹升上去，从治厂，到治行业，再到治地方，最后进入治国的行列。但是对这种说法，在北大的网站上也有人反诘：这些清华人究竟有没有企业管理和经营的才能？他们是否真是凭借其在企业的真实业绩而冒出？如果清华人真的务实，善于经营企业，为什么清华的校办企业办不过北大的校办企业？
清华办企业比北大早，八十年代中期就大张旗鼓地搞起来了，最早的就是“清华紫光”——有人讥讽说：这岂不是明显暗示自己所谓“中南海紫光阁”的“显赫背景”！不过清华紫光公司的发展并不那么出色，反倒是专业相对来说比较偏于理论化的北京大学，搞出了全亚洲最大的校办企业、唯一进入中国电子工业十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十强、中国企业五百强的校办企业——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其年产值居然占全国高校校办企业年总产值的四分之一还多，相当于清华所有企业的产值总额的三倍多！
当然，校办企业的输赢，未必能做两所大学培养的人才的素质优劣的判断依据，不如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通过比较来把握清华人的精神特质和人生路向。中国大陆毕业于北大的散文作家李方，曾有一篇文章《北大与清华》，相当深刻地对比了两校学子的分野。他说：
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审视，清华人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的主流。北大人作为一个批评者而不是建议者，则永远带著异端式的怀疑的目光。
由过早地入世到过早地退隐，北大人往往意识不到道家精神是如何地渗入了他们的灵魂。……清华人则在科学和自律的外表下更接近于真正的儒家。
北大人是以傲气著名的，以至不屑于在世俗中为了某一目的而呼朋引类。清华人则不然，他们似乎天然具有某种群体合作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北大像雅典，而清华则像斯巴达。
最值得重视的还是这一段：“中国今后的历史，很可能还是清华人来写，北大人则永远会以一种精神漫游者的形象被归入另类。他们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被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信赖的士兵。”（以上引文均见《欲望元年——新人类的道德与出路》，李方著，敦煌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胡锦涛的人生历程，验证了上述论断中清华人的“下者”（可信赖的士兵）和“中者”（稳健的官吏），现在就看他是否能证实“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了。
●蒋南翔扮演了清华帮教父角色
如果说，校风熏陶与政坛明星成长的关系毕竟很抽象，看不见摸不著，那么更具体更切实的缘由，是清华的掌门人蒋南翔。
在清华先当学生后当校长的蒋南翔，对于“清华帮”的贡献，主要是两点：第一，在北平“一二?九运动”期间，他是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率先喊出“中国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著名口号，将一大批清华人培养、锻炼成坚定的革命者，后来担任中共高级职务。除最后升到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和宋平之外，还有曾任中共石油部长的康世恩，曾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荣高棠，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等等。在那批清华人中，出了著名的“南北两乔木”。“北方乔木”是中共的老笔杆子胡乔木，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也曾担任刘少奇的秘书，还担任过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最后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沙皇”。“南方乔木”是乔冠华，他写文章的笔名是“乔木”，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长年主持中共喉舌《新华日报》笔政，后来成为中国外交界继周恩来之后最有才华、最有魅力的干才，一九七二年曾以外交部长衔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出席联合国恢复中国大陆席位的那一次大会。
蒋南翔的第二点功劳，就是中共建政后他长期担任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如果说在中共开国功臣中，清华人虽然出众，人数却有限，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政坛的清华人就越来越多了。蒋南翔不同于北大校长马寅初是党外学者，也不同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谢觉哉是党内夫子，他极有心计地从高教界、教育界开始，由近及远，向各级各界培植和扩展清华势力。他从清华同期、前后期校友中，提拔输送了大量干部到各个关键岗位，使清华大学在高教界的影响根深蒂固、咄咄逼人，以致人们一提高教部，就习惯性地称之为“蒋管区”。对于一届又一届毕业生的分配去向，他也非常重视，因为他再清楚不过：“今天的桃李，就是明天的栋梁。”
这位老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感情无比深厚，在临终弥留时，他对身旁的亲属说：“我一生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把我那笔小小的存款交给学校，作为学生奖学金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