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仙人村
在那两个乳房之间，汩汩冒出滚烫的血，染红了无边的大地和天空。
每扬起一铲谷子，石戈就感觉自己像那些谷粒一样在清风中飞起，均匀地散开，让风吹走碎草﹑糠皮和灰尘，干干净净地落在那堆在阳光下金灿灿闪光的新谷堆上。汗水痒痒地在身上流，太阳暖融融，空气中充满庄稼成熟的香气。他像入了迷一样陶醉在往复的机械动作中，很久没有过这么愉快的感觉了。
干得不错。他审视着扬起的每一铲谷子。三十年前在这个村插队的时候，全体北京知识青年中只有他能干扬谷子的话。谷子轻，扬重了会被风刮进糠堆，扬轻了又不干净。当年为了练这门把式，他跟桂枝爹学了整整一秋。
袖珍收音机里传出的二胡曲优婉回旋。他呼吸着乡间空气，内心深深地叹息。是不是该永远这样生活? 在这种明朗安宁之中，连苍蝇的嗡鸣都令人感动。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提出了。
离开仙人村二十五年，回来了七次，每次来都问，然而每次又都急匆匆地离开，赶回喧嚣忙乱的都市。忙碌被今天的文明视做判定人生价值的标准，人生追求的进步似乎就是不停的变易。忙来忙去，理想却似乎离得更远。身不由已的忙乱不仅产生异化和邪恶，而且剥夺了人和自己内心独处的美德。所有交流功能都用于对外，看﹑听﹑说﹑读，无穷无尽，永无空闲。心灵只是一个泵血机器，人生成了一堆事务的堆砌。到头来一片悲哀的空虚，一无所有，只见稀疏的头发落叶般飘零。
他已经是几下几上了。这么多年，虽然尽力油滑和玲珑，可在根本的问题上，他几乎总扮演一个唱反调的角色。那些人都叫他“黑乌鸦”。只要他一叫，就有灾难要临头。当他们欢欣鼓舞的时候，他那不吉的叫声让人分外恼恨，而事实总是证明“黑乌鸦”比他们高一筹时就更令一些人不能容忍。想打发掉他这只“黑乌鸦”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这次隔离审查就是一个总攻。本来确实打中了要害，连他手下的小乌鸦也可以一块被拔光毛。可他冷不丁打出个总书记，让他们一下缩回手。审查马上就结束了，只做出一个处理──解散十六号机关。虽然出气不够，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们不往深问，免得明知总书记是后台却对着干，抢在总书记视察回来前处理完，等总书记过问时就演戏──谁也不知道内幕。这正是石戈希望的，是他“唬”出来的，真请示总书记就会糟糕透顶。他没有保住十六号机关的奢望，只要不连累太多的人就是最好结果。他和机关里每个人最后握一次手，便上了最早一班来山西的火车。
和过去一样，这次仍然住在桂枝家。桂枝爹是当年的生产队长，他是北京知识青年集体户的户长，打架打出来的交情，倒成了亲人一样。桂枝爹老了，桂枝妈死了。桂枝以前住在婆家，现在被丈夫赶出了门，回了自己家。
这次他住得最长，一晃十几天了。他每天除了帮桂枝家干点农活，就是在附近的田里坡上一个人转，看天，看夕阳，听鸟叫，数南飞的雁。
以往每次下台，用不了多久，上头又会把他召回去。事情往往按照他的预言发展。他所批评的那些喧嚣一时的“热门”方案最终也大都落个难以收拾的结果。许多关口看上去似乎过不去了，所有的办法都使绝了，所有的人都退却了，把他找回来，到最后却总是能解决。这更使他招人恨，但又是不能不重新启用他的原因。他并不期望成为明星，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本身就足以使他满意。开始他总是力图做得最好﹑最快﹑最有戏剧性。但逐渐，这种浅薄的虚荣使他厌烦。推动他不得不做下去的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怎么办? 不能眼看货币体系垮台，不能静等抢购浪潮席卷全国，不能任凭企业纷纷倒闭，千百万失业者的孩子嗷嗷待哺。然而现在，他觉得这种责任感也是一种虚假，甚至是犯罪。早期的危机好比让社会在泥沼里陷住腿，只是难以行动。然而帮它拔出腿，却没改变它的方向，它便会继续往泥沼深处走。再陷下去就没到腰。每次拉出它都等于促进它不断往下走，越陷越深，直至没顶。这种责任感和谋杀有什么区别呢?
昨天，桂枝爹喝着酒说：“你这么有本事的人，上面保准儿还得让你回去。”
他摇摇头。“这回跟过去不一样。……就算叫我回去，我也说什么不回了。”
桂枝的眼睛亮闪闪。“你现在这么说吧。”
“真的。我回去有什么用? 大厦将崩，一木难扶。何况我也不是木，只是根苞米杆。”他觉得自己喝多了，舌头有点硬。
石戈把木铲插在谷堆上。风越来越小，几乎已经静止。收音机里换成了新闻。他靠着谷草堆坐下，卷起一支老旱烟。多年不抽了，一回乡下就开戒。这些天从早到晚，每次报告新闻他都不放过。播音员一改这些年流行的亲切自然的语调，又像过去那样激昂亢奋起来。头条新闻还是关于暗杀总书记的凶手的。情况已经查清：凶手是三峡工程管理局的公安处副处长李克明。在总书记视察大坝时，凶手从巡逻直升机上用事先藏在机上的手枪杀害了总书记。据调查，凶手是黑龙江省黑河市人，祖父一家六口人当年被日本侵略军杀害，暗杀动机可能是出于对“中日经济合作区”的不满。从凶手逃脱的情况分析，很像是有严密的组织接应。目前已展开全国范围搜捕，举报者可得奖金二千万元。
不在北京，内幕他都不清楚，但是陆浩然能这么顺利地继任总书记，说明这个暗杀不可能像报道的那样简单。“强硬派”路线已经开始全面扭转“温和派”过去的作为。收音机里一条条宣布爆炸性的新决策：废除“中日经济合作区协议”，暂停偿还欠日本债务，要求把中国欠日本的债务与中国过去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联系在一起考虑；取消特区和沿海各省的特殊政策，征收重赋救援黄河灾区；地方财政一律上缴国家，所有产品实行国家限价，农产品恢复统购统销，材料和能源实行配给制……
在中央高层的斗争中，石戈不属于任何派系，他的十六号机关也一直保持中间色彩。
自打改革开放，中国始终在二元状态之间震荡。经济上崛起了一个现代化部分，它的规模远不能吸收整个经济，然而却以种种优势压迫非现代化部分不断瓦解，又以反弹回来的冲击毒害自身。政治上，放松控制和加紧控制交替主导，“温和派”和“强硬派”我上你下，斗争不休。这种二元对立的因素互为破坏地起作用，使社会缺乏稳定和连续，常常是进一步退两步，陷入“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两难境地。照石戈看，在这种二元状态里打转是永远找不到出路的。要么一元紧，要么一元松，要么一元计划经济，要么一元市场经济，要么一元自力更生，要么一元开放门户，要么一元公有制，要么一元私有制。结合二者优点而去掉其缺点的中间选择是没有的，只能生出集二者缺点之大成的怪胎。而本质上，共产党不可一元松，只可能一元紧。这是它维持自身独裁的根本前提决定的，所以“温和派”不可能彻底温和，也不可能解决矛盾。共产党的最终发展必然是到今天这步，一元紧──即全面的法西斯统治。
桂枝带着空口袋回来了。石戈把扬好的谷子装进口袋。两个人不用说话，谁该干什么都很清楚。桂枝跟他挨得很近，脸不时被她的头发磨得痒痒的。她每一弯腰，半月形向下弯曲的裤腰便微微张开，似乎偏一个角度就能看见里面什么。
石戈抬起眼。隔着低洼的平地，远处就是那片山坡。当年那里有茂密的青草，如芬芳软床，有浓密的树荫，遮挡骄阳。现在，无树无草，一片焦黄。水土流失使它变成一片破碎的土林，如无数向天崛起的干枯阳具。当年就是在那，桂枝给了他第一次。她尚未完成发育的身子倚在垂满绿草的坡坎上，叉着白嫩双腿。她只有十五岁，却充满热狂和期待，紧紧抱住晕眩的他，用粗糙的小手在行地将他们引导在一起。
为当年那些日复一日的姿意欢乐，为那些阳光﹑山坡和树草之间的迷醉，他感谢桂枝。每当他想起仙人村，就有青春的欲望在那里荡漾，就有在他上大学时桂枝那泪如洗面的影子，如同在泉水里波动。他回来七次，每次桂枝都从几十里外的婆家赶回来见上一面，或是相对无语，或是像生人那样一问一答。他不想提过去，他想在脑子里永远留着个十五岁的桂枝。可这次……
“哪个死狗藏在那，还不滚出来! ”桂枝向谷垛后面喊。
锁柱咧着嘴走出来。“我看你和石哥干啥哩，别把你们搅了。”
“搅啥? 我撕你的狗嘴! ”
“哎哎，二姐，石哥可是大干部了，看不来粗的……”
当年锁柱还是个抹鼻涕的脏小子，现在又高又壮，满脸黑胡茬。上个月他领头把征粮的乡干部打断了腿，又把前来抓人的县公安局警车翻了个儿，村里老少就选他当了村长。
打闹一阵儿，锁柱做出村长的严肃相。“二姐啊，你们得抓紧打场，赶快把粮食入库。昨天灾民把八里堡抢了，场院上的粮食一颗不剩。咱们也得防备着。你说呢，石哥? ”
“哪来的灾民? ”石戈问。
“嘿，也说不上是哪的，叫他们灾民就是了，其实跟土匪没啥两样。哪来的都有，聚起一帮人就抢。仗着人多，谁拿他们也没招。行，你们抓紧，我还得去商量联防的事。”锁柱走了。
为了防止灾民抢劫，周围几个村联合成立了保乡团，由各村青壮男子组成，哪个村有情况就互相支持。这些天各村铁匠炉打了不少大刀长矛，藏了不知多少年的老炮铳子﹑火药枪也找出来，还用粮食在黑市换了几支八八式手枪，锁柱裤腰上就掖着一支。
收音机里正在播送人大常委会刚公布的反囤积法。如此多的法律措施同时出笼，少说也得有半年以上的准备时间，只有军委那套班子有这个能力。虽然迄今为止出头露面的全是文职政府，但石戈却时时能感觉军队的巨大身影站在后面。没有铁腕，想做这样彻底的改变是不可能的。
权威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用以维系统治的核心，丧失权威就是丧失统治的力量。这种古老结构在现代世界遇到了不可解决的难题：权威越强大社会肌体就越无活力，国家也就越衰弱。现代世界是个经济世界，政治可以靠权威稳定，经济却只能被权威扼杀。世界大潮的驱使和盼望“黄金国”的英雄梦使权威者推行改革，改革的本质却是削弱权威，才能释放活力，刺激经济。晚清朝廷的改革比各朝代的改革加一块还多，却成了它垮台的原因。那次权威的丧失造成了其后数十年军阀割据﹑连年混战。靠着蒋介石﹑毛泽东一类的英才和奸雄，加上几千万条人命才使权威重建。至少从统治的角度来讲，共产党的短视在于它曾把保住权威放在了发展经济之下。不管是出于自大还是出于冒进﹙二者都是它的老病﹚，权威在“改革开放”之中遭到的损害不比满清王朝覆灭前更小。那时只是政权的崩溃，现在则是权威在每个人心理结构中的丧失。前者出了个毛泽东又可以重建万众一心的铁桶江山，而几千年积淀成型的对权威的天然崇拜来难去易，一旦丧失就是覆水难收。这时重新乞灵于权威，除了枪杆子再没有别的。掌握枪杆子的军队就成了唯一的权威。
