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30日

　　来队几天了，从场领导到中队干部都找我谈过话。监狱长叫黄战友，大家喊他黄教，我对他说，我的案很冤，给我些纸、笔，我要写一份《行政起诉状》起诉北京市公安局对我非法劳动教养。他说你先安心，申诉或起诉慢慢来。中队长姓于，叫于立德，还有李队长、李指导员、李干事、刘队长，我一时也难记得住他们的姓名和职务。他们的任务仅是开导我安心在此，两年的时间很快，不能有其它想法。我理解他们只是奉命执行，实际上对我的抓、判、执行全是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和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双重身份的杨晓利一手操作的。我也不想和他们多说什么，何况我对这里的情况还不了解。想起在海淀看守所时他们对我说的：劳教是人民内部矛盾，劳教人员半年后可每星期回家探亲，身体受伤也可保外就医……而实际上，他们是在骗我，这里的高墙电网就说明了一切。

　　早晨，太阳早早就升起了，把光明洒向大地。对于我来说，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新的苦斗，我要挣扎着度过这漫长的岁月。

　　1994年6月1日

　　来场6天，写的信经监狱长黄战友审查后收去，说是同意给我发出，但不知鸿儿何日能来看我？队里劳动很重，我因腰伤，跟班干些轻活，每天操练只是在操场边散散步。但看病及医疗条件困难，因此一些常用的药还得叫家中寄来。空余的时间，我就看《毕加索传》，这个本世纪最成功画家的经历和我形成强烈的反差……

　　书中写道：

　　“不眠的夜，你的欢乐……你是我的全部信念，我的真诚、深情、厚意，我活着就是为了你。”

　　这些句子深深打动了我。在书中我看到了亲人的祈祷，我幻想着6月份以后会有转机。然而，谁又能洗得清我的冤屈？不知公安局是否算得上愚蠢，竟把我造就成了新闻人物。这种专制的迫害，对他们而言，则无非是出于权力的需要罢了。

　　现实使我清醒，我警告自己：既来之，则安之，千万不能沉沦，咬紧牙关等着亲人接我出狱的那一天。然而当我看到传记中描写雅各布在潮湿、肮脏的监狱中，因肺炎死于释放令签发的前一天时，不禁触景生情，深感悲哀，并为毕加索的自私、冷酷而震惊。毕加索的自私在其挚友阿波利内尔入狱时亦充分体现，想不到这个天才会如此绝情。

　　1994年6月2日

　　昨晚在监舍中，我正在写日记。突然门开了，进来一个队长，他拿起我写的日记看。我想这下可不好了，这写在两页信纸上的日记，记述的是我心灵的痕迹。队长看了半晌，问我：“写这么小的字，还看得清吗？”我蹦紧的弦松了一下，答非所问地说：“我没笔记本。”“有什么需要的找我说。”他走了。这个队长竟没有责备我，使我从内心吁出一口长气。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就暂时称他Ｑ队长吧。

　　今晚Ｑ队长又来了，他把我拉入一空室；在我莫名其妙时，讲了一通人生和现实，对我表示深切的同情之后，又说愿意帮助我解决些生活的困难。我无言以对，也捉摸不透，是否是自己又遇见好心人了？Ｑ队长还不断地用嘴贴在我的耳边胡言乱语，他说：陈希同是他舅舅，他不和这个狗官来往，又说，陈是迫害我的人，陈绝灭人性……，然后开门看筒道里无人，又把我送回号里。此时，我闻出他满嘴酒气，我不明白这是酒后吐真言，还是一个新的陷阱？

　　突然，老崔惊叫起来，他常会像颠痫病一样发作，直愣愣地瞧着前方，惊叫抽筋，几乎每天早晨都有那么一次。这使我从梦中惊醒，返回现实。此时东方已经发白，估计是在4时左右，而我的上铺正在梦中把牙咬得格吱吱响。他的磨牙使我一整夜睡不踏实，因此就记着他的名字叫陈广义。

　　1994年6月3日

　　……北上黑龙江的列车上，迷雾飘渺。我正在写着什么，突然车窗一开，我写的那张纸飞出去正蒙在下面一队等候行刑的一个死囚的脸上。火车突然紧急刹车，上来一队警察，查出是我写的那张纸像白鸽一样飞到他们的行刑队中后，立即挟持我下车，和那个死囚对换。此刻，我异常冷静，倒愿意立时被枪毙，微笑着扒开他们蒙在我眼上的黑布条，向南方叩首告别，心中默念着亲人们的名字，期待着那颗冰冷的子弹射穿我灼热的胸膛。然而枪声过后，我没有倒下，一个声音从前方传来：“你想死，我们要你活着，不能那样便宜了你。”我被押上警车，警车呼啸着，驶过我熟悉的街道，把一排排建筑物抛在身后。在摄像机镜头前，我被推进一道又一道铁门，然后挟持进一死号，被钉上脚镣，反铐上手铐，并被固定在两根钢轨之上。此刻，我的生死只能由别人摆布，哪怕是千刀万剐，也只能任由人处之……

　　……突然，一圈圈烟圈飘来，蒙住我的视线，套上我的脖颈，那个壮汉的魂飘然而至。我急呼：“壮士，快带我去……”

　　……我被惊醒，一摸前额，一片冷汗，急忙起身去推醒身旁的史林问：在前几天的严打新闻中，是否处决了一批人？史林对我点了点头。我一惊，心想，此刻壮汉是否已魂归西天？想到此，我后悔极了！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我问他的名字、家小的情况，愿有朝一日去看他们，他却说：“我的名字连着一个恶贯满盈的罪名，记他何用！”他就这样走了，留给我的却是一腔遗憾。

　　于是，我又想起壮汉问过我的一句话：“人世间最黑暗的地方在哪里？”未等我回答，他就抢先指着小号对我说：“这个地方，白天黑夜永远亮着电灯。”然后对着我会意一笑。他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

　　黑暗总是以光明的方式存在着。

　　1994年6月4日

　　今天操练，烈日下烫得我头晕脑胀。在一、二、一的口令声和“认真学习，加强改造，深化改革，保持稳定”的口号声中，我觉得两眼发黑，一、二、三、四、一、二、一的口令声仍在响着，片刻又是满目赤红。

　　……在红色的视网膜上正显现着军车压过殷红马路的镜头，子弹正从军警的枪膛中射出，呼啸而过之处，鲜血正被骄阳蒸发。时间淡化了血色的记忆。而隆隆的战车仍重叠着“稳定”号令……

　　我昏眩过去了，被几个强劳人员抬到阴影处，他们解开我衣服上的纽扣，并用手掐着我的人中，他们说我虚脱了，脸和嘴唇像一张白纸。

　　我透过气来，睁开眼睛，仰望天穹，蓝蓝的天上飘着朵朵浮云。

　　这又如一个如幻的梦……我想起现实的梦，又咀嚼着昨晚的恶梦，百思不得其解，更不知等待我的是祸是福。我想起纸片变成白鸽飞出窗外而引来的灭顶之祸，这不正是提示我要把这些纸片收藏好吗？中队和海淀看守所一样，常要清监。我终于明白了梦的警示，中午我偷偷将日记裁成两半，分别塞入砖缝和暖气片后，才稍许放了心。

　　下午仍是队列操练，黄教导员对我说有我女儿一封信。想不到彭干事回去已把消息传到向宏家中。等着训练结束，黄教导员和李指导员分别把审查毕的信给我。他说：你女儿怎么叫你严老？我一愣，忙说，平时他们都说我们不像父女而像兄妹，故女儿常戏称我严老。看来他们是把向宏的信当成阿鸿的了，他们还数说了几句阿鸿随信寄来的画，告之下次来信只能用大家都看得懂的文字，不能用图画通信。同时又查问了另一封署名蕴琪的信要我交代他是谁并解释关系。我说：是我儿子的干爸。

　　我怕和我通信会连累他们，而确实他们的信措词激烈。好在对于信的内容，他们并未说什么，作为亲朋好友，说几句不满的话，也是人之常情。其实他们心中也明白我的案子是怎么一回事。

