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26日。去齐齐哈尔的167次列车上。

　　禁闭室的门又开了，我又被通知整理东西，我原以为在这里将无尽期关押下去，现在看来又要重新发配了。

　　到了办公室，团河农场的政委、场长都在，他们告诉我，已奉命送我去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北京市公安局双河农场。他们找来纸箱和绳子，帮我捆打行李被褥。出了办公室，门口早已停着数辆警车，他们让我坐上中间的警车后，把被褥放在我的膝上。我的旁边坐着一胖一瘦两个警官，各人伸出一只手穿过我的臂膀，紧紧地掖住我，使我动弹不得。

　　政委和场长的警车在前后开路和押送，警车从大兴团河农场出发，经过我熟悉的街道，到了北京站。下车时，那个瘦的警官拿出毛巾说给我盖住手铐；我感谢他的好意，实际上到了这地步，我什么也不在乎了，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上了站台，两个高大的便衣挟着我的胳膊，特别是火车进站的那一时刻，他们紧紧地钳制着我，怕我想不开，会“自愿”跌入铁轨，死于非命。

　　实际上，经过近四十天的生死煎熬，我已走出了死亡的阴影，我不想再走这一步了。在火车上，我成了一个戴手铐的乘客，第一副手铐铐住我的手腕，连着这副手铐的第二副手铐又和车厢茶几的铁柱连铐着。窗外的站台上，团河农场的政委和场长一行人还站立着，列车启动后，才渐渐把他们的身影抛向后方。

　　我把目光转向车厢，才发现旅客们正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审视着我这个特殊人物。他们窃窃私语，大概在猜想我是个江洋大盗、还是个混世魔王，或是杀人越货的死刑犯。这时，车厢中间蹒跚着过来一个小女孩。把一瓶椰汁放在铐着我的茶几上，用那稚气十足的嗓音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一串不连贯的话：“我……爸爸说……在电视里……见到过你……”小女孩转过身，蹦跳着走了。我这才知道，我的事已上过电视，当然是被渲染成个“贼”。我多么想再看看这个天真的孩子。但我的睫毛上已挂满了泪珠，喧嚣的车厢瞬间已成了模糊的世界。

　　自从我下了警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直是昂首阔视着前方，也习惯了人们向我射来对共和国罪犯的仇恨的目光，我觉得自己的心硬得像块铁石；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纯洁的大眼睛和稚嫩的声音，是如此令人心碎……我终于低下了不屈的头颅。女孩举动在感动我的同时，也感动着押送我的警察，押送我的是团河农场的彭深仕干事，就是那个瘦瘦的、年岁大一些的警官，和双河农场驻北京市办事处的王晓东科长，还跟着一个武警。

　　我们一行四人，开始了漫长的旅途，我不能不承认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是我未曾预料到的，并使我一洗在海淀看守所的感受。我们从案情谈到社会、人生；我问为什么我到团河的第一天，有几个警察会对我那么厉害？彭说：出于职业的缘故，也因为我的名声大。看来我在警察的心目中已成为专政机关的死对头，用他们的话说，损了他们三个人，是十恶不赦的人物。此刻，他们已开始同情我，并表示愿意帮我解决实际困难。我只求他们把我的情况尽快告诉我在京的女儿、儿子等，因为他们至今不知我身在何方？对我生死未卜。我恳求他们回北京后即电话通知，让他们来黑龙江办理接见，送来必需的生活用品。经他们同意，我写了封长信以及两幅画在明信片上的画。我感受到这世上即使在国家专政机关中也还有存好心、做好事的人在。

　　也许是怜悯所产生的同情，或许纯粹是为了好奇，他们问我：“你经历了中国的运动不少，就没想到起诉公安的后果？”我说：“我是个艺术家，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关心政治，政治在强权的铁腕下最卑劣、最残酷。我们逃避政治，才聚首在圆明园画家村作画，寻求一种自由的精神家园。想不到政治穷追不舍，步步迫害、将我打得体无完肤；由于我轻信了中国式“民可告官”的法律，才有了我的起诉。而且我只是想用我的艺术行为去检验中国的法制的真伪，所以我“以身试法”的起訴被艺术界称之为‘行为艺术’”。 我是在坚信法律公正的信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法》，真以为“民能告官”，才走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说我破坏了安定局面，如果我拒绝声明我是被人利用，才给中国人权状况抹黑，那就永远别想走出监獄的大门。