假如未曾松过的话，紧可能确实会使中国社会维持的时间长一些。然而曾有过的松是瓶里的魔鬼。改革开放在中国产生出的不可控制力量已经太多了，能量太大了。整个社会正在向山下势不可挡地轰轰滚去，阻挡的力量越大，产生的震荡越强，二者势必共同粉碎。如果不阻挡，下面却又是万丈悬崖。看来已经在劫难逃──不管是松是紧，是一元是二元，结果都是一样要灭亡。
那个“大的”越走越近了。这些年，他时常感觉到它。开始只是在梦里，后来白天它也光顾，而且越来越频繁。它无形，但是它巨大，大得没边才无形。它无脚，但是在逼近，近得太近才看不见脚。它一步一步，无声无息，却地动山摇。他觉得它的呼吸像风一样。它无形的眼睛像深长的山洞，里面奔腾着无数龙蛇虎豹，全张着血盆大口。
“石哥，”桂枝摇了他一把。“你咋了? ”
“没什么。”“大的”消失了。村庄笼罩着炊烟。
“回去吧，该吃晌饭了。”
“我再干会儿。饭好了喊我一声。”
“我可背不动这袋谷子了。”
石戈看桂枝一眼。平时从未听过她说这种话，年轻时比得上小伙子，现在扛个一二百斤也可以走得跟风一样。和桂枝的眼睛一接触，他心里灼了一下。那眼里的火似能把他烧化。
他要扛起谷子，桂枝又不让。“你帮我扶着点就行。”她总怕累着他。他只好硬抢过来。
收音机里一个男播音员针对全国性的拒绝交售公粮发表评论。他的口气不容置疑：粮食和空气﹑阳光一样，是全社会所有人生存所必需的。耕种者占有土地﹑生产粮食是社会分工不同，这种分工不仅不代表权利，而且只能代表义务。所以任何一个耕种者都没有拒绝与社会全体成员分享粮食的权利，只有提供粮食的义务。
被阳光晒热的谷子舒适地压在肩上，桂枝笑盈盈地走在一旁。今年收成还算不错。每家农户都算了又算，尽可能多存一些粮食。这些年连年歉收，搞得人心惶惶。黄河水灾离这上千里，大饥荒的传闻却早就过来了。农民既为将来保全家老小的肚子，也看准了粮价飞涨的势头越来越强。粮食攥在自己手里时间越长，赚的钱就将越多。
在传统社会里，十分之九以上的人民勒紧肚皮，消耗最少的资源供养一个穷奢极欲的上层。安于“穷命”的底层意识和贫困保证的死亡率使那种社会与资源的关系可以保持相当稳定和平衡的状态。社会主义培养起了全民平等的意识，改革开放又把社会主义的平等贫困变成了商品社会对平等暴发的追求，每人对资源的需求顿时要乘上一个巨大的倍数。当十亿农民全力以赴地投身到这场索取的比赛中时，中国的资源体系就不可避免地敲起了丧钟。虽然已经离开了注视这类宏观问题的位置，可想到这里，石戈心里还是说不出的沉重。
“爹，该吃晌饭了。”路过打寨墙的人们，桂枝向她爹喊。
桂枝爹正在指挥施工。“做好饭再叫我。”他连头也没回。
过去为了防土匪，仙人村有过一道又高又厚的土寨墙。共产党掌权以后，几十年没土匪了，寨墙也塌得差不多。现在，为了防备灾民抢劫，村里各家又派工摊钱地重把寨墙修起来。村比过去大多了。许多家都搬到了寨墙外面。桂枝家最远，紧靠公路。等寨墙修好，各家都要搬进寨子，至少先把这段风头躲过去。公路上空空荡荡。近来治安越来越乱，几乎没有敢单个跑长途的司机。远处山梁上，一队卡车像玩具模型一样从公路尽头向这边驶来，拖着细小的烟尘。司机们相互结伴壮胆。公路上要么没车，要么一过就是几十辆，甚至上百辆。
桂枝帮石戈把谷袋放下，转身反挂上仓库门。仓房里黑乎乎的，只有通气孔射进一束阳光，照在黄澄澄的玉米上。
“石哥，我可想你了。”桂枝抱住他，把脸靠在他肩上。
桂枝的头发还是那样乌黑，散发着阳光和干草的香气，粗糙的手跟当年一样刺激他，好似电流在神经网络里酥痒地放射。他本来不想再迈过这一步。桂枝已经不是三十年前那个野花一样的小姑娘，而是一个结过三次婚而且现在还有丈夫的农村妇女。可是昨天晚上，可能是酒喝多了，桂枝的眼泪终于融化了他。打来的第一天，他就看出桂枝在等着，从欢乐变成孤苦，变成偷偷哭泣，直到昨夜他抓住她的手，她才捶打着他哭诉：“我恨你，我恨你……”桂枝结实的双乳像插着红枣的白馍在刚打开的笼屉中散发热量。她的腹部平滑光亮，没有城里女人的脂肪和赘肉。从未生育使她被三个丈夫拋弃，又使她不像其它农村妇女那样早衰。黑暗的仓房，金黄的玉米，温热的谷袋，正照在桂枝乳房上的那束阳光，这一切都更比软床﹑香水和带流苏的窗帘使石戈沉醉。是不是该永远这样生活? 他又在想。一个遥远的呼唤悠悠回旋，在一片怒海般的激情中，那么纤细，又那么清晰，从最底层飘渺升起，侵入飞扬的灵魂。
当他们最终瘫倒在玉米中间喘息的时候，听到汽车在很近的地方停下。一连串人从卡车上跳下的“扑咚”声，像砸在心上。
“快穿衣服! ”他低声对桂枝说。
“老乡! 老乡! ”外面喊起来。人很多。脚步声走近。“家里没人。”一个声音说。“打开谷仓。”另一个声音命令。
桂枝推开仓房的门。“你们要干啥? ”
门外是十多个穿工作服﹑戴安全盔的工人，每人都持着枪。老式的帆布子弹袋上印着“工人民兵师”字样。卡车一辆接一辆驶来，分别停在不同的农家门口，跳下成群的武装工人。
“大嫂，”戴红头盔的头头说，刚才命令打开谷仓的就是他。“我们是来买粮的。”
“我们的粮不卖。”桂枝用身子挡住仓房门口。
看来头儿知道多费唇舌也没用，他微微叹口气。“我们知道你们不卖，但是我们一定得买。我们不会让你们吃亏的。”他摆了一下头。两个工人走上来。“对不起了，大嫂。”他们一下架起桂枝把她从仓房门口拉开。
“我操你们妈呀! ”桂枝的两脚乱蹬，在那两个工人手中，像被抓住翅膀的小鸡。其它工人无言地准备进入仓房。
石戈出现在门口。他的目光使工人停下。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
“大同煤矿。”头儿回答，猜测着石戈的身份。
“把她放下。”石戈对抓着桂枝的那两个工人说。工人服从了。桂枝骄傲地挺起胸。
“谁让你们这样做的? ”石戈问头儿。
“谁? ”头儿在肚子上拍了一巴掌。“谁说话还有它管用? 我们全矿三万多家已经一大半没米下锅了。”
石戈在北京时就知道今年秋粮收不上来，黄河水灾以及随之四起的谣言在全国引发了囤积风潮，城里的粮店被抢购一空，国库那点储备无济于事，但他没料到现在已经开始断顿。
“政府会为你们解决。”他说这话时一点也不自信。进口粮食只是杯水车薪。唯一能指望的是今年的新粮，可新粮如何从农民手里拿到国家手里正是最大的难题。公社时期，各级干部可以把农村的每一粒粮都抠出来送进城，而如今，六十年代那种饿死二千万农民保城里人肚子的事再不会有。粮食在农民自己手里，别说政府，天王老子也没法命令他们。
“算了吧，老师傅。”头儿露出轻蔑神色。“说好听的填不了肚子。”
“可也不能抢。”
“我们不想抢。老师傅，我看你也像个城里人，闹不好还是个干部什么的。你倒是帮我问问，他们到底要什么? 我们工人不想当什么老大哥，可以叫农民爷爷奶奶，磕头也行，只求让我们妻儿老小能活下去。我们把工厂拆了。我们的卡车上有电机﹑水泵﹑柴油机﹑轮胎……你看这个白金坩锅，他们全村也值不了它。我们把城里财富全给农民，只求换点粮。”
“可是得按法律来。”
“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反囤积法已经给了我们合法性。”
“法律得通过国家实施而不是你们个人。”
“等国家实施法律的时候，我们早饿死了，国家也亡了! ”头儿的脸一沉。“没时间废话了，搬粮! ”
“再听我说一句。”石戈挡住要进仓的工人。“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今年抢了农民，农民明年就无法再种粮。过了今年过不了明年，从长远看害了全社会，也害了你们自己。”
“明年饿死也比今年多活一年! ”头儿的声调已经相当严峻。“让开! ”
石戈看一眼桂枝。她毫不在乎眼前这群拿着枪的大汉。有她一个石哥在，天塌下来也顶得住。石哥是中央的大干部，就算下了台，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制住这群小工人还不是动动手指头的事。
可石戈内心一点抗争的气势也没有，像塞满了乱糟糟的麻线。工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的。法西斯上台有它的必然性。在这个生死之际，唯有强力能重建分配的平均机制，让每人都得到吃不饱但是饿不死的一份，而不是一些人饱，一些人死。他无法要求快饿死的人遵守法律，也不可能阻挡住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女人也跟桂枝一样需要粮，甚至更需要。他们的世界只有煤，而仅仅这几天，他就帮桂枝家埋了六大缸粮食，即使谷仓空了也够她家吃一年。
“桂枝，卖给他们一些吧。”石戈说话的同时身体挪动了一下，几个工人立刻拥进仓房。
桂枝被他这个动作惊呆了，甚至工人来抢粮的事实本身也没让她这样震惊，半天才哇一声哭出来。“石哥你……你好没良心啊……当年你怎么说的? 你说你一辈子为我们农民说话，……现在你当了大干部，你让人家抢我们……”
两个工人把石戈刚扛回来的那袋谷子抬出来。“我跟你们拚了! ”桂枝冲上去，整个身子扑在那袋谷子上。谷袋掉在地上，她死死抱住，又咬又踢。好几个工人费了半天劲才把她拽开。撕扯中衣扣掉了，裤带开了。她就势把衣服一脱，全身赤条条，工人反而不敢拽了。另一批工人刚从仓房里搬出小麦，被她追得扔下袋子纷纷乱跑。
石戈看着像母兽一样疯狂的桂枝，那对在奔跑和扭打中甩动的双乳残留着他刚才揉出的红印，结实的大腿之间在阳光下闪着精液的光亮，像永不放弃的标记印在他们刚刚当成欢娱之床的粮袋上。他的心好似刀割一样。他该怎么办? 他能怎么办? 除了呆呆站着，他什么也想不出。当年当知青时可以只想一面，现在的思维习惯已经成了随时考虑所有方面，而考虑的越全面就越没有办法，就越无法找到一个行动准则。也许这就是他这些年来日益无能为力和灰心丧气的原因吧。
突然听到呼唤：“石戈同志在不在这里? 石戈同志在不在这里? ”声音来自天空。不知何时，一架直升飞机悬在头顶，一边缓缓降落，一边用扩音器呼叫。
石戈向直升机透明的机舱挥挥手。他对这突如其来的呼唤已经习以为常。许多假期如此中断，无论他藏在哪都能被找到。然而他今天已没有任何职务，又有什么事找他呢?