　　翻开那封信，先看到那张寄托寓意的画：一只猴子正抛掉死亡的十字架，抓着希望之星腾空跳出高墙，一顶金色的皇冠被一双手举起，下方排列着牛、蛇、羊等，依次在欢迎猴的光临。金蛇在画面上狂舞着，上方有一蛇拿着蝇拍打苍蝇。这画面画意我当然明白，根据属相，我知道猴子指的是我、牛指张蕴琪、蛇指刘向宏，而隐鸿即羊，苍蝇当然暗指殷提审了。管教问我，这画中蛇是什么意思？我说，因为我在海淀看守所曾梦见一位老者头上盘一金蛇，同监的说蛇是小龙，是贵人要来搭救我。以后又梦见蛇、羊、牛之类的动物，因此我一直认为蛇是神佑。指导员说，你还挺迷信？我说，到了这一步，不信也得信，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解释我的命运。

　　再抽出信纸，第一张是蕴琪写的。此刻，我穿着他借我上法庭穿的那套新西装，竟成了我的囚服，还有身上穿的衬衫，有几件都是他的，散发着他的余热，让我抵御这春夏之间的寒流。他相信我已跨过了死亡之门，感叹我由于追求完善中国的法制而被置于牺牲的祭坛，悲壮而值得，应乐得其所。对于谁都难以预料的中国近两年的局势，是谁也圈定不了的。并提到艺术家的苦思，让我潜心挖掘存在的感知。最后写着：

　　“炼狱之火更能激发你创作的灵感”。

　　向宏在信中写道：

　　“圆明园东门外看守所的高墙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却挡不住我们的心。那时是咫尺天涯，现在你去了黑龙江，我反而觉得是天涯咫尺了，因为我们可以通信……”

　　信中还写道：

　　“ 我知道你这一生总是为别人想，所以，你们当地的百姓选你当人大代表；所以圆明园村的艺术家推戴你，称你为“村长”；所以，当报纸几次三番地制造舆论的时候，人们反而清醒了。你应当相信，“历史终究是公正的！”，你的门上曾经高悬的那句话“跨越死亡的大门，我们将获得永恒的新生！”不就是指的这一刻吗？你应当明白，如今，你已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否则，他们不会动用那么多力量、那么大精力、时间来对付你，他们怕你的影响，怕那些罗织的罪名有一天会败露，所以，让你吃苦，销磨你的意志，摧残你的身体，击垮你的精神，甚至让你自己心甘情愿去死，这才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目的。难道我们能让这种阴谋得逞吗？我们这段时间，时时为你担忧，寝食不安，怕的就是你一怒之下，以死抗争。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早在你锒铛入狱那天，就不属于你自己了。我们，你的家人、朋友，甚至包括那些以前并不认识你、但现在敬佩你、为你呼吁的人，都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你怎么有权随意处置它呢？

　　你这一生吃了那么多的苦，这些都是你艺术的铺垫；而今天你所受的磨难也恰恰成了你最终登上艺术顶峰的独有的精神财富，即所谓“天将降大任也”，真正的艺术家不会产生于庸俗、享乐的环境，廉价的荣耀也会随着肉体躯壳的消失而毫无价值。只有经历过血与火煅烧之后，才有权登上艺术的殿堂。所以，把这段时间当作你人生的新的契机，虽然它是以苦难的形式出现的，但它不正是实践着你这一生要吃苦的原则吗？历史上有哪一位艺术家到了50岁的知天命之年还要吃这种苦，正因为你是独一份，你的特殊经历才显得尤其珍贵，你的生命才更有价值，你的艺术才会具有独到的、别人无法企及的地位。所以，如今对你来说，不是咬牙熬过这两年的问题，而是利用这两年的时间（很可能只有半年），重新找定感觉，咀嚼人生，挖掘艺术源泉，让自己的创作题材、手法及内在含义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具有更深刻、更震撼人心的力量，而这一切，其他人是无法达到的，只有你才行！”

　　亲人们的劝慰和鼓励，是我得以生存的力量，我应该不负众望，真像他们信中所说：

　　“你有你的事业和追求，这不过只是炼狱中那最痛苦的最后的煎熬，是为将来的涅磐打基础的……既不要与人强辩，也不要奴颜卑膝，你就是你，是一个真正的人，亦是当今最伟大的艺术家！”

　　我感激他们给予我的精神力量，我那复活的生命将与之共舞。还有我那小幅画稿已由彭干事送交，她们在回信中写道：

　　“你用你心血画的画，自然要用心去体验。它的内容，它的意境，它的语言，都是你以前所没有的，也正是你的遭遇给了你这样的启示。你这张经千辛万苦而洒满血泪的画稿，我们将好好保存，将来把它画成一幅大画作为画展的开场白，亦是你这一段艰难历程的主题。但我相信，那个背着沉重十字架的独行者，将绕过荒凉的坟场走到铺满金星的大道上，他将扔下十字架，而获得一顶金冠，也许为时不远……在自由的峰顶不是铭刻着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怀吗？我相信，它最终会感动上苍。

　　我相信亲人们仍在制造着幻想，让我从一个月、两个月到半年、一年的期限中走完这也许是无期的路。这两封言辞激烈的信，能通过教导员、指导员的手交到我的手中，也真是奇迹。

　　鸿在她的画的反面写着：“爸，这封信到，我可能也到了。”但至今已过去三天，未有鸿的消息，我天天通过铁栅向窗外望去，不知鸿什么时候能突然到达，焦虑又使我害怕鸿是否途中出了事故。

　　1994年6月8日

　　天天盼着鸿儿来，得不到音訊真焦急。自由的人不知道失去自由的人这种单调的思维方式，会陷入绝望的地步。今天中午清监，把全体强劳人员集中在操场上。点着名，挨个儿搜身。我被喊出队列后，队长和黄教导员，命令我把口袋掏空。抄走了几张写在信纸上的起诉状草稿，黄教导员又命令队长摸遍我的全身后，才让我回队。回到监舍后，看见一片狼藉的铺上，大家的被褥、铺垫都给翻了个里朝外。库房的纸箱中的衣服也给翻乱成一堆。

　　这几天跟班种蕃茄、茄子、辣椒，早晚出工用提桶、脸盆浇水，体力劳动对于我是个新课题，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肾伤在身的人更是一种沉重的开端。

　　1994年6月9日

　　昨天早晨列队训练后，刘队长告诉我，女儿来看我了，让我去分场办公室办接见。分场对我女儿作特别的监视，安排在他们宽大舒适的办公室里。我一听女儿不远几千里前来看我，早已泪痕满脸。赶去分场，黄教导员及管教科的警官都在，正检查我女儿带来的种种用品及衣裤。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鸿儿带来了亲人们深情的问候。为我的事，真苦坏了鸿儿，特地从海南的天涯海角辗转来京又几经磨难，才得以到这北国荒原见我一面。

　　鸿儿走后，我恍然若失，为什么见面时却相对无言？当被队长带回圈去时，才知这人生已恍如隔世。鸿儿这一趟是和小高一起来的。小高是她在中央美术学院助教班时的东北同学。他陪鸿儿来，被隔在总场，为我办些生活用品。

　　晚上，我在监狱的长明灯下，偷偷看鸿儿在接见时塞给我的信，内中告诉我亲人们在为我奔走说话，为我处理一切事务……鼓励我坚定信心走完这人生的险途。同时从中知道，向宏在我遭逮捕的当日去了全国人大一位首长的家。由于她与他们一家在文革时代的特殊遭遇，这位老人接待了她，但只是说：“这个事件的背景有些复杂。”劝告向宏不能陷得太深。

　　阿能已懂事了，他带来了问候和慰藉，还有向群、倩红等也写来热情的信。我又想起还有许多话要和女儿说，但一时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1994年6月11日

　　晨起，再读向宏信中的一段文字，这是鸿儿接见时塞给我的：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上天既已赋于你智慧，又给了你一般人所没有的技能，只要你依然钟情于你的艺术，依然坚定你的意志，就没有闯不过去的难关。人的一生怎样渡过都只有几十年的时间，顺境只能造就庸人，享乐人生的均是俗子，他们的姓名不过是肉体的代号，一旦生命归于完结，这个代号也就毫无意义……