　　统治者对89年春夏的那场特别历史事件‘心有余悸’是抓捕我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我才想起那张决定我命运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在殷提审还给我的书藉信件和文字材料中，我找出它，并放入口袋中。

　　（以下是我在火车上写在“心扉”上的日记）

　　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看守所橡皮牢房的墙是软的，而且时刻有牢头看着我……这分秒难熬的时刻总算过去了。

　　我终于被送出看守所，警车呼啸着开过阳光灿烂的市区，望着拥挤的人流，我想这一切都是我再也享受不到的了。到大兴团河农场，先去团河公安医院检查，查出有高血压和肾伤的结果后，医生在检查表上写了“不合格退回”。但我没有被送回海淀看守所，却被押去严管队塞进了禁闭室。

　　这是我一生无法忘记的经历。

　　我被推进一所暗无天日的特大牢房，房中间是两排和南方公墓一样的禁闭室，每排约25间。他们打开了第49室，门锁是费了好长时间才打开的，大概是长期没人蹲过。不到两平米大小的黑暗的牢房里，布满灰尘蛛网。这时又听到有警察故意压低嗓门私语：这就是吊死过人的那间小号，一个18岁的青年曾在此自杀身亡。

　　我被推了进去，警察同时塞进个塑料的小便提桶，两只塑料小碗，铁门就关闭了，风门也给反扣上，仅留下个一厘米见方的小孔。沉重的铁门上锁声，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噪音，一道道铁门撞击声都宣告：我将在这幽暗的黑狱里被禁闭。我沉入了一个绝对黑暗的世界，一种莫名的恐怖和死亡向我袭来……第49室、七七四十九的人生、二九一十八的魂、溯宇儿横尸街头的惨状……这一切都像走马灯似地闪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接着是八九广场、九九归一。如今我这个民选的人大代表就这样被投入黑牢。我要抗议！我用拳头捶打着铁门……然而在这与世隔绝的场所，一切的抗争已纯属多余。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色中，只有时间是真实的，我跌落千层地狱、万丈深渊，只能睁着眼睛看着包围着我的全部黑暗……。突然，我发现从风门反扣后留下的小孔中射进来的一束亮光。我盯着这充满诱惑的光明。亮光放大并急剧膨胀后，我看到辉煌中的恐怖；在曾经有过光明又恐惧的岁月里，在喊着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文革”年代，我同样被推进了黑狱。红色恐怖中，我悟出了“羿射九日”正是日无尽头的煎熬所使然。羿成了我心中的英雄；射日成了我终生奋斗的坐标。出狱后创作了《悖》为题的水墨画。记述的就是那个红色恐怖年代的经历。可如今我只能在黑色恐怖中安身立命。我坐在自己的被铺上，半晌透不过气来，一股霉烂的气味，使我感到窒息。这时一种有节奏的金属敲打的声音，撞击着我的耳鼓。我在一片漆黑中，胸口隐隐发痛，过了很长时间，灯亮了，在十分微弱的灯光下，我仍一动不动地坐着。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在这个仅能听得见自己呼吸声的寂静中，我终于听见了一道道铁门的开启声，这声音第一次充满了希望，由远而近姗姗而至，终于停留在我的铁门外。风门开了，随即射进一道光线，递进来两个金黄色的窝头、两片咸菜，给倒了碗水。“请问现在是几点了？”没有回答。“请问，这是中餐还是晚餐？”还是没有回答。风门又机械地关闭了，一切重又沉入寂静，只有那关闭铁门所发出的声响仍一次次撞击着我的心房。而且这声响机械地每隔一小时重复一次，从远至近，直到我的铁门外。透过那仅有的厘米见方接的小孔，我看见一束可怕的眼神正扫视着室内的一切。然后，所有的声音又自近至远渐渐在铁门的撞击声中消失。