飞机降落在五十米外的空地上。灰尘弥漫天空。“石戈同志，请到飞机上来。总书记要与你通话。”飞机扩音器的声音非常清晰。
工人全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石戈。
他走到桂枝身边，给她披上衣服。她嘤嘤哭着，身上全是土，脸上泪和土混成泥水。他没说话，径直走向直升飞机。机上一个武警少将向他伸出手。“我叫周驰。”
周驰让通讯军官把机上的电视电话接通北京。电视屏幕上出现陆浩然的秘书，问清情况，屏幕上画面消失，只剩闪烁的光点。突然一亮，陆浩然坐在办公桌后面。
“石戈，”陆浩然从表情到声调都不像前总书记那样骄横，很平等，甚至有些亲切。“有一个职位我想让你担任，不知你是否有兴趣? ”
石戈叹了一口气，涌到嘴边的话是“我够了”。他觉得脸上的皱纹无比深密。就像站在桂枝和工人之间一样，那一刻他所感到的无能为力似乎打断了全身筋骨，象征着他的一生。多少年奔波于“职位”两字之间，现在只感觉是那么厌恶。出口的却是一个提问：“什么职位? ”也许只是最后一点好奇，在彻底退出官场前看看自己最后能得到的是什么。
陆浩然的回答轻描淡写。“副总理。”
心跳骤然加快了。副总理! 以往只在少年时的梦中出现。如今他已心如死灰了，不再做奢想，却突然飘忽而至，在这么一个最不可能的时刻，最不可能的地点。
周驰微笑地看着他。机舱外的太阳已经西斜，黄色的田野山坡在秋风中起伏。
他够了吗? 他疲倦了吗? 在此刻，突然感到是血在翻腾地卷起，心灵间充满渴望。够了倦了的只是过去，展现在前面是一个全新末来。再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谋士墨客，而是阿基米德撬动地球的支点，如果握到了他的手中，他能不能由此改变中国的历史呢?
“怎么样? ”陆浩然在屏幕中凝视着他。
只要他口中吐出一个字，他的人生就会飞向两个极端。或是在这片被破碎的黄土地上埋葬掉寂寞的雄心和英豪，或是一步迈进轰响的历史，被那车轮带向一日千里的前方或碾做粉尘。
“好。”他的回答听不出任何犹豫。
“马上来吧。”屏幕一闪，缩成一个亮点。陆浩然消失了。
石戈抬起头。他的精神还无法回到眼前。
“副总理，我们马上起飞。”周驰向他说。
“我告一下别。”
“不行，这里要有战事。”
话音刚落，传来一声火枪的轰响。几粒铁砂擦在飞机上，划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桂枝家门口那些工人立刻卧倒。四面传来喊杀的声音。
“我得下去。”石戈伸手拉舱门。周驰伸出一只手顶在舱门上。石戈用全身力气也摇不动半分。
“总书记命令我负责你的安全。”
飞机已经飞起来了，摇摆着升高，吹起的灰尘纷纷扬扬。石戈看见伏在粮袋上的桂枝突然站起仰望飞机。四面，无数举着锄头铁叉的农民包围了工人车队。锁柱挥着手枪指挥一排持枪的保乡团射击。
桂枝变小了，但她绝望的表情在石戈眼里比什么都清楚。她向上伸出双手，飞机轰鸣使她的呼喊像是无声。披在身上的衣服脱落了。一个工人想拉她卧倒，可她竟跟着飞机跑起来。
石戈大吼一声。
她突然一个踉跄，摔倒在公路上。她挣扎着翻过身，已如模糊白点的脸向着飞机飞走的方向。她的胸脯上扩散出一片殷红。虽然人的视力已不可及，石戈却清清楚楚看到一个又圆又深的弹孔，在那两个乳房之间，汩汩冒出滚烫的血，染红了无边的大地和天空。
福州
在这个时刻，这个地点，黄士可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种新的形像，不再仅仅是一个地方势力关系网中的牵线人，而成了一个政治核心，一个旗手。
那个年轻的北佬被打得满脸开花，竟能奇迹般地冲出重围，跳过人行道栏杆，奔跑的速度惊人，撞倒好几个拦截者。满街的人都想抓住他，连妇女和儿童都激动得大喊大叫。四面一片闽南方言的吼声和咒骂，无数双脚跺得街道隆隆颤抖。
年轻北佬在黄士可的车旁被一根粗重钢管打倒。隔着密闭的车窗玻璃，黄士可都能听见骨头碎裂的声音。北佬像一团烂布在惯性中翻滚，离车轮只有半米，竟然又晃悠悠地半跪半站挺起身。司机手急眼快，在北佬扑到车门之前按下电磁锁的开关。四个车门全被死锁。北佬血淋淋的脸贴上后门玻璃，跟黄士可的脸只距一尺，虽然只有一瞬，但那张被血糊住了眼睛又在玻璃上压变形的面孔让黄士可差点犯心脏病。
北佬被追上来的人群踩在脚下。司机拼命按着喇叭把汽车开出旋涡中心。黄士可没有回头。侧面玻璃上那片稠粘的血浆使外面的人影模糊。
总书记被刺身亡一个多月来，南方几省普遍发生排斥北方人的风潮。这原是个积怨已久的问题。南北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准的不平衡已使累计四千多万北方人流入南方，给就业﹑市政﹑治安﹑供应﹑交通各方面造成日益严重的危机。近来几百万黄河灾民的涌入又进一步加剧了原有矛盾。灾民白天伸手讨，晚上抢和偷。不过使“排北”风潮蔓延升级的直接原因还不在这，而是北京发生的让南方绝望的大转弯。及时认识到“排北”是对北京表达愤怒的人不多，表面看只是南方人对侵犯了自己生活的流民采取的反击，没有政治色彩，跟北京那些搞翻案要民主的运动也不沾边，所以尚未引起重视和镇压。但是黄士可却看得很清楚，北京每颁发一个向左转的法令，排北的浪潮就升高一格。昨天刚公布冻结三百万元以上私人存款和所有外汇存款，人们就发疯一般涌上街头，放火烧北方驻南方的机构，砸北方的汽车，不问青红皂白，见着说北方话的人就打。发展到这种地步再想控制可就不容易了。
闹吧，闹个天翻地覆才好! 眼前的情景使黄士可感到舒畅和轻松。以往别说乱到这种地步，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能让他心惊肉跳，现在却变成最怕稳定。稳定就意味着他们赢了。处身在混乱的人群中，如果不是还对自己的安全有些担心，他会像参加节日盛会那样兴奋。
这帮蠢家伙，他们太自信了，以为有了枪杆子就可以为所欲为? 人们就全都老老实实任他们宰割? 切小手指头也许人们咬咬牙不吭声，捅到心窝人家还不拼命? 存折就是人的心窝! 黄士可知道冻结存款这一招是新政府恢复平均机制的关键措施，除了为最节省资源的军事共产主义铺平道路，也是挽救已近崩溃的经济，遏制野马似的通货膨胀最简便有效的手段，同时国家可以凭空发一笔大财，而早能够和国家力量抗衡的私人资本却一垮到底。新政权自以为算计精明，一举几得却无所失。“杀富济贫”在中国自古得人心。三百万元相当一九八○年的二万元，全国达到这个存款数额的人不到百分之二，有外汇存款的更少。老百姓早对暴发户不满。“打击一小撮”不会影响新政权的稳定。但百分之二只是平均数，集中到沿海几省，比例数就大大提高。银行昨天报上来的数据表明，福州市超过这个存款数额的占人口百分之二十三，占户数百分之八十四。有外币存款的更多。港币﹑美元﹑台币在沿海几省已成为流动货币，多数人都有。由于贪图保值利息，多数闲钱都存在银行，所以这个“冻结法令”无异于一个把福州炸成底朝天的大爆炸。
汽车慢得像爬行。满街都是激动狂暴的人群，跑着﹑挤着﹑相互询问，大声疾呼。每一个银行和储蓄所都被围得水泄不通。黄士可似乎看到广州﹑海口﹑杭州﹑上海正在发生同样的情景。让那些搞政变的人看看，倒退没有好下场! 银行大楼的镜面玻璃刺耳地破碎，在黄士可心中引起一种快意。至今没摸清中央斗争和变化的内幕，但没人相信总书记真是死得那么偶然和意外。十八个省同时换了省长和第一书记，除了政变还能用什么解释? 但在程序上找不出毛病。谁能说“中央”没权力更换地方首脑? 哪怕人人心里都明白怎么回事，嘴上也说不出来。
谁不会玩这个呢? 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这是中国地方官最基本的功夫。新省长上任之时，黄士可率领省政府全体工作人员表态坚决服从中央，做新省长的忠实助手，实际上架空一个外乡佬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 一个多月来，新省长了解的情况全经过他的安排，新省长的一言一行都被他掌握，而新省长的每项命令都被恭敬地接受﹑传达，却没有一个被真正执行。新省长也许很得意，自以为能干，天天钻营﹑拉拢﹑摸底﹑各个击破，得到的却不过是幻想中的胜利。也许他已有觉察，但也只能如堕五里雾中，找不到门路。
有一件事黄士可放心不下，前天的反腐败会上，新省长突然亮出一份他儿子的材料。黄士可知道自己这个儿子不老实，可没想到除了做生意，这个孽种还干拍摄黄色录像的勾当，不光当什么“导演”，还通过地下渠道卖了好几千盒带子。他措手不及，不得不当场同意签发逮捕令。好在儿子在监狱里露底，那套黄色录像的另一个合伙人是主席的孙子，不但分走了一大半利润，还专爱在录像中上镜头——不上脸，专上其它部位的特写。新省长渊源是军队，纵使装成再廉洁的清官，也不敢得罪他们军队系统的太上皇，不得不把儿子放了，并且在黄士可逼迫下，当众宣布反腐败会上的材料是假的。
虽然打了个平手，转危为安，但毕竟出了一次危。有第一次危，就预示着以后会接连不断出现危。从新省长歹毒仇恨的眼光里，他明白迟早要兵刃相见。连他自己都不掌握的情况对方怎么会知道呢? 口子开在哪? 叛徒是谁?