　　多少人至死也不懂得人生的意义，未曾体验过大喜大悲，未曾经历过大苦大难……然而，平淡如水、碌碌无为都不属于你，你是高擎火炬的丹柯，你是射落九日的后羿，你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你是为真理甘愿上牺牲祭台的一代代英雄的化身……作为先行者，你实现了一个真正的人大代表的价值，你为中国法制的完善与健全所付出的代价不会得不到报偿，也许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明白这代价的意义……历史上每一次进步都是因为曾有一些人走在时代的前面，昭示着真理，是这些人推动着历史前进，你以自己的追求和奉献有幸走入这一行列，监禁、流放、精神和肉体之苦应早在预料之中。不就是黑龙江吗？不就是人烟稀少的荒蛮之地吗？就算他们有本事把你流放回原始社会，拘押在中世纪的欧洲，锁进“文化大革命”的牢房，但他们终究不能禁锢你的精神，你的精神依然可以驰骋于天地之间。

　　北大荒那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悲凉之中岂不更具雄浑？天地开阔岂不更荡涤人的心胸？这一切都是你将来艺术创作的题材，难道这不是上天叫你去体验一种你从未体验过的生活，咀嚼那滋味，挖掘真正的艺术的源泉，赐你灵感，激你奋发，而升华你艺术创作的手段吗？尽管残酷，尽管痛苦，但当你登上一个高峰再回头看时，这一切不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吗？将来，你的自传的续集之丰富、之特殊、之有价值、之能够为世人瞩目（这在将来是一定的），不也是因为这独特的经历吗？你将来的画展必定会震惊中外，这是很多人早就预言的了……

　　后面又接着写道：

　　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浪漫，我把生活的沉重亦看成一种浪漫，而且是最具内涵的浪漫……乐观些，开朗些，想一想那些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想一想“文革”中受冤受屈的的岁月，想一想……为了所有爱你的、敬你、帮助你、同情你的人，也为了那些恨你、害你、诬谄你、要置你于死地的人，你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好----以苦为乐，活得潇洒----不计得失，活得有意义----在你的艺术中，活得满足----你拥有了别人所没有的最深厚的情谊……

　　向宏 1994.6.2

　　啊，我梦中的亲人们，你们的鼓励是我生命唯一的慰藉，是我黑暗中的一束光明，它将照耀我走完这段坎坷的人生。

　　早上操练后，未让我跟班出工。我在班里看鸿带来的书籍，心神总是不宁。我总担心鸿在回去的路上可别出什么事，担忧鸿在京被人盯梢的生活；我还担忧鸿再上别人的当……我想着鸿总把事情看得简单化，幻想着会有好结果，殊不知有一个强大的无可匹敌的力量、一具武装到牙齿的专政机器、正不遗余力地推我走向绝望的深渊……死亡和恶运盘旋在我的头顶，穷追不舍，因为我巳被列入“国家敌人”的黑名单之中。

　　今天是星期六，今明两天分场已没车来中队，我不愿意鸿在分场苦等我两天，就让她先回京去。想不到，刘队长午后突然通知我，女儿又来看我了，真是天意，是鸿和小高租了一辆四轮小货车来的，他们被批准见我一个钟头。在接见的房中，八只眼睛三张口交流着内心的感情。女儿问我，什么叫回圈去？这是我进北京市看守所才学得的新名词，他们把下劳改、劳教场简称为下圈，这种贬义简称的含义十分明了。临别之际，我泪眼纵横，目送着鸿坐的车子在我模糊的视线中晃荡着向远处开去。

　　1994年6月12日

　　每星期第一天的队列操练开始，都有升国旗的仪式。

　　今天是星期一，班长史林领头唱起国歌。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目送着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高悬在我们的顶空。国歌声中，我正在红五星高照的土地上肃立。只见黄教一行人从大铁门中进来了，他来到队列前，把手一挥，歌声嘎然而止。黄教开始给我们训起话来。

　　回到中队，刘队长喊我去办公室，只見黄教早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并把两条外烟在手上拍打着。他命令我把两条烟掰开，撕烂，折断，扔进尿桶。李指导员见状，有些惋惜，对黄教说：“把烟封存在中队，解除时再发还。”黄教没有理睬，命令我继续撕，然后把一盆脏水倒下，金黄色的烟丝泡了整一尿桶。黄教意犹未尽，把尿桶推向墙角，松开了褲带，只見黄教导员耸着肩、歪着头、咧着嘴和着喇啦啦的撤尿声訓斥着：“你不抽烟，女儿送烟，想用烟腐蚀政府干部，你说该不该销毁这些烟？”我没有吭声，只觉得黄教的这些话说得比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还豪壮。我默默地把尿桶提回筒道。只听黄教还在说：“这是拉干部下水。”但是拉干部下水的烟下水后在尿桶里浮着，即被几个强劳人员抢着捞起来晾在窗台上。

　　班上的人惋惜地问这问那。当我讲了所有的经过时，他们压低嗓音对我说：“黄教手中的权从保外就医、伙房、水房到扫筒道的工种，都有价钱，送得越多，走得越快。你是人大代表，黄教在你面前故意装蒜。”另一个凑着我的耳根说：“农场的职工都说他五毒俱全，吃喝嫖赌贪，他样样全占；而我们仅只是偷就进了监狱，剥掉他那身黄皮比我们都不如。”我也不知他们为何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接着，他们补充了一句：“严哥，日久见人心，你呆下去，什么都会明白的。”

　　这时“268”跳着过来了，他说：“严哥，兄弟找你要烟你不给，却放在尿桶里洗了给我们。”他从窗台上抓了一把金黄的烟丝，唱着那首走了调的儿歌：“警察拿到钱，连忙把脸变，他瞪着眼睛对我说：要交大钱……”我似有所悟，“傻君”不傻，他今天把最后一句“要捡大钱”变成了“要交大钱”了。

　　1994年6月13日

　　晨起，强劳人员全体在操场上列队训练，分场领导来了不少，说是清监。

　　前几天刚清过监，怎么今天又清监？就在前天，清监前我交出了身上的300元钱。事后，刘队长对我说，这次我主动交出女儿留给我的现金，而且是在接见后主动交出的，所以宽大处理，也不作违纪处分。但下次发现这种行为，连接见能否办都要考虑。这话吓了我一跳，圈外人又如何知道圈内人的处境。事后我问队长，我说钱在牢里实际上也没用，所以女儿给我后，我想都没想就上缴了；如果不缴，为什么要没收还要算违纪？队长说我傻，“身上放着钱就有收买政府干部之嫌，所以得交。”我想这不是警察自己贬低自己嘛？政府干部那么容易收买，不是应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老话了吗？我又问违纪了如何处理。队长说违纪得挨电棍，还得加长刑期，所以事事不小心翼翼能成吗？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清监的我有些紧张，但偏偏把我拉出隊列，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搜身。总算未出什么大事，他们抄走了我写的《行政起诉状》，还有那份《劳动教养决定书》，并怒斥我不知好夕……

　　上午分场的大客车拉强劳人员去水稻田劳动。我第一次出圈走那么长的路。中队的稻田在总场和中队之间，约有3百多亩，沿途是荒无人烟一望无际的荒原，汽车颠簸着到达种殖场巳近9时。

　　水稻是十几天前插下的，现在的任务是除草。烈日下，我们被分排沿着稻田一字形拔过去。除队长跟班外，还有警察立在彩旗下了望，四杆彩旗在这片荒原上迎风飘扬，既醒目又艳丽。北大荒宽广辽阔，蓝天白云罩着四野，风吹旗帜哗啦啦响。我看过刘宾雁先生写《第二种忠诚》那篇报告文学，其中有这样一个屈死的冤魂，就发生在我脚下的这块黑土地上。当时叫黑龙江省嫩江农场七分场的改造营中，有一个以历史反革命罪服刑的人叫李植荣，1969年4月15日，这个经历了十五个年头将要刑满释放的苦役犯和100多名犯人在离监舍两公里处打草。午后，约十四时，由于他只顾低头打草，误出了由四面彩旗构成的警戒线约三米多。这时战士马洪才过来喝住李植荣质问：“你出警戒线了，知道吗？”李马上回答说：“报告队长，下次我注意。”班长王全忠赶过来，问怎么回事？马指着李说：他打草出警戒线了。王训斥了李植荣一番后问：“你犯的是什么罪？”“反革命。”这正常的一问一答却惹怒了这位王班长，他命令李再往前走，并告诉马洪才，“开枪打死他！”一声枪响，李植荣应声倒下。随后王又叫马洪才对天鸣放一枪。