　　恐怖！绝望！！在进禁闭室时，不是有人私语这里曾是自杀现场吗？那么，他是谁？因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他是怎么死的？此时此刻，我愿这个屈死的幽灵来伴着我。我多么需要沟通，需要交谈，需要倾诉，需要理解……看着那两个窝头，金黄灿烂，给予的不只是生存的能量，更多的是生存的绝望。“最后的黄金色”，我多希望它是致命的毒鸠，能让我引颈而饮，以求得灾难的解脱。生和死的拼搏，重新在我的灵魂里决战。每个人都是哭着挣扎着出娘胎的，这预示着人到世上是受苦来的，苦难的尽头即是死亡，只有死亡才是永恒。而死亡又谈何容易？求生的本能迫使我吞食着这两个坚硬的窝头，然后用那一点点凉水润湿着已经冒烟的喉咙。

　　我打开被铺和衣躺下，但立即反跳起来。几个月前，我将我那死于非命的25岁的大儿子严溯宇血淋淋的尸体，不也是同样安放在这一排排同样的墓穴之中吗？此刻，我也头里脚外同样僵卧着，不同的是我还有着这么一口气。人生真是个可怕的恶梦。

　　仰看屋顶，那里只嵌着一个三十厘米见方的有机玻璃片，在它的后面射出昏黄的、微弱的亮光，透过有机片的一些气孔，散射在狱壁上点成一排排神秘的光斑。有机玻璃片年久老化已开裂。

　　顺着神秘的光斑，我用手抹去了珠网和污秽的尘灰，在昏暗的灯光下，狱墙上有一滩酱色和数个手印。这一定是哪一代囚禁者绝望时留下的痕迹。想当年它一定鲜红，随着时间的流逝已变成酱黑色了，只有狱墙中间那个血手印在抹出了半圈孤形后滑了下来，和那滩血迹组成了“?”状的问号。我脑海中闪出“天问”两个字，是谁曾在这个黑暗中面对苍天和苍生，发出这沉闷的呼嚎呢？

　　在酱色的旁边，我又发现了许多划成格子的框框，每一格都精确地记着一个日子，卅个左右格子汇成一框，代表着整整一个月的囚禁。数一下，有的八、九框连成一行，有的是十几框或者是几十框一片。我真不敢相信，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能被塞在不到两平方的空间，关押整一年，甚至数年或更长的时间。我抹去了身后狱壁上的尘埃，一堆褐色的“水”字显现在我的眼前，这又是一个被断水的囚徒无声的抗争！他写下的控诉，只有他自己看得见，经过岁月的变迁，如今都变成了褐黑色的陈迹，可见当时都是用腥红的鲜血抹出来……我不敢再去寻踪觅迹，巡视一代代失去自由囚徒的最绝望的呐喊。

　　现在我坠入了同样的绝望深渊。天知道我要在这黑牢里关上两年还是无期？既然，曾经有人一年两年地关押在此，想当然就是我终身监禁的处所，也是我人生最后的归宿。而且，食物、水，包括生存必不可少的空气，都得乞求赐舍……在我被推进这个黑牢的时候，有人私语：这里有自戕的冤鬼，那么，这些冤鬼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指点迷津，让我步他们的后尘，从无边的苦海中早早解脱呢？

　　我把脚顶在对面的墙上，背靠另一面的墙，两壁宽不到一米，我能用双掌反托着，忍着腰部的疼痛支撑着，慢慢向狱顶移去，终于够着那块有机玻璃片了，我的目的是挖下一片开裂的碎片，用以割断手腕的血管，以求一了百了。想不到两手一掰，落下一片尘埃之后，竟出现了另一种奇迹。随着有机玻璃碎片的跌落，我看到它后面竟是一排排交叉的铁栅，是为了不让关押的犯人从这里逃脱而设置，鋼条被焊接成一个个巨大的“十”字，坚固而冷酷！。此刻我豁然开窍，这一个个黑色的“十”字，就是通向天堂之门！我又顺着狱壁下来，很快从铺盖中翻出一条港式短裤，抽出一根黑色的尼龙裤带，又用同样的方法攀上狱壁，灵巧地把这条黑色裤带穿过交叉成“十”字的铁栅，然后又将它连接起来，打了一个结实的死结。万事俱备，只待我头往里一钻，就能毫无痛苦地让灵魂和肉体分离，把肉体留给万恶的囚笼，灵魂就自由自在地升向辽阔的天际，俯视这充满灾难的人间……