街上汽车堵塞成不见头尾的长龙。人们的情绪越来越疯狂。银行大楼的玻璃转瞬间被砸个精光。防暴警察陆续开来，可在人海之中，仅像几片飘浮的叶子。
欲望使人疯狂，黄士可在内心叹息。虽然这些年社会丑闻比比皆是，然而关系到自己儿子还是使他震惊。他没想到儿子会变得那样无耻，在监狱里也带着下流的笑容。他不想教育儿子，也知道教育不了，只是为了在政治角逐中保住自己的防线，他必须把儿子弄出监狱，儿子便更加有恃无恐。这个社会完了，这意识常常在他脑中出现。每个人都变得那么贪婪﹑卑鄙﹑懦弱和恶毒，全部目标只有如何占便宜，占国家的﹑占集体的﹑占别人的，满足欲望不靠劳动而靠欺诈，人和人之间全是对立﹑相争﹑拆台，一个国家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车内电话响了。黄士可拿起话筒。
“请用B键。”话筒里是百灵一本正经的声音，却甜蜜蜜地流进黄士可心里。B键是保密键。黄士可升起与司机座之间的隔音玻璃。汾水关那消魂的一刻之后，他再不让百灵在车上念文件。他们避免一切让别人察觉的蛛丝马迹，两人的联系和幽会全以这种刺激人的秘密方式进行。
然而，换了B键，百灵的声音仍然严肃。“请看公文包里省计委794号文件第三页。”
黄士可微笑着摇头。怎么这么神秘，用B键还不直说，无非是补一个告别吧。
第三页夹着一个字条，只有潦草的几个字: 别去北京，你会被捕。
“你怎么知道? ”他的心悬起来，握着话筒的手顿时汗淋淋。
电话已寂然无声。
今早，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要他立刻赶赴北京，总书记要与他谈话，给他派的专机已在军用机场等候。本想和百灵告别，无奈忙忙乱乱没有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只在临上车前接过她准备好的文件。百灵掌握了什么情况? 这样神秘和严肃的警告不会是玩笑。他感到一种凶险，突然明白临行前从新省长眼睛里看到的奇特神情意味着什么。只要他在福建，新省长就别想把持局面，北京新政权的路线也就难以推行，他们能留着他为所欲为地充当绊脚石吗? 一到北京他就会被送进“党校”，也许刚登上飞机就成了囚徒。然而百灵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做了几个深呼吸，让心脏的跳动稍微平稳一些，拨通杭州的电话。前天浙江副省长被召去北京汇报。那是他的老朋友，在架空新省长方面不比他做得差。接电话的是老友的妻子。她说她丈夫一到北京就失去了联系。黄士可连句安慰的话也没想起来说，木然放下电话。
街上，人群和防暴警察展开冲突。一批暴民砸开银行铁门冲进去，里面只有帐薄卡片和文件，所有钱柜都空空，银行职员也一个不见踪影。警察向暴民发射催泪弹，做为回答，暴民在银行里放起了火，并且从楼顶向警察投掷燃烧瓶。
看得出这批暴民是有组织的，配合默契。他们的目的是把事态扩大，引向暴乱。乱吧! 也许这就是天意。本来在他的生命中从无造反存身的位置，几十年的道路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地适应中央。不管上头是个什么样的中央，总能有办法对付和讨好。他一直怀疑地看待耸恿他揭竿而起的人。刘亚基甚至要给他下跪，他也拒不参加他们今天举行的会议。但是现在怨不得他了，除了逼上梁山，还有哪条路能让他走?
司机惊慌地回头看他。前面几辆汽车已经被暴民砸毁。燃烧瓶眼看就要扔到眼前，可满街的汽车一辆挤一辆，谁也不能动。黄士可打开车门，没有任何交代，立刻就消失在惊慌﹑激动﹑失去了理智的人群中。
从一条小巷直插过去，只有几百米，就是澄湖宾馆。这个宾馆包围在一座古树掩映的大花园中。里面只有一栋不太大的三层楼，楼的外表普通，老旧的样式，里面却华丽之极，分成中式﹑西式﹑日本式﹑土耳其式几个不同的部分。这原来是省政府的小招待所，三年前交给刘亚基承包后才装修成现在的样子。刘亚基不指望以它赚钱，而是把它建成一个供各方首脑吃喝玩乐的据点。他贴了数不清的钱，得到的好处却多十倍。最近一段，这里成了福建民间势力政治活动的中心。
刘亚基矮矮胖胖，一脸络腮胡子，刮得再干净也是铁青的颜色。当他看见黄士可突然光临，喜悦使铁青一下变成了黑红。“黄省长，我要给你磕头! ”他双手抱拳连连鞠躬，要不是高耸的肚子碍事，脑门定能碰到膝盖。
水晶宫似的西洋厅里围座着三十多个人，一大半是刘亚基一类的工商界人士，个个都是福建数得着的富翁。另一些是政局变化后逃到福建来避风的“温和派”分子。还有几个“民主派”头头，他们是北京对六四翻案参与者大规模逮捕的幸存者。一见黄士可，全场人像见到领袖一样站起来致敬。在这个时刻，这个地点，黄士可突然意识到自己具有了一种新的形像，不再仅仅是一个地方势力关系网中的玲珑牵线人，而成了一个政治核心，一名旗手，一种生活方式存亡的决定者和众人仰望依赖的带头人。
他没解释为何突然光临。“你们接着谈吧。”他平淡地说，坐到中间的位置。平淡更增加了他出现的戏剧性。
北京政权发布的一系列法令对福建和沿海几省等于是死亡判决书。其核心在缩减地方权力和打击私人经济，而这正是南方得以发达的两根支柱。首当其冲的是商业，尤其是私营商业，仅严禁经销进口消费品一项就将使上万家商店倒闭。商业税大幅度提高，明令不许摊入成本；规定了一系列限价措施，取缔所有私营商业批发业，走私者将受到枪决处置；震动最大的是对资产在三千万元以上的私人商业企业实行国有化。
“……这帮北佬是要让我们死，而且是光着屁股死! ”刘亚基充满仇恨和绝望。他是福建最大的私营商业老板，主要经营进口消费品。欧洲﹑北美﹑东南亚﹑港澳都有他的网点。所谓“进口”对他来说只是走私的代名词。谁也弄不清他到底敛了多少钱，虽然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换成了硬通货存在外国银行，但冻结存款的法令还是使他损失掉一大半财富，再加上国有化，多年建立起来的王国等于化为乌有。
黄士可主管工商，他最清楚打击商业﹑进口和私营经济对福建意味着什么。福建山多地少，资源贫乏，从过去叮当响的穷省一跃成为举国称羡的宝地，全靠沿海的优越地势。买国货没必要来福建，每年从内地流入福建的几千亿元钞票大部分是冲着进口消费品来的，其中主要目标又是私营商业提供的走私品。只有走私才能价廉，才有竞争力。这条路堵死了，福建的财源就被切断。即使“六四”以后，北京方面控制再紧，地方也一直以种种对策保护走私。但这次不同，北京新政权完全甩掉了过去那种两个派系平衡出来的瞻前顾后、企图两全其美的立场，豁出来不要经济的发展也要贯彻集权意志，并且以法西斯手段粉碎一切拖延和阻挡。地方的自我保护已经不可能，而北京对国际舆论又充耳不闻，就连对外资﹑合资企业纷纷被吓退撤离的风潮也无动于衷。这又是福建另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商业是福建的血，外资是福建的骨头。福建缺乏自己的实业，全靠外资和合资企业奠定福建未来繁荣的基础。现在血干了，骨头再被抽走，福建岂不就只剩一摊烂泥。
面临这种灭顶之灾，在座的工商界巨头全跟刘亚基一样激愤，大喊大叫，不时挥舞双手，敲打桌子。黄士可没有表情地看着他们。商人赔本儿的时候就是这么可笑，刀就要砍在脖子上了，他们还在那算帐。他不说话，不到最后，他不准备有任何表示。
“还是谈下一步吧。”那位前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静地提醒。他是福建人，北京政局变化时正好在外地出差，便偷偷溜回老家，躲避北京方面的搜捕。
在座的每个人──无论工商界老板还是“温和派”人士，或是民主分子，现在又包括了黄士可──都明白，只要和现在的北京政权联系在一起，只有死路一条，谁也逃不掉。多年以来，民间一直有人鼓吹“和北佬分家”，被北方拽着后腿，南方永远飞不起来。那时只是发牢骚，到底同种同根，不像立陶宛那么有理由。然而现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脱离北京独立就成了唯一出路。
来避难的政界人士被老板们奉为尊师。他们搞出的方案显示出非凡的政治设计能力。市场经济和自由思想在南方深入人心，群众基础完全具备，连个体户小商贩也会为自身利益挺身而战。福建上有浙江﹑上海﹑江苏，下有广东﹑广西﹑海南，不乏同盟。国际对北京正在严厉抨击，会欢迎中国出现自由阵营。南方虽然缺少军事力量，另一种武器──钱却很充裕。除了让北方省份望尘莫及的地方财政，老板们自己也富可抵国。他们宁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中国再退回到只让他们当劳改犯的时代。一切都具备，只差一个领袖。
“黄省长，领着我们干吧! ”刘亚基扑到他面前。“你站出来一挥手，我们福建就得救了! ”
所有目光都期待地集中在黄士可身上。
“黄省长，不用担心将来，昨天我说的事马上就办，加一倍……”
“放肆! ”黄士可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刘亚基立刻不说了。但是他一定会办，而且一定会加一倍，甚至更多。也许明天，瑞士银行的存折就会递到他手里。如果他收了，刘亚基会感激涕零。黄士可没做出气愤的样子。生意人会看眼色，一定能看出他不再拒绝那笔“保险金”。
别看在场的人一个个彼此打气，把前景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谁心里都明白，所谓“独立”谈不到成功的把握，甚至只能用“渺茫”二字形容。这就是他一直缄默的原因。他走到今天这步不容易，一辈子搭进去了，本来绝不该再冒孤注一掷的风险，一切从头开始。不管多么百孔千疮，共产党的力量仍然足以粉碎任何反叛。那架机器那么沉重﹑高大﹑坚不可摧，让人望而生畏。多少个比他更强有力的人都被无声无息地碾碎。刘亚基那群老板准备下二百万美元，只要他答应挑头搞独立就是他的。即便失败，这笔钱可以保证他在西方过上富翁生活。昨天他没接受，人愿意在老路上走，尤其到了现在的年龄。今天，二百万的一倍变成四百万，多少能弥补一点对未卜前途的恐慌，也说明时机有时是多么有价值。现在，是登场的时机了。
“我不赞成独立。”他缓慢地说。
全场人都变了脸色。
他看着对面那根高大的象牙沉默一会，拖延可以给人更深刻的印象。“福建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也不可改变的历史和现实。我们福建并不要求独立国家的主权，那是对民族的分裂和叛逆。我们只要求保留适合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在一个国家内部，可以同时并存多种社会模式。邓小平同志生前的天才设计——一国两制为此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既然可以有香港的一国两制，台湾的一国两制，为什么不能有福建的一国两制呢? 北京是国，福建是制。福建不破坏国家统一，只要求给我们一个制。这个思路应该是我们全部设计的出发点。”
停顿片刻，那位前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最先拍响两只保养很好的手，眼里流露出赞许的笑意。
掌声立刻热烈地扩散。人们全都兴奋地频频点头。
“好! ”突然响起一声喝叫，好象京剧里的花脸出台亮相。顿时全场鸦雀无声。这一喝不出自在座任何一个人，而是从厅外传来。镶着铜饰的象牙色厅门打开，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站在门口。
黄士可脸上剎时失去血色。他无法相信，只能是幻影——新省长! 这个克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脸上带着傲慢的狞笑，怎么可能? 他瞥一眼别人，不是幻影，每个人都像见到魔鬼一样瞪大眼睛。瞥一眼窗外，院门紧闭，警卫悠闲地晒着太阳。如果他从大门来，警卫肯定先给铃。如果不是，他从哪来?