　　正在劳动的犯人被召集到一起，管教队长李春歧当即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出警戒线，企图逃跑，经我解放军战士鸣枪警告不听被当场击毙。这是多么简单而荒唐的杀人案，而开枪杀人的凶手却立功受奖。“权力返祖”使特权膨胀到为所欲为的地步！一个生命的消失，真的如同一颗流星陨落在苍茫的夜空般无声无息了吗？不，李植荣无辜饮弹，一直激荡着一颗不平的心，震颤着一个正直的灵魂，这就是目睹惨案发生的难友陈世忠，他后来“为法争理”，抓住了那只血污的手，经过长达60多个月的不断告访才使真相大白，正义得到申张。“人血不是水”，一桩杀人案，拖了16年，这就是1985年《开拓》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一文中提到的事实。

　　如今，这个屈死的冤魂在这块古老的黑土地上游荡了20多年，今天我重新踏上这块黑土地，在同样由四面旗帜构成的警戒线中劳动，我想到的是队长更现实的告诫。这就是艳丽的彩旗下严酷的生存环境，现在我巳真正成了《第二种忠诚》里的人物。

　　我们赤脚下了水田，面朝黑土背朝天，沿着一行又一行的秧苗拔除那野草杂苗……这种农活，我在初中时代干过几回，那是“大跃进”年代，此刻我重温了少年时代的体验。

　　午后骄阳，晒得我汗如雨下，汗水滴落在水田里形成一圈圈的波纹，可水田下层却还是冰冻的土地，脚被冻得僵硬。尽管如此，我依然被自然界盎然的生机所感动，在一片片的水田中，小蝌蚪追逐游荡着；水龟子上下浮窜，不时把坦克形的甲壳露出水面；还有几种不知名的小水虫游动着，搅浑了一片泥塘。小青蛙时时跃出水面，窜向远方，咯咯咯鸣叫，宣告着春播的开始。小燕子呢喃着寻找它们的食物。还有一种像海鸥的鸟在蓝天上飞翔着发出哇哇的呼号，我奇怪这海鸟怎么会在此生存，难道它也像我这个生长在东海之滨的南方人，同样在此苦度时光吗？小蜻蜓飞翔着，时不时双双对对互相背着畅游，并进行着性的游戏。这有趣的动物世界，构成了比“百草园”更令人神往的画图，并把那沉重的、严酷的现实带向了童话般的境地。收工回来已是5点多钟，班上强劳人员抓回一只小鸟、一只青蛙和一只小水老鼠，并带回来几颗野水草种在罐头瓶里，这一切给我们的囚室增添了几多生机。

　　1994年6月14日

　　今天仍在水稻田中除草。骄阳下，汗如雨注，大家口渴得只好喝着沟里的水。这时管稻田的农场职工提着一桶水过来在我面前停下。他把勺子递给我，对我说：“喝桶里的水，这是凉开水。”又说：“你是条汉子，大家心底里佩服你，你的事我在沈阳《青年时报》看见过两次长篇报道。政府会这么不讲理！公安局竟会栽赃陷害！这就是我们的法律。”我不知如何回答，因为要说的话都让他说了。大田劳动，使崔法祥和郭京江都病倒了。崔是植物神经紊乱，而郭患的是美尼氏综合症，晕倒了就躺着，满口白沫，挺过来还要干。看病极困难，而这种疑难的病往往又会被认为泡病或伪病，反而挨打、遭电，只有坚持咬牙渡过。而我痛惜的是我得在此泡上两年。在我人生仅有的日子里，没有一种损失比这时间的丧失更可怕。

　　我是否会被永远流放在北大荒，就像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在西伯利亚一样？那些欲置我于死地的人，早就给我加上了政治罪名，在我来此之前，这里就已知道有个异端分子，或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要关在在此。专政机关贴上政治标签上报的罪，能容你辩白？

　　1994年6月15日

　　昨晚失眠，睡意全无。困倦之中，只听得同室人梦中呓语不断，陈广义的咬牙声亦未有片刻中断，崔法祥又突然惊坐起，发出被人抽筋似的嚎叫，史林和老王的呼噜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有时竟迸住气好像被人卡住了喉咙。从水田里抓回的青蛙被幽禁在罐头瓶里，竟无忧无虑地咯咯鸣叫着，仍高唱着春天的赞美词。只有那只小鸟此时叽叽凄泣着，唯其有骨气，从它失去自由之时起，就拒绝水和食物的补充，以死抗争。现在，它那低沉的、最后的一丝丝微弱绝望的呻吟，透过一阵阵嘈杂的声浪，使我为之心动、为之感叹。我终于起身翻下床，拿起装鸟的小盒子，打开铁窗，把这只幽禁了一天多的小鸟捧在手中，伸出铁栅拦，任其在夜色中逃遁。小鸟在我掌上停留了片刻，便立即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之中。此刻，铁窗外黑黢黢一片，唯有高墙上的电网以及电网上的一盏盏水银灯放射出冷峻的光，提醒我目前所处的环境……

　　李志强后天就期满了，在工具室里他问我要带出什么。当时还有田怀军在场，我犹豫片刻，盯着田怀军对他说，你不怕我牵连你，李斩钉截铁地说：“大哥信任我，就是看得起我，不管什么东西，你交给我，我一定万无一失带出去。军子是我的铁哥们，他不会出卖你的。”因此，我想得赶紧写完这两篇日记，先托他把写在一页页小纸片上的东西带回北京，以免清监时被查出。

　　1994年6月16日

　　人的社会属性和地位决定了他行为的准则，我终于再一次深刻体验到所谓奴隶的生存环；金钱和权力使人类异化向两个极端发展，由于支配欲的膨胀，竟然会导致它走向相悖的方向。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或本恶并不存在，只是人的后天属性决定了其善恶。我的体力不支无法劳动，但同班的强劳人员却没有一个因分摊了我的任务、加重了他们的劳动强度而表示不满。他们弯腰在烈日的灼烤下劳作，我却坐在田边的田梗上。那一次，在水稻田中除草，见分场的高书记走过来了，我赶紧去拔田边的茅草。不想用力一猛，却在手上留下两道血口子。高书记过来只是说：“这草以后用刀子割就可以了，鲁班的锯可是依草叶发明的。你用劲，它就划破你的手。”在这里体现了一种最普通和原始的人性。

　　但也有异化的双方冲突的时候。前些日子队列训练，老班的一个叫冷欣林的因闹肚子急着要上茅，未走好步伐，竟被喊出队列挨了电棍。只听电棍吱吱响着，冷欣林竟能纹丝不动。事后我才知，这些人对于电棍已产生了抗衡的能力，竟能藐视它、咬牙挺着。我想，也许什么时候我被看得不顺眼了，也会拉出去挨电警棍，不知我能不能挺住这一万多伏电警棍的电击。但愿我也能有岿然不动、藐视一切的气概。

　　今天劳动归来，我们班上的安立明挨了巨队长的打。安是个奴才，天天去给队长整理房子，拆洗被服、刷鞋子，不知何故被拖到巨队长的房间，拳打脚踢？人过于卑微，唯唯诺诺，连自尊都丧失了，并不一定不挨揍。

　　昨天放工回队的路上，我看着路边草丛中一束怒放的蓝色野花美极了，但又不能离队去摘采，只得注目怜惜一番；那个用电警棍电冷欣林的队长去摘了来交到我手中，并说我是画家、是人大代表、是第一位因政治原因进來的，是不应该关在流氓小偷圈里的，他对我挤了挤眼，说可以欣赏这叫马兰的野花。我对着这束蓝色的马兰花，无法想像就是这只采花的手，在两天前用万伏的电警棍去电人。这个队长姓卢，满脸胡子茬儿，红光满面，四十岁不到，是两颗四角星的二级警督，大概在小队长中他资历最老。我正猜疑不知他为什么摘花给我时，他却说了句：“你不认识我，我倒认识你……咱们走着瞧吧！”这话更使我纳闷，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许，人总是体现着分裂的双重人格。