　　然此刻，我还得办两件必须办的事，一是把我手指的指纹磨烂，以免让别人用死人的指纹伪造证据或遗书之类的东西；第二是穿上那件枣红色的羊毛衫和那套西装衣裤。我在穿上羊毛衫和西装衣裤时，犹豫了一下，在我家乡的陈规陋习中，是不能穿皮毛的衣裤入冥府的，因为那样来世便成了牛羊。在丧失人性的世道里，牛羊倒是显得淳朴。如真有来生，我真不愿意往这尔虞我诈的人堆里爬。我毅然穿好衣裤，从容上路。我第三次爬上狱壁，在和这世界作最后告别之时，我想的很多，想着我日夜思念的亲人，我恨我自己，由于我自私的自我解脱将带给他们痛楚。一切的一切都即将在瞬间结束，那光明和黑暗的搏斗如同昼和夜的交替仍将会继续，而我的灵魂将永远在天际徘徊。我抹去眼泪，将头引向黑色的诱惑，睁开眼睛最后告别这个世界……

　　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一只飞蛾迎着光亮飞来，停在绳索的一端，而一条壁虎从铁栅后翻过来，轻捷地顺着尼龙绳爬下，并以敏捷的动作，一下子吞食了这只飞虫。在这与世隔绝的世界，竟同样演绎着宇宙的法则－－弱肉强食。而此刻，我即将成为飞虫为黑色的圈套所吞食，没有呻吟，没有反抗，无声无息地永远消失……这不正是我的被告公安局他们所求之不得的结局吗？而行政诉讼即可因当事人死亡而终结。而明天的太阳同样升起，月亮同样绕着地球、地球仍绕着太阳旋转。我终于醒悟我不能，决不能去实现那辉煌的死亡。

　　几乎在同时，我的灵魂和肉体，同时发出呐喊：“不，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想起了那句格言：真正的英雄，不是把别人打倒，而是一次次被别人打倒而重新站起来的人。

　　当我重新再观察这个世界时，这与世隔绝的牢笼竟生机勃勃起来。几个蚊子像直升飞机一样，嗡嗡飞旋着，两只苍蝇为躲避壁虎的袭击，从这一头飞向另一头。一个不知名的大飞虫，迎着灯光，一边在有机玻璃片上撞着，一边呼啸着呜呜鸣响，有如一曲悲壮的交响乐！几个角落里三五只小蜘蛛，已织好蛛网等待自投罗网的飞虫；一行小蚂蚁正列队搬运着它们的食物，并沿着血迹斑斑的狱壁踏过我咬破指头用血记下的1994年5月23日的日期向上爬行。就在我注视这一切的时候，在这不知白昼和黑夜的地方,我又听见了鸟雀吱吱喳喳地唱起晨曲……我想太阳又一定辉煌地冉冉升起。我庆幸熬过了人生最阴森的长夜，战胜了永恒的黑暗。

　　沉重的铁门开启声又由远至近，铁门又一道一道被打开，终于这脚步声停在我的铁门外。铁门吱嘎一声打开，迎着光亮，我被通知有15分钟的放茅和洗漱的时间。好在我已无牙具之类的东西，抹过一把脸又被推进无尽期的黑暗牢房。过了很久很久，我终于被带出作例行公事。一个女警察，用一架进口相机拍下我的标准像。两个警察在办公室正等着我。也许我的面貌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狰狞，命运此刻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简单的谈话后，他们竟然给我请来医生，诊断后开来了五六种药品，同时同意给我带进向宏、鸿儿送来的专业书，并给我理发，这可是在海淀看守所未曾享受过的待遇。他们还给我调了号。我才知道我的另一边，对着窗户的那一排，还关押着三四个囚犯。难怪在我生死煎熬之夜，总听见不规则的撞击铁栅的声音。

　　这一改变，特别是书籍，可真是解救了我。我迫不及待地翻开《毕加索传》，思绪又随着毕加索的白鸽飞到了巴黎蒙玛特尔。此时，风门再也没有被关闭，我把书伸在风门下，借着那一束可怜的光线，读着这个本世纪最幸运的画家的传记。突然，我停住了，我发现字里行间出现了一个个被铅笔圈成的文字……原来这是一封密信。我终于能够和我的亲人们交流了，恍惚是促膝侃侃而谈：

　　“保持自我，将荣辱置之度外。”

　　“一幅画只有通过看它的人才有生命，而他们看到的即是有关这幅画的传奇。”