“好! ”新省长又吼一声，盯住黄士可。他四十出头，满脸红光，吼起来震得玻璃嗡嗡响。“黄副省长，我一直等着你的这段话。从我来那天就等着，本来以为你得去北京说了，你倒又自投罗网，没让我白等。哈! ””他一个挨一个巡视，不断地发出心满意足愉快的叫喊。“哈! 副主任先生，中央找你多时了，你的架子不小啊! ”他认得在场的每一个人，挨个调笑，就像猫在玩一群瘫软的耗子。他可不像黄士可想的那样，对福建情况一无所知。他似乎什么都知道，他有充分的准备，他一直在安排一个大网，现在网收口了。
原来是他! 黄士可瞥见了在新省长身后缩头缩脑露了半个身子的秘书长，他就是眼前这张网的穿线人。儿子的材料肯定也出自这条狗。黄士可猛然醒悟，地道! 这座楼下面有一条地道，直通省政府办公大楼。那是文化革命时期挖的防空洞，多年不用，早被人遗忘。黄士可只是依稀记得，在他当秘书长的时候，曾听说过这条地道。钥匙扔在行政处的钥匙箱里。他当时只说了句“我们永远不会用它”，现在才知道还能发掘出如此大的用处。
“秘书长! ”新省长叫。“给卫戍区打电话，调一个连来。别忘了带囚车! ”新省长七十年代当过侦查排长，曾经独身一次俘虏三十多名越南兵，立过一等功。眼前同样是三十多个人，却更不是他的对手。他让刘亚基给每个人发一份笔和纸。
“马上写材料! 谁写得快，写得细，揭发得多，谁就得到能宽大处理! ”新省长拍拍腰，不知只是一种兴奋的表示，还是在表示他腰里有枪。
“老老实实呆着!”新省长出去了。也许是去搜查别的房间，也许是太高兴了，得意忘形，反正他这一出去给了黄士可一个决定性的机会。“把砸银行的人调到这来! ”他用闽南话低声吩咐刘亚基。“让他们告诉群众省长在这，解决问题得找省长! ”
“砸银行……? ”刘亚基表情不自然，有点不知所措。
“嗨，这时候还要什么花枪，快! ”黄士可紧皱眉头。刚才在街上，他认出冲进银行的暴民中有刘亚基的司机在指挥。老板们肯定参与了幕后操纵和鼓动。司机的左右有好几个人带着对讲机，街两边也停着配备电话的汽车。对老板们来讲，事端挑得越大，冲突越严重，越有利于下一步。
刘亚基立刻悟到这是摆脱困境的方法，至少能拖延时间。操纵打砸抢的事虽然不适于公开，现在已顾不上了。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对讲机，一头钻进卫生间。
当载着卫戍区士兵的卡车开到时，群众队伍也刚好赶到。人群顷刻间把澄湖宾馆围成一个孤岛。一眼望去，四面全是翻腾的人头。“见省长! 见省长! ......”三个字喊得如同山崩地裂。士兵的任务临时变成保卫，围着宾馆小楼站成一圈儿。他们的姿态引起群众敌意。石块纷纷飞进院子。人群先是从四面院墙往里翻，很快大门被撞开。好象决口的洪流，人群一下挤满了院子，把所有花树踩在脚下，和士兵的警戒圈面对面地对峙起来。院外喊声震天，院内反而静下来。
走廊传来秘书长战战兢兢的声音: “省长，快走吧......”
“走? ”新省长的语气毫无怯意，仍是那么骄横自负。“这些人是要试试到底省长怕他们，还是他们怕省长。打开阳台门，我要让他们看看到底谁怕谁! ”
隔壁传来“光当”一声，院外的喊声也随之停住。黄士可稍微偏一个角度，就能透过窗子看见新省长昂首挺胸地站在楼正中的大阳台上。
“我就是省长。”新省长的声音宏亮悠长，他的笑容真诚动人，尤其是他的勇气，一下就镇住了千千万万的群众。“你们要见我，我也要见你们......”
黄士可向全屋人一挥手。“跟我走! ”
三楼东头有条很少用的小楼梯，一直通到地下室。在一套废弃的锅炉后面，一道常年紧闭的铁门打开着，里面是一条水泥地道，亮着一串暗黄的灯，扑出一团团潮湿阴冷的霉气。地道内停着一辆深红色的奔驰车，钥匙插在点火锁上。
“不要动车。”黄士可吩咐众人。“一直走下去就到省政府。”
众人急匆匆地走进地道，都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亚基，你跟我回去一趟。”黄士可说。“拿一枝枪。”
刘亚基没装糊涂，马上从一楼日本套间的壁橱夹层里掏出一枝手枪。私藏枪枝违法，但有点钱的人全从黑市上买。黄士可不用问也能知道刘亚基私藏的枪不只这一枝。
“我不会用。”黄士可没接那枝枪。“你上一颗子弹。”
眼前的玻璃被群众刚扔的石块砸了一个洞。黄士可藏在窗帘后面向外看。窗下是士兵的后脑勺。几米开外便是群众的脸，一张挨一张，仰望阳台上的新省长。
新省长的声音像瀑布一样从头顶滔滔泻下。“......跟国家对抗是没有好处的。你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受了挑动和蒙蔽。我已经有确凿的证
据，有人在幕后操纵动乱，他们要把你们引向歧途! 你们跟着他们跑，福建就会被引向灭亡......”
黄士可侧身让开自己的位置，示意身后的刘亚基上前。“向那开一枪。”他低声说，伸出一个指头指一下窗外的群众。
刘亚基微微变色。“向上打? ”
“不，向人打。”
“这......”
“马上开枪! ”黄士可的声音冷冰冰。
刘亚基窒息一样地咽了口唾沫，颤抖地把枪口对准玻璃上的洞，闭上眼睛。
头顶的声音还在向下倾泻。“……做为省长，我决不允许你们破坏自己的家园，也决不会背弃国家给我的命令! 幕后操纵者逃不脱惩处! 继续闹事者必将受到镇压……”
“砰”枪的响声在黄士可耳中变成一道细长的尖叫。他看到正前方人群中一个小伙子惊讶扭曲的脸。一股急速的血流从他胸口高压喷泉般奇异地射出，随着身体扭动浇洒出一道自下而上的轨迹。
刘亚基像受惊的免子窜向地下室。黄士可捡起他扔在地上的手枪。
外面是绝对的寂静，连那个会施催眠术的新省长也成了哑巴。当黄士可迈过地下室那道沉重的铁门，外面突然爆发出地震一样的轰鸣。所有的玻璃似乎都在同一时刻破碎。怒潮猛冲进楼房。楼房在咯咯颤抖。
他关上了铁门，把插在门上的钥匙拧了一圈。缺油了，他这样想。
美联社中国福州4月14日电
被中国政府宣布冻结个人储蓄存款而激怒的福州市民今天上午袭击了福建省长的下榻处，和警卫士兵发生了冲突。这场混乱造成九人死亡，其中包括省政府秘书长。刚上任一个月的省长遭市民痛殴侥幸未死，但据医院发言人宣布，即使最终能保住生命，也将终生丧失大脑活动机能并全身瘫痪。今天下午紧急召开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由原副省长黄士可代理省长。
北京亚太展览中心
“最多的人口与最贪婪的欲望之乘积怎么用最少的资源满足? ”
树已经落光最后的残叶，天地一片枯瑟和灰暗，大门外矗立的广告牌被衬托得更加洁白，使上面那个纯绿的绿点显得生机盎然。那是个公认的杰作。广告牌上除了白底和一个绿点什么都没有，却让人们自发地把展览恰如其分地称做“绿展”。每个来访的记者都先把镜头对准它。
陈盼站在入口处，盯着流水般往里走的参观者。购票处排的队足有一公里，还在不断加长。好几十个工作人员维持秩序还有点吃紧。这声势使“绿协”的众人兴奋不已，陈盼却巴望至少这会儿人少一点，再这么盯一会儿准得眼花。一个拄着手杖的驼背老人从身边走过，摘下眼镜盯她一眼。她觉得那双眼睛很熟，眼光里闪着一种戏谑，跟那个衰老的身姿一点也不相符，可怎么也想不出从哪感觉熟，这一眼意味什么。老头蹒跚的背影顷刻消失在错落的人群中，她没心细琢磨他。
担心多余了，离老远她就发现了石戈。他照旧穿得随随便便，甚至显得邋遢。条绒上衣已磨得发白，裤子肥大，头发刚长到最没型的长度，支楞八翘。别说副总理，与他自称来参观的身份——普通人都差一大块。不过倒有一股飘洒的神仙劲儿，在一个矫揉造作的世界上是种少见的魅力。陈盼发现自己已开始用看男人的眼光看他。
“黑市价高五倍，我本应发一笔小财。”石戈把剩下的七张票还给陈盼。只有两个看上去是警卫的人不引人注目地跟着他。陈盼寄给他十张票。本以为副总理即使装成普通人，跟班的也得成群。
“我宁愿你发这笔财。没有比你也倒票更能给我们的展览增色的了。”两人见面的感觉有点像老朋友。
“伊万呢? ”陈盼问。
“没借出来。”
那次“偶然相遇”以后再没见过。陈盼一直在忙“绿展”。这个“绿色拯救协会”筹备了一年多的项目差点夭折。虽然“绿协”没参与“六四”翻案运动，又是经过正式批准的民间组织，不在新政权上台后大规模镇压和逮捕之列，但是最近成立的“意识形态指导委员会”却把“绿协”视做整肃对象，先是追究接受绿色和平组织国际总部和德国绿党资助一事，“绿展”开幕的当天又勒令停展。本来还可能有接连二三的棍子打下来。也巧，正当陈盼到处找石戈找不到的时候，石戈半夜把电话打到她家。他仍然记着她要求的“实验基地”，并准备和“绿协”头头具体谈一次。听着她快哭出来的声音，他答应设法取消“绿展”的禁令，并且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参观展览。
熙熙攘攘往展厅里涌的观众不知道副总理到场。这个轰动的展览目前处境微妙而且敏感，石戈的光临一旦被捅出去，会使他的处境尴尬。这是他一再强调做“普通观众”的原因。陈盼差点发誓向他保证。为了这个“普通”，只有她一个人在门外迎接，“绿协”的五个书记分散在展厅里面等候。