　　这几天，因要搞篮球赛，让我留队写美术字，布置会议室、文化室。今天，我在会议室写字，并偷闲抽空写我的日记，没想到高书记推门而入。我急忙掩藏我的日记，心一慌，竟散落在地。高书记见我如此紧张，没问什么，只是说了一句：“割破的手指好了没有？”我感谢他还记得我这微不足道的伤痕，当他看到我淌血的伤口时，是否也看到我这颗受侮辱、遭迫害的心也在流血呢？

　　1994年6月17日

　　李志强今日期满解脱，他身上藏着我的信和日记，其它什么东西都没有帶，一身轻松走出中队。我用羡慕的目光一直送他出大铁门。此时于中队长要我去拉东西，我跟着两个强劳人员由警察押着，拖着手拉车也走出大铁门，同到分场场部；我用沉重的心情搬运着沉重杂物，然后又目送着李志强消失在公路的尽头。因这里到齐齐哈尔市没有车通行，只有步行到总场再乘汽车去齐齐哈尔，然后转乘火车回北京。装上一车的杂物，我们推着车由警察押着沿着高墙回到大铁门，铁门前站岗的警察让我们停下，清点人数，办例行手续。

　　我抬头看着大铁门前“北京市双河劳教所”的牌子上有几对呢喃的燕子正在筑巢，它给这个森严壁垒的牢狱增添了些春意，染上了一层生活的情趣，我正以画家的眼光欣赏着自然界的美妙，没料到那个跟车的警察对着我狠狠地踢了一脚，声色俱厉地喝了声“立正”，我下意识地按口令把两脚并拢，直立，两手贴紧了裤缝。那个警察走到我面前，伸手想给我一耳光，因为他个子太矮，我头一扬就躲过去了，并本能地喊了一声：“你凭什么打我？”矮警察愣了一下，见有人还敢还嘴，也本能地训斥道：“老子想打你就打你。”我们四目相对，他的眼珠快要眦出眼眶，眼白上布满红筋。我眯细了眼睛皱紧眉心，警惕地看着他，提防他再次出手。矮警察握紧了拳头在我眼前扬了扬，重重地下了命令：“开步，前进！”我们躬身走进了大铁门。

　　走过操场，来到中队的大院。矮警察去了伙房。那两个推车的强劳人员告诉我，这个矮个子警察叫胡建华，是管伙房的队长。别看他个子矮，却是最心狠手辣的一个。前些日子，把李燕利打得死去活来，还勒他的脖子，回中队又拿电警棍电他。李不堪忍受，用细绳缚了一卷钢丝吞到胃里，绳子被胃酸消化后，钢丝张开，痛得他无法忍受，这才被拉进总场的医院开刀抢救，为此，李以破坏改造秩序罪被加刑两个月，真惨！“今天我们真怕你成为李燕利第二。”

　　胡队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打人不眨眼，分场头头的儿子正要跟他的妹妹结婚，有这层关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他就是混世魔王。今天你得罪了他，定有他报复你的时候。我打了个寒颤，想不到看了眼筑巢的燕子竟惹出大祸。同去的强劳人员见我发呆，拉了拉我的袖口，告诉我察言观色的办法：“你得学着点，队长脸红的时候，是酗了酒，最愿找人玩几下解闷，那是理智丧失，你不可不防，躲远点。而另一种情况，就是看他的眼睛，今天胡队长的眼里布满红筋，是充血的，这是他熬夜聚赌输红了眼睛，这种时候他就丧失理智，疯狂得要杀人，连狗都避着他，人在这时碰上他，准得遭殃。”想不到还有这么深的诀窍，真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1994年6月19日

　　鸿儿和我约好她回京后即给我报个平安，为什么至今杳无音讯？

　　鸿儿告诉我，在我出事的第二天，向宏即赶到我的画室，及时拿走了有关诉讼材料及支持者的签名原件、我的日记和手稿。同时又叫了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的我的朋友李永存一起开着车取走了我的画。她赶在了警察抄家之前，才使我们的画免遭到破坏和节外生枝。接着她请了单位的司机强子分三次去把我的画具书籍和全部物品拉回她家、父母家和一个公司的仓库里藏着。她还和鸿儿搭起人梯探头在厢白旗看守所的大墙上，透过电网希望能窥见牢房中的我，这是多么危险啊！高墙上不仅有电网，而且被军警发现随时会遭枪击。她们不以为然，竟以人性去推测这特定的场所、特殊的训练有素的国家机器。我为此事捏一把汗，但愿她们能更现实些。

　　鸿儿还告诉我，从我遭逮捕后，她即从海南飞抵北京市，寻求各种救援的门路。她先住在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个老教授家，后又住在向宏家，警察竟24小时全天候地对她监视跟踪。公安局8名便衣，整天乘坐一辆轿车、一辆摩托车、一辆自行车尾随她，明显地、毫不掩饰地跟踪她，每时每刻用步话机向他们的上司汇报。这些车都是卸去车牌的，他们寸步不离，晚上就在公寓楼下的值班室席地而卧。

　　于是形成这样的场面：鸿儿在前面走，身后跟踪着这些便衣，三种不同速度的交通工具徐徐沿同一方向开着；而向宏夫妇故意放慢脚步走在便衣的后面。当鸿儿和向宏夫妇进了饭馆，那帮人就在门口处占了张空桌子，坐下看他们吃饭。向宏和鸿儿有时也送过去一瓶雪碧或西瓜，便衣们也会接受并表示感谢。问他们“为什么整天跟着，难道我们是坏人？”他们只是说：“奉命执行，你们都不是坏人，严正学也不是坏人……至于严小姐，我们都几乎为她争风吃醋了。”他们把这种严肃的特务活动轻描淡写，但有几次他们也为目标的失踪而惊惶失措。

　　鸿儿说，那一天他们跟踪到花园路总参干休所向宏父母家。向群开一辆车，让鸿儿平躺，逃过了跟踪者的视线，他们一下变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搜查。

　　另一次是鸿儿在钓鱼台国宾馆约见一个画家，进去后，便衣却进不去，只能干着急。这种跟踪一直持续到6月8日鸿儿上了去齐齐哈尔的火车，看着她乘坐的火车离开北京站后才告一段落。

　　最后鸿儿又说：

　　警察在逮捕我后到椒江调查我，因为查不到我任何前科而气急败坏。他们宴请椒江人大，希望用这种手段罗织我的罪状。椒江人大迫于北京政府的压力，同意了对我强制劳教两年的决定，但却未能编出些我的新罪状，使得北京市公安局的来人十分气愤。他们还多次去向宏父母家调查，要求老干部配合他们的工作，被她父母严辞顶回，没有人相信他们的鬼话。，谁都清楚这是明显的陷害。一辆未上锁的自行车设下的圈套，缺少令人信服的证据。于是他们又侦查我骑去公安局赴宴遭逮捕时的那辆又老又破的旧车，我如实以告，这车是公安部禁毒办公室刘向群借我的，审讯时殷提审要我写下保证：假如此车对方不承认，就算是你非法占有。

　　他们想拿一辆破车再做文章，竟然半夜出动四个警察敲开了向群家的门，以逮捕的气势传唤了向群，咄咄逼人地告诉他：他们已查明了一切，并为他安排了住处，只要他说出此车与他无关，便可立即回家。如向群承认车是他的，就必须交出车照来，否则将当作疑犯予以关押。后来他母亲翻箱倒柜从家中找到了破车执照，才让他们放了她的儿子。

　　下午，黄教导员叫我去办公室，给我看了宏、鸿6月2日的来信，他指责信中的不满情绪，说本想不给我这封信，但考虑是家人寄来的，就给我看一下，看完交中队保管，希望能正确对待家中的来信。其实这封信是向宏写的，鸿儿在接见时已塞给我此信的复印件，本想这封措辞激烈的信肯定已被扣押了，想不到原信在迟到了半个多月后还能交到我手中。