　　“它像镜子一样，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纪，是世纪的缩影，反映出他在人生和艺术上的全部痛苦。正是这些痛苦，使他成为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文化英雄和传奇的化身。”

　　“把艺术当作武器。”

　　看到这里我泪流满面，我正和另一个心灵对话，他们正时时关心着我的处境，同样为我的生死未卜而受到煎熬。我是多么思念我那只能在梦中相见的亲人们呀……

　　在一本《哲学和现代派艺术》书中，我又看到111、112、113页上向宏写下的这样一句话：

　　“人的精神是永恒的，它不受任何禁锢。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醉生梦死的人虽然享受着自由，但却如行尸走肉，磨难对于艺术家来说将是一笔财富！”

　　啊，亲人！啊，朋友！啊，我所爱的一切人！心灵的沟通是何等的重要，就为了这种期待，我也必须活下去！我热爱生活，我热爱我的艺术，我决不辜负亲人们的期望。这爱心彻底驱散了一直蒙在我心头的死亡的阴影，使我的心境豁然开朗。这些书救了我，让我渡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日子。我趴着风门借着那一束光亮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它给我的生存带来了光明。

　　调了号后，我搬入朝南的10号禁闭室，隔几号还住着几个强劳人员。他们说：早听说我要来。此间，我们已能敲着狱墙作些简单的交流。一个叫白东伟的汉子已在此囚禁多月，他常给我唱歌。他说：“女人遇事只会哭，老人遇事常唠叨，男人遇事就唱歌。我用我的歌声来驱散你的悲哀。”他还劝我：“大哥，你可不能为你的事想不开，我真怕你在第一个晚上自杀，所以我一直为你敲打铁门，现在你总算熬过来了。我们来到人世可不容易，你得好自为之，你起诉北京市公安局的案子，人人知道，你不屈服于强权，才走到这一步，要知道，人们是敬佩你的。”他说他住在美术馆附近。坐满这个月就回家了，有什么事可让他转达。

　　……

　　这一半叙述、一半回忆伴随着列车的隆隆声响跨过了山海关，在东北三省，迎来了北国的黎明。车窗外仍是黎明前的黑夜，嫩江在咆哮后喘息着流淌而过，天边现出鱼肚白，朝露像一朵朵滴血的眼睛倒影在混浊、凝重的江面上，浮起一层层淡淡的赤红，像一条记忆着过去的裹尸布。红彤彤的太阳在地平线上喷薄而出时，大约不到5点钟。又行驶了两三个小时，火车已近齐齐哈尔市，押送我的彭干事、王晓东科长已开始整理行李，他们抬着一箱装满方便面、熟鸡蛋和食品的箱子对我说：“这些都是给你带的。”我感动地说：“你们可以从我账上扣钱。”“送给你，还有那个热水瓶，到了农场都是必须的。”我看着那只装有食物的纸箱上早捆好一只崭新的热水瓶，心里热乎乎的。

　　他们和我原来设想的真是不一样，我原以为这回将是“林冲发配沧州”，会让我受尽折磨，想不到这一路上他们尽把自备的烧鸡、牛肉给我吃，还让我喝啤酒。我说：“我不喝酒。”他们说：“到了农场，你想喝也没得喝了。”我拿起酒瓶，在冒出啤酒的同时眼眶里溢满了泪水，和着眼泪我咽下大口大口的苦酒。

　　路上唯一使我难堪的是早晨上厕所时的经历。王晓东科长随我到了车厢一头的厕所，打开门后，我侧身而进，刚要蹲下，王科长也挤进厕所。列车厕所的空间本来就小，而我也确实不习惯别人这么监视我大便，我向他提出可将我锁在厕所的水管上，他这才同意退出厕所，但仍坚持开着十来公分的门缝，看着我如厕。事后我问他们：“都铐在水管上了，为何还要防不胜防？”“有本领的人，徒手能运气缩身而走。”可惜我是个凡夫俗子，没有这个能耐，他们却把我当成与众不同的人。齐市快到了，彭警官拿出了一架袖珍相机，问我是否同意和他们在车站上合影，算是“工作照”，留个纪念，我点了点头。