第一个展厅是个高大穹窿。穹顶闪烁宇宙般的光彩，回响着似来自自遥远星系的奇特声音。厅内有六组造型。代表六种不同的色彩。每组造型由绘画﹑雕塑﹑静物﹑模型及灯光和音响组成。核心是人。许多的人在造型中摆出不同姿势，做出不同动作。红色造型里展现着搏斗﹑战争﹑屠杀。鲜血在大地上蔓延。一颗颗头颅被反复砍下。蓝色造型里全是机器﹑齿轮﹑身着工作服的人毫无表情，关节发出金属响声，像机器人一样僵直地动作。黄色造型里一面是沙漠﹑饥饿﹑瘟疫和赤贫，一面是拜金﹑荒淫﹑色情和艾滋病。黑色造型里是愚昧﹑迷信﹑人与兽为伍，妖魔鬼怪隐隐出没。白色造型由均衡对称的呆板物体和线条堆砌而成，似墓地又似都市的楼群。在成堆的苍白几何体模型中，整齐地按身长降序排列着脸色苍白﹑身裹白布的僵尸。红﹑蓝﹑黄﹑黑﹑白五色造型围绕的中央是绿色造型。绿色造型没用现代派手法，完全是自然的，真实的。真的树，真的草，真的庄稼，真的流水和泥土。一个强壮有力的男人，一个美丽非凡的女人，他们袒露着真实的躯体。一个天使般的幼小孩子在和撒欢的小羊嬉戏。一只小狗瞪着玻璃珠一样的眼睛，粉红色的舌头舔着鼻子。这组造型毫无深奥之处，却能久久吸引人的目光，让人感到绿色生命的美丽，从内心深处产生渴望。面对这种气势任何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光是六组造型里的活雕塑就有上百人。他们大多是艺术家，不但义务表演，还为展览提供了许多免费的设计制作。“绿协”在知识分子中受到广泛支持。尽管如此，材料﹑场地﹑雇工﹑灯光等各项花费也是惊人的，因此门票价格高于普通展览十倍。但观众却比平时多十倍也不止，成了轰动北京的一个大热门。直到昨天，已不得不开始限制购票的人数。
然而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陈盼每每带着一种痛心捕捉着观众的视线。黑色造型前面人头攒动，都想看清黑纱后面那个人与猪性交的细节。红色造型里两个衣衫被撕烂的女人在血水泥泞的原野上摔跤。一层又一层围观的人半张着嘴，久久不走。女人一露出大腿那些眼睛就闪光。黄色造型中那些色情象征尽管极含蓄，也吸引了大批观众。而仅有僵尸的白色造型和全是机器人的蓝色造型前面几乎是空的。无怪有些报纸攻击这个展览是变相的色情表演，是利用人的观淫心理赚钱却满嘴人类命运的贞节婊子展览。这是“意识形态指导委员会”关闭这个展览的公开理由之一。
石戈在每组造型前面都默立好一会儿，最后无言地伸出手。陈盼感觉他的握手有力地一摇。这比任何赞美都使她感动。她听说为了取消禁令，石戈把官司一直打到陆浩然那里。“意指委”名义上归属中共中央，实际由军委控制，直到陆浩然发了脾气才不得不让步。军人们肯定把这笔账记到了石戈头上。展览没使他失望，至少是对他这番苦心的一点报答。
一个叫做“增长的极限”的模型像贝壳一样自动地往复张开，又合成一体。那是一个地球，但地球表面已经没有山峰海洋和土地，全部挤满了人和物质产品——汽车﹑楼房﹑家具﹑电视﹑冰箱……模型张开的时候，可以看到地球里面──一直到地心──也全都是堆挤的人群和产品。绿色哲学一向强调“增长的极限”这个概念。工业主义的辩护人却说陆地资源用完后还有海洋天空和地下，只要科技不断发展，人类总能获得新的财富满足自己不断提高的消费要求。这个模型就是针对这种辩护夸张地显示出最终极限。科技不能突破这个极限，只能使这个极限更快到来。
下一组展览是两个家庭。一个是当代家庭，另一个是五十年前的家庭。两个家庭分别座落在两盘特制的地秤上。秤的指针对着观众。当代家庭堆满了物质: 冰箱﹑电视﹑空调机﹑洗衣机﹑洗碗机﹑微波炉﹑电话﹑录象机﹑音响﹑浴盆﹑桌椅﹑立柜﹑组合柜﹑大大小小的沙发﹑柜橱﹑桌椅﹑种种炊具………地上是地毯，墙上是贴布，门窗是铝合金﹑茶色玻璃，到处是无用的摆设和莫名其妙的奢侈品。一个半米多高的木偶，上面的机关只是为了挤碎核桃。一把特制的银斧，作用只是把下锅前的牛排敲得松软些。还有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餐桌上堆着如山的食物。肥胖的男主人不时地大吃几口，便紧张地量血压﹑吃减肥药，再在健身器上拼命运动一阵，又到餐桌上去吃。女主人在另一间屋里翻腾无数件衣服和鞋子，穿好一套又脱光，再穿下一套。没有一套看得上，又打电话让商店送。孩子则被压在玩具堆下。指针显示这个家庭拥有的物质总量达一万四千公斤。显示屏分别列出这个三口之家占有木材﹑金属﹑毛纺品﹑化学材料﹑玻璃﹑皮革等各种原料的数量和消耗的能源以及提供这些原料﹑能源所需的石油﹑煤炭﹑矿石﹑森林﹑动植物等的数量。五十年前的家庭四世同堂，睡的是木床，坐的是竹椅，房间里只有必要的物品，因此虽小却显得比当代家庭还宽松，干干净净，人的衣着朴素，食物清淡，烦恼并不比当代人多。人均拥有的物质量仅是当代人的二十五分之一，消耗的原料和能源更是少得多。
“……当前中国有四‘最’”。陈盼说个不停，想尽多表达一些绿色观点。对于石戈，她愿意这样做，也认为会有作用。“第一人口世界最多。国土面积虽然不小，但大半是高原﹑戈壁和沙漠，被最多的人口一平均，人均占有资源就最少，这是第二个最。中国的传统道德在不断的革命和外来文化冲击中被摧毁贻净，新的道德体系却毫无建树，形成全社会的道德真空，这是第三: 道德水准最低下。当代改革家们认识到以信仰为杠杆﹑鼓励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道路已经走绝，便把刺激和纵容个人欲望当成改革的核心。欲望一时能推动经济增长，但穷怕了的中国人一旦瞄准了美国式生活，那种不可能弥补的差距便激发出第四个最──欲望最贪婪。如果说全人类终将被自身欲望所毁的话，拥有这四个最的中国就将第一个毁灭。很简单: 最多的人口与最贪婪的欲望之乘积怎么用最少的资源满足? 人无法用劳动向自然资源索取满足，就会转向抢夺别人的资源份额。这种动物式的生存规律在最低下的道德状态中将使人际斗争分外残酷。中国社会已经充满由此产生的内压力。最基本的社会问题: 需求大于供给，通货膨胀，社会腐败，犯罪严重，政治上的不满和动乱全是这四个最综合出来的结果……请看，这是一群电影艺术家对未来世界的描绘。”
一面大型激光屏幕展示出世界毁灭的过程。随着十六世纪的占卜神魔诺查丹玛斯的吟诵，出现一幅幅惊心动魂的画面：
和平被毁，大地摇动，波河与奇帕鲁河波涛汹涌，蛇群在岸边蠕动。毒菌潜入硅鱼头中。它们硕大的身躯在极地陷入绝境。长时间没有盐，少女和丑陋凶恶残忍的狼混在一起，所有人的毛发都从皮肤上脱落，疯狂争斗，大地上布满了怪物……
屏幕前设立了一个摄影摄像部，一位著名相声演员给人们做示范。他披起和尚袈裟，一套专用设备把他的影像投射进屏幕，打扮成济公模样的他和那个悲惨世界合为一体。他边走边唱一首打油诗:
天上无飞鸟，地上无爬虫，树枝无树叶，树干无树皮。
济公和尚从屏幕里扭过脸对着观众，旁白一样问: “哪去了? ”拍拍肚子，“全吃了。”
东北虎，华南虎，一概吃光，自古虎追人，今朝人追虎……
表演可以转制成录像带，也可以拍成单张的照片。只要顾客选中屏幕上的具体画面，自己在那套设备前面做出相应动作，就可以与画面逼真地合成在一起，看上去跟真在那个恐怖世界里拍的照片毫无二致。兴致盎然的观众排起很长队伍。陈盼问石戈是否要拍一张在恐龙嘴里挣扎的照片，对他可以免费，也可以不排队。石戈做出坚定表情拒绝，他不想落到那个地步。
排队录像或照相的人都是图新鲜，但他们到处拿给别人看时必然要讲这个展览的宗旨。这是绿展设立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
石戈看一排翻开陈列的古籍。那些发黄的线装书上记载着历史上历次大饥荒时的惨状。解说员向观众解释，“易子而食”是说将要饿死的人们不忍吃自己亲生孩子，便相互交换孩子吃，而书上标明当时市价远低于羊肉的“两脚羊肉”实际上就是人肉，把人称做两脚羊是一种中国式的文雅。
陈盼又看见那个驼背老人。他在仿真温室效应的玻璃罐前向她挥了一下手杖。那姿态突然使她认出来，邢拓宇! 她四面看看，没有人注意。“老人”消失在一群嬉笑的中学生身后。他是向她表明实现了诺言吗? 他曾表示一定来看这个展览。可那时他是众星捧月的群众领袖，现在则名列当局通辑名单的第二名。全国的电视报纸都上过他的照片。她以为他隐匿在深山老林里，每次想起都为他的安全祈祷。他却竟然还在眼皮底下玩这种游戏! 她真想骂他一顿! 可她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一眼也别再看他。这种天生爱摸老虎屁股的坯子，只有随他去。
陈盼给石戈介绍了鲁时加和“绿协”另一位女书记。“绿协”是个松散组织，大方向一致，具体观点和行动方式不要求统一。五个书记是五个不同派系的领袖，求同存异，还算默契。鲁时加一派致力于环境保护，模仿西方绿色和平组织的早期行为，经常搞一些引起轰动效应的抗议活动，吸引国内外新闻媒介的关注。早就有人批评这种当明星出风头的方式浅薄而且廉价，但鲁时加有他的道理，明星方式影响大，传播快，对于环保意识尚未普及的中国最见效。中国政府为吸引外资而放松环保限制的政策也确实受到他们堵塞下水道或拦截垃圾船一类“恐怖活动”的冲击。
“以后也许还会给您添麻烦。”鲁时加话中有话地说。
“欢迎。”石戈倒挺真诚。
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仍然由陈盼一个人陪同石戈。
有一个厅全是荒诞剧的片段和小品，表现人类的异化和精神世界的荒芜。一男一女同坐在公园一条长椅上，逐渐搭讪，越谈越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的事物，最终才明白他们原来是夫妻。陈盼不知道那一对对边看边乐的夫妻是否能意识他们自己也往往对面而不相识，她把那股寒气压回心底。
浑身锈蚀，啤酒肚胀气的肥胖男人们整日坐在电视机前看几个年轻运动员在花哨的体育场上蹦蹦跳跳，不啻人类最荒唐的行为之一。一出小品表演一个人一辈子生产自己从来用不上也不知怎么用的产品，被不知道的渠道运到不知道的国度，为那天天相伴而又丝毫无缘的“不知道”耗尽自己的生命﹑精力和资源。另一出小品在演现代人任何举动都得受专家指点，未经指点的任何动作都会触响表示错误的警铃。专家发表意见以前要翻遍只有他们才摸得着头绪的无数厚本。他们指点精确到“左脚第三个趾头沿三十八度二十分零九秒移动一点一毫米”，结果警铃又响，行动者出现了千分之一的偏差。