　　1994年6月20日

　　鸿回京的电报今天下午才交给我。电报并不比信快多少。

　　中午在库房偶然看到了班长史林的笔记本，上边记有我从5月27日到达班上至今的情况：

　　5月27日，严12:30来班，黄、李、刘指示：严格监视，及时汇报。严来班就问：这是北京公安局的监狱？说自己是告北京公安局受迫害坐的牢。6月2日严要纸和笔写行政起诉状，状告北京市公安局对其所作的非法劳动教养决定。6月4日，严收到北京女儿来信，晚上看得很晚，情绪低落，看了一下他的信，是北京的情况及来信者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北京文化界和新闻界对逮捕严不满和抨击公安局的言论。6月5日，李指导员了解严的情况，并指示对严的情况要严加注意，随时汇报。晚上我找严聊天，他对处理决定有想法，认为是公安局栽赃陷害，并急于想了解北京的情况，然后决定再次起诉公安局。6月9日，严下午接见，中午回班以后写一些东西，可能要让她女儿带回北京去。此情况已汇报于中队长和刘队长：严近日情况较反常，以前能谈一些想法，现在比较沉闷，在班中什么话也不讲，经常写一些东西，不知什么内容？请中队抓住苗头，搜查严写的文字，这一定是他隐蔽的思想。6月14日，李指导员了解严的情况。我汇报：严的笔头太勤，一有空就写东西，翻他的被褥和衣服又找不到，请中队果断采取行动，突击检查。6月17日，严在班中说：黄教导员扣压他的《劳动教养决定书》是非法剥夺了他的诉权，是继北京市公安局栽赃陷害的继续迫害。6月19日，高书记了解班中的情况，我向他汇报：“严说他的案是北京市公安局栽赃陷害，这是否是反改造性质，请政府掌握分析”。下午，严调勤杂班值班……

　　这是我来双河劳教所后，一班班长史林（实际上同是强劳人员）对我情况纪录的汇报，由此可见一斑。想不到这样一个热情关心、体贴入微、像个婆婆似的班长，却有另一种目的和任务，想不到十几天来我的一切包括梦呓都记录在案。他和我同铺共眠，却时时观察我的一切言语和行动，只有在他也熟睡时，我们的呼噜声才汇成一致。多么可怕，权力让他出卖一切。反过来想起6月初Ｑ警察的举动，也极可怕。

　　1994年6月21日

　　想到史林已经汇报了我所有行为以及我要起诉北京市公安局对我的栽赃陷害和非法劳动教养的决定，因此，今天就公开写起诉书，交到中队。晚上，黄教导员到中队，我要他还给我清监时搜走的那一份《劳动教养决定书》。黄教吱唔了半天，说：“监规所纪规定，劳教人员不能互相谈论案情，所以决定书不能还给你。调生活区值班是对你的照顾，你不能再有其他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调勤杂班值班是一种安抚，或说是照顾，但我还是坚持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公安局对我的非法劳动教养。我斩钉截铁地说：“起诉是我的权利。”黄教理屈词穷，但还是坚持得请示上级后再决定。

　　1994年6月23日

　　徐良将要解教，他主动要为我带信件。徐良被公认是最讲义气的强劳者，他体魄健壮，也从不回避和我这个被称为“政治犯”的人交往。现在我给他一个新裤衩，把日记及信件缝在裤裆里，嘱咐他穿着裤衩，逃避解除时的搜身。他笑着告诉我：“解除当天出中队时，都要被剥光衣褲检查的。所以得在我解除前三天，你得把要带的东西交给我，我趁出工时先埋在地里，解除当天早晨，出中队后经过菜地时，再从地里起出带走，保证万无一失。”于是，我准备画一张画稿和信让徐良一同带回北京。

　　当我正草拟画稿后的文字时，黄教来了。他问我写什么，并拿起台子上的稿子仔细看着。那段文字写的是：“黑暗的归宿，将艺术家的尊严践踏殆尽；密不透风的禁锢，使他不再具有与现实抗衡的能力。他不可能在那人生的最后时刻，让生命燃烧起熊熊大火，他寻找着虚幻的冥冥，把躯壳留给这冷酷的现实，让灵魂直上无限的太空，那将是彻底的永恒的自由……”黄教只看了个大概，估计文字太玄，在放回桌子上时，又重新收起，并训斥我：“不许胡写胡画，否则我处理你。”见黄教这么说，我赶紧提起行政起诉的事，向他索要《劳动教养决定书》。黄教老羞成怒吼道：“你状告北京公安局都告进了监狱，说白了，你已在北京公安局的手心里攥着，还要再告不是找死吗？你念念不忘什么”行政诉讼法“！什么”民告官“！你知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宪法呢！国家主席刘少奇怎么样？说他是工贼，让他死还不是就死路一条吗？我明确告诉你：”照顾你看筒道和扣押你的《劳动教养决定书》都是北京的旨意……“黄教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他沉思片刻，突然说：“总场有你两封信，还未送过来。”也许这两封信早就扣压在他的手中，接着他又厉声警告：“要识事务，否则……”他没有说出恐吓的话，就摔门走了。

　　晚饭后Q队长又来找我，小心翼翼地让我到一空室，滔滔不绝地讲他如何为了照顾我，不调工作，把将要结婚的对象吹了。说我和别人不一样，是良心犯；说我是好人，他要帮助我……他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耳语，用他那长满胡子的下巴，磨得我的脸颊发颤，心里直倒胃。我麻木不仁地不说一句话，不知道他图的是什么？

　　1994年6月24日

　　就这样，19日后我被调生活区值班，这样我白天固定在值班室，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很难再偷偷记日记了，但比起其他强劳人员，自在了一些，和伙房同班可以独自打饭吃，也可以单独去厕所，更可免去在烈日下灼烤。

　　鸿儿走后，我只能夜晚透过铁栅栏面对沉重的黑夜叹息，昨晚又见月华如水，想起亲人们与我“天涯共此时”。我的心宽慰了许多。

　　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又疾病流行。前段时期暴发的红眼病尚未结束，这几天又蔓延了痢疾，躺下了几十人，染病者半数以上。发热、腹泻，许多人泻得厉害只能光屁股扶着墙上厕所，严重的脱水，将一个个活生生的年轻人折磨得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了，到今天瘟疫仍未能有所控制。

　　“268”不再唱那首走了调的儿歌，他也光着屁股，两条罗圈腿上满是粪迹，捂着肚子，立在墙角呻吟。他管筒道卫生和二楼的那个室内厕所。但那个厕所如今被中队封闭了，连他也不能使用。

　　前些日子，他就是凭这个厕所“发家致富”的。他并不傻，知道权就是钱，北京街上的厕所也要收费，所以他管厕所时，有谁憋不住，要他开锁给予方便，代价是烟。我初来乍到，不知道这规矩，在晚上看电视新闻时，肚子痛，要大便。那天是朝鲜族的吴队长当班，他同意我去二楼厕所方便。我刚蹲下，“268”就来了，拉着我要先给他烟。我说:“我真的没有。”他不信，并说：“你都把烟撕烂，泡在尿桶中，能没有烟？”我说：“你在什么地方学的这套敲诈勒索的本领？”他说：“从上到下，权便是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说：“人家喊你‘傻君’，实际你真聪明。”他乐呵呵地笑了，我用夸奖代替了烟。今天厕所封了，真应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话。

　　1994年6月25日

　　《西方现代艺术史》已经看完。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特别是新潮的十年中，摆脱不了西方的流派、思想、情绪和艺术手法的影响。我觉得没有必要跟着西方人的猎奇心态，亦步亦趋，更没有必要去摹仿他们空洞虚无的形式潮流。纯粹艺术形式的追求和语言更新西方已走了整整一百年。它正在成为过去。中国现代艺术不能摆脱一个桎梏又落入另一个框架。西方现代主义的空泛更显得其艺术精神的苍白，现代派正像它所反对过的传统一样，又重现着一种千篇一律的面貌而使人生厌。我不知我将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翻开向宏寄来的一册《西方现代派美术》的新书，在扉页上我看见了她的手迹：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总是为他所处的时代所不容，但历史会承认他，人民会记得他，只要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只要他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只要他时时刻刻牢记自己的使命，他最终会奠定自己的地位。勇敢地活着，接受命运的挑战，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逆境中之所得，没有痛苦便不会有希望的诞生。”