　　火车进站了，站台上站着一行穿警服的人，威武森严，正等待着我这个戴手铐囚徒的光临。我们走在人流的最后面，下了车，才看清这一行男女警察共十几人，而且大多都是佩带三颗四角星的一级警督。一个头发斑白被称为王场长的老警官，慈祥地对我点一下头，然后给我介绍黄教导员和于中队长，让他们给我提起铺盖与行李。这一细小的举动，立即使我忧虑消散。彭干事没想到有这么多警官在接站，拍不成“工作照”，只好向我告别，同时特地向他们交待要好好对待我。我被一个年轻健壮的警官扶上警车，他就坐在我的旁边，笑着问了我一句：“是不是有些恐惧？别害怕，也别太紧张，我们不过是奉命执行。”然后又轻轻地自报门户，“我是双河农场管教科的，叫刘化生。”

　　警车出发了，在警笛的凄厉声中，齐齐哈尔的建筑楼群正飞速向后退去，接着是低矮的民宅和店铺。路的两旁站满群众，扭过头来注目几辆警车呼啸着疾驶而去，这情景使我想起死囚临刑前的最后游斗，无知的民众也这样伸长脖子追逐，希望看到子弹是如何从枪口射出击中受刑者的脑壳，受刑者又是如何挣扎的。今天这种场面又使他们错以为是死囚公判后的游斗，竟有人习惯性地追逐着飞驰而过的警车。

　　出了齐齐哈尔市区，警车高速地奔驰在崎岖的公路上。突然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击中了黄教导员驾驶的212警车，挡风玻璃立刻爆裂成小碎片，像水花一样四面飞溅。嘎的一声急刹车，黄教导员和警察们立即跳下驾驶室，黄脸色铁青地怒骂着疾驶而去的另一辆货车。这偶然发生的一幕，特别是黄教导员凶神恶煞般的表情，使我预感到：在他手中的日子将有许多难以预料的灾祸。这块突然被货车压飞起来的石块，不偏不倚地砸向黄教导员驾驶的汽车挡风玻璃，产生了劫车的虚惊。警车全部停下，我从马路两旁的杨树中向外看去，四周是一片大草原，蓝天白云下，没有山，也没有村舍，地平线从一头延伸到另一头，绕成一圈，把我们包围在其中。警察们清扫了玻璃碎片，黄教导员启动着车子，引擎发动了，这一回因为没有挡风玻璃，警笛也不再威风凛凛地开路，倒像是一头受伤的野兽，缓缓前行。

　　这片未曾开发的黑土地，一片荒芜，大草甸子后难得看见牛群，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很像我和鸿儿去过的内蒙、青海、甘南的风光。这环境又使我想起了30年前我在新疆温都哈拉工五团的那段悲壮的生活。然而现实不容我过多回忆，经过了两个多钟头的颠簸，我终于到达了双河农场，被送进了一中队一小队。

　　在我被押着进场时，每个窗口都挤满了劳教人员，用各种猜想和好奇打量着我。此刻，当我投入他们之中时，各种疑问从各个角落里向我投来：“是摸×栽进来的吧？”“为嫖娼吧？”“要不就是‘老佛爷’？”……突然有人惊叫起来：“这不是前段时期北京电视新闻上播放的那个‘盖’吗？北京市报纸长篇刊载的‘死碴’公安局的人大代表……”我听不懂狱中的黑话也无言可答……我确确实实无话可说。好在场长、教导员、队长对我也没问什么。我封闭起隐隐作痛的心灵，不知如何和我的新伙伴们相处？囚室里连我共14人，除我以外都来自北京，今天我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可两个月前我还在市人大代表会上例行我的举手投票和监督执法的义务，这是个多么辛辣的讽刺！我居然成了个强劳人员，在这一大堆强劳人员中，不同的是，我是被重点监管的；而且，被当权者扣上“思想犯”的帽子，或叫“政治犯”和“良心犯”。

　　第一个向我走来的是史林；短小的身材，一头花白而世故的头发，开始发皱的脸中央是一个超比例的硕大的鼻子。据说他原是个中学老师，已数次来双河强劳，几进几出，倏忽间已过了不惑之年。在这个劳教所关押的近70名强劳人员中，他可是最受重用的一位，不仅掌握着两间库房，有办公桌，且掌握着全队强劳人员的思想行动，因此亦可随时进出中队办公室，报告他了解的情况。他态度随和，但却是你不可不接近又不可不防的人。此刻他抱着我被检查过的一大堆衣裤杂物，扔在大统铺的铺面上。他让我从他的库房中搬来个纸箱，教我整理着已被翻弄得一塌糊涂的物件。