陈盼又向石戈介绍了“老夫子”和另外一个书记。“绿协”的五个书记中只有“老夫子”岁数和石戈差不多。他原来是个搞系统工程的博士，哲学功底相当深，在社会系统的研究上颇有建树，被公认为“绿协”最有学问的理论家。他的一派致力于以改变人类经济生活方式来改变人类的状态。他认为经济是生存根本，任何人类理想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不是经济本身决定了人类的糟糕状态，而是现行的经济方式，比如工业化大市场所要求的“效率”。许多问题由这两个字产生，它要求越来越多的投资和越来越少的工作者，从而导致失业﹑生产过剩和通货膨胀这类困扰人类的灾害。一体化的国际竞争把效率压力传递到全球每个角落，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使人变成机器，把生命变成无意义的忙碌。他主张以复制生态而不干扰生态的科技型小社区自足式经济取代以交换为目的市场型大经济，让复杂艰深的现代经济学回归成朴素的人类生存常识。
欧阳中华最后露面，他好象在两个展厅之间的小卖部前跟石戈偶然碰上。陈盼知道他一向是“见官大三级”，但却不喜欢他对石戈居高临下的姿态。他确实比石戈高得多。漂亮﹑优雅﹑高贵，任何人在他面前都难免感到某种程度的自惭形秽。不过看不出石戈有类似的不安，那股沉稳劲让人想起岩石。岩石不会跟摩天大楼比高低。
“拜读了《涅盘》。”石戈微笑地跟欧阳中华握手。
《涅盘》是欧阳中华从黄河灾区回来后写的书。刚脱稿不久。目前的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出版，只打印了一些在国内传阅。与石戈密切相联的众多知识界渠道有可能把打印稿传过去，但陈盼没想到他能这么快就读过。
在《涅盘》中，欧阳中华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他对人类如何从物质人社会向精神人社会转化的见解。他认为人类自我矫正和自觉转向是个仁慈但注定绝望的愿望。历代宗教圣者全对人类说: “你们错了，回头吧! ”然而人类却在物欲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教育也不可能让人类迷途知返。对危机和困境的描述早已人人皆知，但把“我”和“现在”视为价值核心的现代人不可能为“他”和“将来”牺牲个人的眼前利益。爱因斯坦那种几近上帝的大人物与几百名世界名流向智力超群的大国首脑们呼吁停止发展毁灭人类的核武器，结果是发展了几万倍。怎么能指望在把思想家视为穷酸而把棒球手和性感明星奉为偶像的电视时代，让那些只有理解动画片的智力和欣赏大腿舞情操的芸芸众生听进让他们放弃物欲牺牲享受的明智声音呢? 所以世界必将毁灭，任何挽救和延缓的企图都无济于事，是白白浪费，甚至从某种意义讲，是反动。“现实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合乎逻辑的该是如何利用现实。旧世界的毁灭可以加速新世界的到来。让芸芸众生的物质人自食恶果死去而扫清道路远比把他们转化成精神人来得容易，也更有助于彻底改变世界。如果能在毁灭来临前做好理论﹑组织与物质上的准备，在物质人的大灭绝中保留下受过充分教育﹑有高度智力并能自我约束的精神人，使之成为硕果仅存的人类火种，他们就可以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孕育一个全新世界。新世界是缺少感官享受、压抑物质欲望的，所以以往人类变革的手段──以描述美好的未来鼓舞人们奋起追求──已经丧失，只有靠一个灭顶之灾留下的恐怖阴影熔入人类集体潜意识。恐惧将比自觉提供更有力的保证，使人类从繁殖、教育到生产与生活都纳入一个自我控制的体系，并把自我控制化做人类永恒的生存本能。那个社会将是也只能是精神人的社会。人类以此完成从死亡中新生的壮丽过程，化做在烈火焚烧中冲天而起的凤凰。这就是他的书名──《涅盘》的象征。
这本书的观点冲击力很强，书中的激情﹑文采和诗一样的语句令人沉醉，在知识界不胫而走。但在国外翻译出版后，却没有获得他的前一本书──《精神人》那种普遍的好评，只被当做惊世骇俗的一家之言。这一点从小卖部销售的“生命盒”遭到冷遇也能看出。“生命盒”是欧阳中华根据他对野外生存的研究设计的，盒里装有一个人在无社会供应条件下维持生存的必需品: 猎捕小动物的绳套﹑钓鱼的钩线﹑人体不可缺少的合成盐﹑识别可食或有毒植物的说明书﹑引火用的凸透镜﹑多种用途的组合刀﹑指北针﹑酒精﹑净水剂﹑药膏﹑夜光纸﹑缝衣针线和防风打火机等。只是因为“绿协”那位女书记喜欢欧阳中华，才同意她经营的“绿色企业”做了一批。欧阳中华向她保证能赚钱，但不管广告如何说大崩溃到来时“生命盒”怎样能救命，人们只是一笑。
石戈是第一个肯掏钱的买主。“广告如果把它说成用于探险旅游，我想会有销路。”
陈盼想问石戈自己准备用于干什么。欧阳做出受启发地歪了一下头。“不堪救药的人类。”他像为此感谢石戈，主动陪他往下参观。
下一个展厅叫“出路”。里面只有无数个门，当人想通过门时，却会发现大多数是假门。有的门是镜子里的投影，许多不同角度的镜子互相反射，随着人的移动门越变越多。有的门看上去很真实，从半开的门缝中，还能看到外面的花园或另一个房间，走过去却会碰了头──那是用超级现实主义手法画在墙上的门，像得可以乱真。观众在展厅里嘻嘻哈哈地转来转去，门越多越找不到出路。
置身于四面碰壁却高兴万分的观众中间，欧阳中华略带嘲讽地挖苦“解决危机”的任何作为。“……对于他们，”他指指周围的人。“现在唯一能做的也是该做的就是抓紧享乐。中国医生对要死的人总是说: ‘想吃什么就吃吧。’毁灭临头时把人生该享受的都享受过了，他们死得也就会心安理得些。现在让他们自制节俭，结果只是在照样难逃一死时让他们觉得一辈子白活。”
“都想吃什么就吃，毁灭会来得更快。”
“对。”欧阳中华满脸光彩地笑起来。“毁灭来得越早越彻底，历史进程就越完美”。
陈盼刚见欧阳中华就是被他这种笑迷住的，这笑洋溢着顶天立地的自信和豪爽。
“按照你的逻辑，毁灭成了社会进步，那么，促进社会毁灭的破坏活动﹑违法乱纪﹑无道德和所有的堕落也都是高尚的了。”
“正是。”
“每个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干坏事? ”
“我要是你，就给干坏事最多的人发奖章。”
“但愿别给你发。”石戈的表情看不出赞同﹑调侃，或是不满。
“那可不一定，想发的时候千万别客气。请。”欧阳中华做出一个请先走的手势，想看石戈碰壁的洋相。
“还是跟着你好。”
欧阳中华哈哈一笑，径直走向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小门。那门看上去和别的门没有两样，却能毫无阻挡地直入一条幽暗的走廊。走廊通向六色造型的大厅，出口正对着绿色造型。一进大厅就看见几十个流氓正围着绿色造型起哄。他们向那对男女模特齐声怪叫: “操一个! 操一个! ……”观众吓得纷纷闪避。造型里的小孩大哭。两个模特哄着孩子，装作没听见。其它造型也照常表演。
“警卫呢! ”陈盼问工作人员。
“一个也找不到! ”
流氓不满足语言的猥亵，开始比赛扔香蕉皮打女模特的隐私部位，打中了就一片怪叫。男模特为同伴挡了一下，扔过来的就成了啤酒瓶。流氓们明显是故意来滋事的。每人的衣服下都鼓着菜刀和匕首。陈盼要冲上去，被欧阳中华拉住。一个西方记者因为拍了张照片被打了个耳光，相机也被砸碎。“绿展”工作人员都呆呆愣着，任何一个人挺身而出都会成为流氓们大打出手的开始，只有欧阳中华一点不紧张。
“副总理……”他安祥地转向石戈。这个称呼第一次被叫出。有一个国家副总理在，难道还有什么值得紧张? 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白。
石戈回头看看他的两个警卫。“如果你们自己能对付，最好别扩大范围。”他对拿出了对讲机的警卫说。扩大范围肯定要打出副总理的牌子。
陈盼又看见了邢拓宇。他不再伪装驼背老态，正在从后退的人群中挤出来。拐杖拿在手里的样子看上去完全是件凶器，马上就要高高抡起。陈盼大叫一声“别动手! ”人们目光全转向她。她伸出的手定在半空。邢拓宇眼光和她相遇。只有他知道这喊声冲着谁。流氓们炸了窝一样围向陈盼。石戈的两个警卫分成一左一右。他俩个头都不高，身材单薄，步伐轻得像猫。没等那帮流氓明白怎么回事，下流的叫骂突然变成一连串惨叫。人们几乎没看清整个过程，已见十多个流氓倒在地上。两个警卫背对背站在一起，置身于流氓群中心。一个模样和身材都似黑熊的流氓头子怪叫着轮起菜刀，呼呼带风地劈头砍去。与他面对的那个警卫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却见菜刀向后飞了出去，声音刺耳地在水磨石地上砍出一条白坑，而黑熊捂着肩膀乱跳，五个血窟窿一齐喷血，抡菜刀的胳膊像没了骨头一样垂在身边。同时，另一个警卫飞起一脚，把从旁袭来的流氓踢个满脸开花，仰面昏倒在地上。这两下足够了，所有流氓一下被镇住。几个想跑的小喽罗被一声“站住”的喝令吓趴下，菜刀和匕首全都扔在地上。工作人员找出绳子，把耷拉着脑袋的流氓捆成一串。观众鼓起掌来，连六组造型里的艺术家和模特也一边鼓掌一边欢呼。陈盼看见邢拓宇又弯成驼背，拐杖也恢复成衰老的象征。他被挤上前的人群淹没，没引起任何人注意地消失了。
记者们遇上了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场面，争先恐后地向两个警卫采访。两个警卫打架行，却没见过这种场面，直往后缩。
“女士们，先生们，我来介绍一下。”欧阳中华用英文说。“这两位是石戈副总理的警卫。”他微笑着掌心向上，没指警卫，却指向石戈。陈盼狠狠拉了一把欧阳中华。她顾不上愤怒的神色被外国记者拍进镜头。他怎么能! 她说了一百遍不能透露石戈的身分! 她向石戈做出过最庄严的保证! 这是她的人格!