　　是的，没有痛苦便不会有希望的诞生。我永远感激向宏在我堕入黑暗深渊时给予我的一次次鼓励和活下去的勇气，那是我赖以生存下去的信念。

　　1994年6月26日

　　今天不出工，已经7点多了还没响起床铃。此刻几只苍蝇在我脸上飞来爬去的，并不时停在我嘴边舔着我的双唇，眼下正流行痢疾，我赶紧起身找来毛巾擦了又擦。我看着铁窗外深遂天穹下飘着的浮云，又想起在京时的那些日子，心中增添了一丝悲凉。

　　鸿儿来看过我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到了杂务班，相对自由多了，可以免去一天十几次的点名报数，也不用跟班去大田劳动……黑龙江的天气说变就变，昨日还汗流浃背，今晨却北风呼啸，把人冻得直哆嗦，我颤栗着，不知我那堕入寒冬的命运何日才会有转机？

　　1994年6月28日

　　徐良走了，是一清早走的，我祈祷他早日平安到达，因为我让他带的信的反面，是用米粥汤密写的，这是从电影上学的方法，现在希望在狱中开辟一条秘密的通信渠道。这封信的正面提示性写着：这里痢疾流行，所以接到此信一定要用碘酒消毒。我不知向宏和鸿儿能否领悟我的良苦用心，。

　　班上又有6个人得痢疾，这病蔓延得很快，病魔尚未选上我真是我的运气。但这里的生存条件恶劣，仅是喝的水，从地下抽上来时是清清的，且冰凉彻骨，待放置几个小时后，水的表层便会浮上一层油影，水色也变黄了。碗盆及使用的毛巾，不出一星期竟然全染成棕黄色。下午出工去大田除草，中队的强劳人员全下去，生病的一个个歪着脸被赶下水田，他们只能面对混浊的泥水顾影自怜！

　　1994年6月29日

　　晚上，睡在我身旁的尹萌发了心脏病，翻来覆去直叫唤。尹萌说：“我要死了，我便了这么多天的脓血，还要干活，累得我又犯心脏病。严哥，你看给我的药都是过期的药，医务室主任孙大夫什么都不会，是个兽医…”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死了，好歹和我哥说一下我是怎么死的……”听着这哀惋的呻吟，令人心如刀割。我只能尽力照料尹萌，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无奈地陪着他熬煎……白天从大田回来的强劳人员真够辛苦的，他们背上烈日灼烤，肚里因病几天水米未进，连喘气都困难，更不用说面朝黑土，弯腰一步一挪地去干超体力的劳作，但死活都得干，分配的任务必须自己完成。在这特殊的场所，顽强的生命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中午抄黑板报，文章是二班蒋洪瑞写的。蒋蹲过大狱，有五出六进的前科。文章的标题是《政府干部是我的再生父母》，通篇写着感谢伟大的党和英明的领袖江泽民以及政府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分场夸到中队，从中队感谢到医务室，还点名孙大夫如何尽心尽责。我一边抄写一边纳闷，是不是这文章都得倒过来看。几个在我旁边看我抄写的强劳人员却都骂开了，说蒋想爬上去当班长，就靠这么溜须拍马。

　　有个叫范小军的说：“上星期我干活的时候，问了老乡齐市在那个方向，他就汇报中队说我有逃跑思想，队长用电棍逼着我承认。他尽说鬼话，想着去害人。”正说着，李干事从这里走过，范小军一溜烟跑掉了。蒋洪瑞扶着墙根也走了过来，对我挤挤眼说：“别人用钱买滋润，我没钱只好出卖良心，讲几句混帐的话，去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他看看没有人，就凑到我耳边说：“这叫拍马屁，我把他们不当人当马、当牲口。”他这一着也真灵，下午别人下水田干活，他留下了，还有大夫给打点滴，因为明天有上级部门来视察。

　　尹萌死不了，今天硬朗了许多，又有力气骂人了，他躺在我身边滔滔不绝地骂。筒道里几个没短裤换的人光着屁股，沿着墙壁，艰难地走向铁栅门，哀求值班队长：“我们憋不住了，求你放我们去厕所。”值班队长不同意，训斥道：“你他妈的，蹲着茅坑不拉屎，一回来又说憋的慌……”三五个人扶着墙根往回走，其中一个喊道：“想屙屎屙不出，放个屁却污我一身。”他本能地就地蹲下，捂着肚子，涨红了脸，用尽力气，那些屎顺着屁股淌在地上。队长过来踢了他一脚，只得赶紧起来，才走了几步，又捂着肚子蹲在筒道尽头的墙角，接着又有两位蹲了下来……

　　这样交替感染得病的越来越多，已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因为缺医少药，我写了封信要求北京的朋友寄些药物来。信交到中队，下午又被黄教导员叫到办公室，他拍着桌子骂我泄密，指着我信中要药及强劳人员得病的段落，严厉训斥我：“下次再发现你把这里的情况向外捅，就不让你通信。这里是特殊的改造场所，这里的一切都是国家机密，泄密的行为是要受到刑法追究的。”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患痢疾、屙屎也成了国家机密？这不是太抬举我们了吗？但这个罪名说给就给，随便定，不是已有许多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重刑的先例吗？我们这些不具备掌握国家机密条件的人，也会因为说了自己生活中的事，被重刑治罪。对着黄教导员的忠告，我说：“医务室没有药，给的药也是过期的。总得让我要些对付痢疾的药。”黄抽走其中的那张信，叫我只写上药名，再一次警告我不能泄密。而后才同意发我的信。我趁此斗胆进一言：“食堂是万蝇食堂，苍蝇扑落在饭菜里。筒道里便溺，交叉感染，总得拿点石灰消毒才是。”这个建议算是被他们采纳了。食堂安上了纱窗，并搞了卫生。在筒道的便溺上都洒了石灰。

　　昨天才收到向宏6月9日、6月14日、6月15日三封信。黄教和孙干事审查后，见信后未署名，仅有一个蛇形图案，他们训斥了我一顿，让我通知女儿再不准不署名寄信来，否则就扣下我的信。我知道是向宏写的信，他们直到现在还未弄清向宏和阿鸿不是一个人。信的来往速度之慢真让人难以想象，寄往北京5月8日的信，竟然是6月18日才收到，不知它过了多少道审查关卡？同样6月9日北京发来的信，我29日才收到。听说今天还有我的邮包，是北京花园路寄的。我向中队拿了几次，因尚未检查，还得耐心等待。

　　早上来了两个已调走的队长，一个人冲着我的面对另一个说：“这是新来的政治犯。”另一位竟说：“那可是反革命呀！”我成了反革命，被当作“政治犯”早己打入另册；这里因“政治”原因入狱的强劳者，我还是破例的第一个。在这个自称为设有反革命罪的国家，我成了反革命；自称为没有政治犯的国家，我成了政治犯。

　　我反问队长，为什么称我为“政治犯”？队长语塞，片刻才说：“你是人大代表，是参政、议政的，所以称你为政治犯。”呜呼，法之悲哀！历史总对我开着辛辣的玩笑，我这个一直逃避政治的艺术家如今却成了真正的政治犯。

　　向宏的信，虽然激烈，但还是让我看了，那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绪令我感动。她说：

　　“仔细回想这一年来你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斗争不可能不付出代价，虽然这代价太高，但对于将来是值得的。人对命运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主动地挑战，二是被动地忍受。我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你的选择也是我们的选择。虽然如今我们远隔千里，但我们的心不是永远一致吗？不是时刻相通吗？你并不是孤立的，在京城，甚至在世界上，你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被人提起。多少人如行尸走肉般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们自以为活得舒适，但却是真正的悲哀，而你不是！本来绝对的好人或坏人都是不存在的，而有些人出于某种目的要把你说成一个绝对的坏人，这比宣传你是好人更让人关注你，也许这是那些人始料未及的。所以你根本不必在乎他们泼在你身上的脏水……这样想来，这一时的打击和诬谄，实在不能把你的名誉怎么样。