　　第二个向我走来的是安立明；北京市门头沟来的强劳人员，中等的身材，一张扁平的脸，那双贼溜溜的眼睛不安分地正打量我的一堆衣裤。他伸过来粗黑的手，似乎装作帮我整理，在翻到一条灰蓝色牛仔裤时，立即对着他的罗圈腿比划了一下，然后堆满笑脸迎着我说：“喂，你没有枕套，我用枕套换你这条裤子。”我示意他拿走。片刻他不知从何处捡来个又黑又旧的枕套，说给我浆洗缝补后，保证可使用。看着这个破旧的枕套，我想这个不知曾让多少代强劳人员枕着作过多少个自由的梦的枕套，现在即将枕在我的头颅之下。安立明又叫做小安子，据说没有父母，也没有文化，很像清宫里的小太监。

　　我认识的第三个人是崔法祥；因为他突然冒出的尖嚎，确实吓了我一大跳。据说他在新疆大刑中的一次翻车事故中，落下一个植物神经紊乱的后遗症，这个症状加重了他肉体的折磨，特别是遭到惩罚和殴打时。此刻他蹬着两脚，摇晃着脑袋坐在地上，神色恐惧。

　　电铃声突然响了，强劳人员各就各位列队在两张大木凳前，等待着队长验明正身。我被史林和一个叫张宝兴的拉着加入了强劳人员行列，老崔也被强拉着立定。此时监狱长、中队长、指导员、管班的刘队长出现在门口，报数后，听管教人员的训话。黄教导员（即监狱长）说：因为严正学是专程押送来的，没有赶上前一批的入所教育，因此被指定熟读《劳教人员手册》、《劳教人员行为准则》、《五要十不准》等条例。

　　第四个向我走来的是李志强；此时他笑吟吟给我端来一大盆作为我中饭的炸酱面，暗暗竖起大拇指。十天后他将期满，因此，他是这群强劳人员中唯一敢于公开向我表示敬意的人。

　　“咯咯咯，哈……”一阵傻笑，使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门口正趴着半张蜡黄的脸，光光的脑门上，一双倒挂的大眼，一排突起的门牙，使本来就倾斜的下颌更加前突。他叫“傻君”；大家又叫他“268”，北京市鼓楼人，是个弱智者。说是低能，却忘不了去摸人钱包，每次被抓获就送到这里，因此他亦是这里的元老，专管打扫筒道和筒道里的厕所。此时，他龇着黄牙，把两根手指按在嘴上示意给烟。我说我不抽烟，他顺手拿去我一包方便面扭头便走。我看着他的背影，那是一双弯曲的罗圈腿加上晃荡的硕大的脑壳。他边走边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警察拿到钱，连忙把脸变，他瞪着眼睛对我说：要捡大钱……”“268”一蹦一跳地走远了。

　　第六个让我不得不认识的是郭京江；二十出头的年纪，北京市宣武门人。他匪气满脸地盯着我，晚饭后，他拎着我放错位置的洗脸毛巾，当着众人的面扔进尿桶。这算是他给我的下马威，他说我是人大代表，是个不小的官，既然虎落平阳，就得给点儿颜色看看，这是他对官僚仇恨的最好发泄。他的行为立即遭到指责，大家说，严正学是为老百姓说话，和公安局打官司进来的，你怎么可对他无理。郭不知所措，说：“那我把我的毛巾也扔进去。”他顺手把自己的毛巾扔进尿桶，然后对我说：“我们平了。”就爬上了上铺。

　　我的铺位被安排在史林和张宝兴之间。开始，史林寸步不离地和我在一起，伴我如厕。一半是让我熟悉环境，一半是监视我。黑夜开始笼罩荒原，我伫立在铁窗下，高墙上的电网和水银灯明晃晃地发出寒光，这沉入黑暗中的北大荒，就是我的囚禁之所。这里是监狱化管理，集体上操、洗脸、吃饭、上厕所，集体劳动。晚上强劳人员共眠一个大床，我迟迟不能入睡，那呼噜声、咬牙声夹杂着梦呓组成的大合唱，预示着我新生活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