刚才的场面只是刺激，副总理光临“绿展”才是重大新闻。摄像机﹑照相机全部转向石戈。录音话筒一下在他嘴边堆成一团。各种发问一股脑甩出来，混合成乱嘈嘈的轰鸣。这种突如其来的暴露使石戈显得有点狼狈，想躲无处可躲，呆立又不是长久之计。等记者的提问稍微有点顺序，他就得被置于一个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的难堪境地。西方记者对中国全面实行法西斯统治之际能举办这种“绿展”深感兴趣，一直想挖出它的后台，把中共新政权的内部斗争曝光于世。
陈盼碰一下石戈，用眼神示意跟她走，一转身走进他们刚从里面出来的那个通道。石戈从容地跟上她。通道狭窄，立刻阻塞了拥挤的记者，利用这个时机，一拐弯，陈盼抓住他的手跑进已经空无一人的“出路”展厅，挪开一面镜子，后面有一个很小的空间，她把石戈推到里面，自己也随后进去，把镜子拉回原位。这只是几秒钟的事。记者们随即冲入，然而眼前只剩数不清的门，空空如也。
在镜子后面刚定身，陈盼的眼泪就止不住往外流。她使劲想忍住，可是鼻子酸得发疼，泪流得反而更多。镜子结合部的缝隙可以看见外面。记者们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好几个人的手摸过他们藏身的镜子，发出手和玻璃摩擦的声音。空间只够他俩紧挨在一起。她怕哭泣引起的颤抖会传递给石戈。石戈不动，和她靠在一起。欧阳那夜也是一动不动地沉默。他俩靠得更近，在一个睡袋里，可连他的躯体都传递着沉默，像冰一样渗进她心里。那个沉默和这个沉默多么不同啊。她那时也流泪，可是没有这样压抑不住。她怕那沉默，更怕那沉默之后滔滔而出的道理。她最终听从了欧阳，打掉了孩子。欧阳有那么多的道理，压得她抬不起头。她在理性面前惭愧而软弱。怀孕似乎是罪过。然而孩子却在她心里一直活下来。手术后医生告诉她是男孩。那以后她就没有缘由地把那男孩叫成小沙沙。三年多她和儿子天天在一起，无论是做梦还是醒着小沙沙都常在眼前，和她没完没了的戏耍。她经历了抚养和教育儿子的整个过程，一步不缺，细致到换尿布的每个细节，逼真得连她都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现实。可是沙沙身边一直没有父亲。她曾多少次试图把欧阳中华插入她和沙沙的世界，那画面却总是无法清晰。即使强插进去一个父亲身影，脸也是虚的，一块空白。偶然几次，她终于把欧阳中华的脸填补在那块空白上，可他的神情冷漠骄横，小沙沙立刻变得畏葸恐慌。合家团聚的欢乐毫无踪影，连母子亲情也变得陌生。她最终放弃了努力，只让她自己和小沙沙在一起吧，就当他是没爸爸的孩子。可是不知为什么，自从上次和石戈相见，父亲的形像竟然自动出现在她和小沙沙的世界。她不敢看那父亲的脸，试图让他离开，却总听见他和孩子拥抱在一起的笑声，那么动听。当她终于抬起眼睛，看到的却是石戈，小沙沙变成了伊万。他们向她张开手臂，等着她投身过去。那景象让她想哭。可在夜深人静时她把眼泪咽了回去，却在这个最不该哭的场合让所有眼泪一齐涌了出来。
记者们终于摸出展厅，往别的方向追踪去了。陈盼想用手绢堵住眼睛，可手绢一会儿就浸透了。
石戈对她的眼泪手足无措，只会反复说“没什么”。重新开始参观的人们陆续进入展厅，他不敢动，说话也只能用耳语。
“他这种做法很聪明。”他终于找到安慰陈盼的理由，口气像是打心眼里佩服欧阳中华。“换了我也会这么干。”
从政治角度，这当然是聪明做法。副总理亲临参观的消息公布出去会鼓舞自己人，会使敌对者顾忌，使国际社会看重，加深中共内部分歧，使求生存的缝隙更为宽阔。如果给这位副总理带来麻烦，造成的影响只能更大。这么多好处如果都埋没在一个女秘书的诺言里岂不可惜。在政治中，诺言何曾有过约束性?
“不，我不能原谅这种聪明。”
“聪明用不着原谅。”
镜子后面的光线朦朦胧胧。她看到了石戈的笑容，那么宽厚，令人想起土地。她升起一种冲动，想投入那个近在咫尺的胸怀。这只是一闪念，却立刻使她止住了眼泪。她把挤靠在一起的身体尽量分开一点，用最快速度让泪痕在脸上消失，眼睛恢复正常。
“你快离开吧，不要再见面谈话了。”她让自己的声音也拉开距离。
“为什么呢? ”
“我们对不起你，所以你答应的见面谈话也可以收回。”“绿协”的头头都指望能从这次会谈中获得一些东西，交给陈盼的任务是千方百计请石戈答应一次会谈。
“跟你们会谈不是我的赏光，是我的荣幸。我有求于你们，不是相反。”
“真的吗? ”
石戈认真地点头。陈盼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她的眼睛又一次湿了。
他们从镜子后面出来时，观众中一个小伙子问: “出路能这么找吗? ”没人认出石戈，只把他们当成一对鬼混者。陈盼的眼睛还有点发胀，但在镜子里看已基本正常，只需补点粉。她突然从镜子中看见欧阳中华在展厅对面一个小门里注视他们，待她回头人又不见。她领石戈走进那个小门，绕过“观众止步”的牌子，一道楼梯直通三楼的贵宾休息室。她不知刚才是错觉还是真地看见了欧阳，他跟别人一样似乎一直在等他们。石戈的两个警卫已经急得团团乱转。
见面气氛的颇有点尴尬，只有欧阳中华和石戈两个人显得无所谓。谈话先从他们两个开始。石戈把展览大大夸赞一番。几个书记眉开眼笑，欧阳中华却显得不为所动。陈盼下意识地看向景泰蓝仿古座钟。又到十点钟了。血液发烧般缓缓加快流速。也许今天没了。刚想到这，好象是故意嘲笑她，不早不晚响起的铃声吓得她一抖。不锈钢托架上的新式电话音色柔润，却使大伙都变得凝重起来。对此莫名其妙的石戈也随众人的视线看向电话。按照事先的布置，陈盼依次打开接在电话上的反查号码仪器，按下电话录音按键，打开扬声器，拿起话筒。
“您好，亚太展览中心。”她模仿工作人员的标准声调，仪器液晶显示盘上的数码快速跳动变化。
还是那个男人，声音又尖又凉，像条细长的蛇。“安放在绿展内的炸弹二十分钟内爆炸。”
“喂，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请重复一遍……”陈盼想拖延时间。那边挂断了电话。
对方号码出来了。陈盼在仪器上打了个查询指令，那是个公用电话。可想而知。连续三天都是同一时间同一嗓子同一句话。前两天立刻闭馆，把观众和工作人员疏散到外面，并请公安部门来检查，可是既没爆炸发生也没发现炸弹。展览受的损失很大，不但要给观众退票，还弄得人心惶惶。这几年恐吓电话泛滥，多数出自一种寻求刺激和盲目破坏的流氓心理，并无真的恐怖活动。但随着恐怖事件不断发生，谁也不敢轻视，即便九十九个是假的，有一个是真的呢? 大量航班为此延误起飞，许多商店﹑影院中途疏散顾客，进行安全检查。警察对这种事最头痛，既无结果又无法破案，久而久之也就敷衍了事。每年这类恶作剧造成的损失相当可观。
“继续展览! ”欧阳中华昨天就是这个态度。“我们不能被一个小流氓的恶作剧牵着鼻子跑。任何人兜里装满了硬币都可以一刻不停地打这种电话，难道展览就不办了? ”
昨天多数人不同意欧阳中华，今天反过来了。每次疏散都得大半天不能恢复展览。没有收入，支出却不减。更严重的是再折腾几次，观众就不来了，工作人员也不干了。只有陈盼一个人有异议，她不能认为电话里那个坚定冷酷的声音是出自小流氓之口，然而她不是决策者。
“……实在不撤观众，至少我们转移到别处去谈。”
几个书记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石戈，都知道陈盼为什么提这个建议，毕竟有个副总理在场。
欧阳中华微微一笑。“如果没有炸弹，不管谁在这都是安全的。如果还有怀疑，就该所有人一块撤。我们走，让观众留下，有点说不过去吧? ”
陈盼觉得欧阳中华微笑的眼里冷冰冰，跟刚才展厅镜子里那双看她和石戈的眼睛一样冷。他的话噎得她七窍生烟，直想一巴掌把桌上的茶杯打到地上去。她站起身，只要到门外跟那两个警卫一说，他们马上就得把石戈带走，哪怕架着他，可是石戈已经开口。
“我们继续谈吧。”
谈话转到最实质的问题上──试验基地。陈盼本来是为这个问题才跟石戈接触上的，可是现在却听不进他们在谈什么，精神都集中在座钟的指针上。沉重的钟摆像一条独腿在没心没肺的走动。走到二十分钟时，似乎在场每个人都松了口气。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恶的小流氓，竟让人感到他亲切! 陈盼觉得全身被紧张弄得疲惫不堪，尽管尽量装得自然，脸上也一定很僵硬。她看见欧阳中华嘲弄的神色。不管怎么样，没事就好。
写完《涅盘》以后，欧阳中华需要的基地除了试验精神人的审美生活方式，又加上了一个同样重要而且更为迫切的使命──在注定不可逃脱的大毁灭来临时，成为重建未来世界的精神人的生存基地。一边是芸芸众生的大规模死亡，一边是人类先进分子得以延续，这是人类实现自我革命的两个并列前提，也是获得绿色未来的保证。在欧阳中华眼里，时间已经不多，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全力以赴投入准备。当这个被技术和分工弄成连锁依赖的脆弱社会崩溃时，精神人怎样才能以个体或小团体的形式因势利导地实现理想社会? 这一点和“老夫子”的“小经济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很受“老夫子”支持。石戈也表现出特殊兴趣，不过他显然是另外一个思路。他只抓住“生存基地”最实际的内容: 一旦出现社会崩溃，怎样让尽可能多的人维持生存。鲁时加和女书记各有另外的观点。石戈看上去认真听他们表述，却一直控制谈话节奏，抓紧时间地进入结论。
“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他说。“第一，你们都认为需要建立一种与现在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二，你们对新生活有不同的设想；第三，你们需要通过实践摸索和检验。陈盼跟我谈过你们需要一个试验基地。我觉得一个不够。你们每个人的思路都很可贵，试验需要从不同的方面对比，因此我决定给你们六个试验基地。每人一个。”
在座的人都有点难以置信。鲁时加夸张地揉了揉耳朵。“老夫子”直擦眼镜。女书记几乎惊喜地叫起来。就连一直不冷不热的欧阳中华也泛出真心的笑容。最震动的是陈盼，除了五个书记，在座的只有她是第六个。每人一个! 难道她也有了一个试验基地?
“现在不是乌托邦时代，试验基地打不出正式招牌。在我的权限之内，我可以任命你们每人担任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局局长。对外还得叫自然保护区，原有的职能工作还得做。但我想那对你们不是负担，绿色本身就有保护自然的职责。其它的完全由你们自己做主，在你们的辖区内尽管自由试验，只是不要向外打什么政治旗号，可以接受吗? ”
“太棒了! ”鲁时加狠狠挥了一下拳头。几个书记的兴奋情绪溢于言表。
“你说过你对我们有所求。”陈盼的声音倒成了最冷静的。
“是的，有所求。”石戈说。他先看了陈盼一眼，然后环视每一个人。“第一个求是要你们通过试验做好这样一种准备: 一旦到了需要的时候，能把类似的生存基地扩展成六十个，六百个，甚至再多。”
“毫无问题。”欧阳中华说。“这也是我们的求。”
“第二个求可以算我们个人之间的交易。”石戈浮起一丝略带□腆的笑容。“六个试验基地中的五个进行你们的试验，一个进行我的试验。”他的眼光重新落回陈盼身上。陈盼心跳，他选中她做他的试验主持人? 他的眼光似一片明净的月光，像是肯定她的猜测，向她轻轻点了一下头。“我的试验……”
就在这时，一声巨响。陈盼从来没听过这样可怕的响声，耳膜剧痛地塌陷。整座建筑都抖起来，那能量使人的五脏六腑都绞成一团。爆炸! 她立刻意识到。排列整齐的沙发像会跳的青蛙在大厅里东倒西歪。她踉跄着站起。巨响回荡着钻心的嗡鸣。似乎没有人受伤，但是她看见悬在石戈头顶那个金晃晃的大吊灯像撕开胶布一样与天棚分离。她听不见自己的喊声。世界似一片真空，没有地面，没有步伐，也没有时间，但是她已到了石戈身边，只是从推出去的双手才感受到他的反力，把他从直落的吊灯下推出。她看见一个金架的玻璃棺材从头顶笼罩下来，仍没有感觉，只像包围自己的虚幻，和自己一块在瞬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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