　　既然你是一个艺术家，既然你早就认定一切困难是造就艺术家的基石，既然你自愿抛弃舒适、温暖的环境而企望通过再尝痛苦去升华你的艺术……应该说，你自愿走一条铺满荆棘而溅血的路，因为这条路通向真理。那么，在这条路上所受的所有的苦，都应该引为乐事。扔掉你背上的十字架，你扛起的该是昭示正义和真理的大旗。希望不是靠别人的赐与，而是靠斗争获得，这种斗争首先是战胜自我的斗争，是靠自己身上的人格力量来影响别人。我如今唯一希望的就是，当我们重新相聚的那一天，我看到的还是原来的你，是真正的大写的人。”

　　第二封信是6月14日写的，信中说到：

　　“王灿父医生（指中央某首长）的无奈，因为不在一个层次上，自然当权者想到的更多的是权力而不是真理，牺牲个人以顾全政体，是必然的，所以企望自由的赐与是不切实际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得抛弃幻想，脚踏实地地一天天熬下去。中国人善于制造冤假错案，而平反又需要时间，一晃二十多年的右派已是实例。”

　　而今我所在的双河农场，就有许多强劳人员是被注销了户口而长期囚禁的人。正因为如此，有可能我得在此寿终正寝了。

　　接着，向宏又在信中列举了晚清戊戌变法的谭嗣同，她说：

　　“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本可以向南方一走了事，逃过清廷的追捕。但他以为革命就要有牺牲，牺牲才会昭示世人的觉醒，所以留在北京等人来抓他，然后从容就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谱写了一代英雄的篇章。何等壮烈，何等可歌可泣！这是他首先战胜了自己，然后才战胜了敌人，征服了世界。”

　　看到向宏鼓励的话，我不知自己能否算做悲剧中的人物。当时我确已觉察到自己危险的处境，那时王家骐（我的诉讼代理人）从监禁他的牢狱逃出来。他的处境使他明白地告诉我，他已不可能再代理我的行政诉讼，并指出我危险的处境和可行的三种结局。他对我说：一是撤诉。和公安局私了，可给十至十五万元赔偿；二是跟着去南方。当然我明白是逃亡国外的路；三是留下继续抗争。但结局是难以想象的。我没有选择第一、第二方案，毅然留下，等待残酷的命运。并非我轻信了法律，我宁愿以身试“法”是因为我把起诉北京公安局的诉讼当作民告官的行为艺术，去检验中国法律的壮严或虚假，以强加在我身上的迫害昭示天下。因此，我毅然留下等待命运的抉择。我们在腥风血雨的黄昏握别的，他上了南去的列车，从此家骐流亡海外，鸿儿接见时告知王家骐已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客座学者。我被逮捕后，他给向宏打电话，说我的事不是申诉而是起诉北京公安局的再次迫害。他怎能知道，我失去的不仅是自由，也包括所有的权利。

　　第三封信是6月15日凌晨写的，信中摘录了袁红冰写的《荒原风》中的许多篇章与我共享：（袁是北大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因发起支持我起诉的签名，早我一月被秘密逮捕，至今下落不明。）

　　“庸人以种种渺小的欢欣构造平庸的喜剧，而英雄则以伟大的悲剧为生命的目标。那悲剧的魅力在于清新的血腥气，噢，那血腥气多像寂静的白桦林中的气息。”

　　“也许，在生命的普遍堕落中，理想只能淡化为梦幻，就像冻结在夜空中的闪电。然而，即使是梦幻，那也是强者之梦。强者的梦幻永远比懦弱者构成的现实更加接近真实的人性，更具有生命的美感。”

　　“无论命运的遭遇如何，这梦境强悍、锐利的轮廓都将在历史的进程中越来越清晰。如果阴郁的命运能以对生命的辉煌的理解，像冲出云层的荒原之鹰一样，冲出阴郁的极限，而在历史的苍穹中燃起深红的光荣的命运之火，那英雄的梦幻就将成为一个壮丽奇迹的强悍的灵魂。”

　　“把生命献给了理想，那就迎接尘世中的种种苦难吧！在艰苦的磨难中，生命的形象可以憔悴如枯木，而精神却一定丰盈如满月──那正是人类走向崇高的希望。”

　　“如果人生是梦，与其做一个庸人之梦，不如做一个悲壮的英雄的梦。”

　　“在同必然性的决战中使生命变得秀美，在同宿命阴影的搏斗中使精神获得自由-─-那正是生命的意义。”

　　“他绝不使痛苦化为长叹，因为他是高傲的男儿；他要使深沉的悲怆，化作鲜血迸溅的欢笑，因为痛苦是他为追求生命的自由而选定的命运。”

　　“啊，就让心中充满了泪水，而眼睛里闪耀起太阳的光辉！即使泪水在心中凝结成千载寒冰，也决不会流淌，因为男儿的泪一滴千金；即使孤独的痛苦就是他生命的主调，红日也要永远在灵魂中燃烧，因为男儿的心可以比深黑的岩石更坚硬。”

　　“自由的心灵是美的本质，生命美是美的主体，而自然美则是晶莹洁白的精神之光将自由的心灵变幻无羁的情调，投映在自然原始形象之中的绚烂多姿的梦幻。”

　　“艺术美的意义在于表现美的主体-─-生命美。古典的雕刻和绘画通过对生命形式的描绘来表现在与命运抗争中，自由心灵的种种情态。而现代派艺术则越过有限和无限的界限，直接以抽象的象征和隐喻赋予无形的心灵以现实的意义。自然主义的艺术只体现能激起自由想象的客体的原始美，而浪漫主义则要使那客体的原始美中摇荡起理想的波影……”

　　“如果为了追求火红的朝阳必须首先在寒露弥漫的夜色中行进，勇敢的灵魂就将毫不迟疑地跨入黑暗。紧搂着悲怆的美，踏上苦难的命运旅途，而心中却激荡着疯狂的喜悦-─-勇敢的灵魂为他能以对苦难命运的选择，来证明他对美的追求的真诚，证明美那比生存更动人的魅力而欣喜若狂。”

　　“流淌着鲜血的美，才是美的最深沉的色彩，因为它饱含着最真诚的情感，它是美的魅力那殷红如血的极致。”

　　“噢，勇敢的生命，你决不要放弃真诚的情感，就是为了在心中保留真情，必须经受重重的苦难，也在所不顾。因为，没有自由的意志，美就失去了希望，而真诚的情感泯灭了，自由的意志就失去了美丽的内涵。”

　　“痛苦的命运是宿命给勇敢的生命作出的血腥的结论。那阴沉沉的结论之中囚禁的，是自由的渴望。然而，在干旱的荒漠中，一定会生长出顽强的生命，英雄就是痛苦的命运之风在刚强的意志上蚀刻出粗犷豪迈的生命。”

　　着这些文字，我似乎回到了和袁红冰、向宏交流的时刻，使我的内心充满着激情……

　　最后，向宏又写道：

　　“只要精神自由奔放，心灵繁花似锦，个性勇敢坚强，生命的火焰就将永不熄灭。人生征途上高视阔步的英雄，将以悲惨的命运赢得千古风流！”

　　1994年7月1日

　　下午清监，我又是重点，所有的东西被翻了个里朝外，这是班长史林打小报告的结果。只是我早已有所准备。他们并未翻出什么來；但人心叵测，我不得不防。

　　清监结束后让我去领邮包，邮包在办公室打开后，由于中队长和另一个队长仔细检查每一件东西，他们把食品的塑料袋拆开，纸合启封，通过两道关口检查最后才交到我的手中。我回到班里，看到邮寄的物品中，有一双粉红色的胶皮手套，在手套的指尖中，我摸到一个极小的条子，只有半公分宽，密密麻麻写着些文字，是向宏的笔迹，最后一句敦促我“每日笑对朝阳”。她怕我承受不了命运的摧残，仍时时不忘开导我。

　　每日笑对朝阳，用朝霞的绚烂色彩编织着一个个幻想，的确让人神往。然一旦幻想破灭，我仍是孤寂一人被囚禁在水泥房和铁栅栏之间，仅只能望月兴叹，把生命消耗在永恒的梦幻之中。有谁能看见在万籁俱寂的黑暗里，在钢窗铁栅之后那一双幽灵般渴望的眼睛呢？

　　在我想念之际，春柳来信了，信中她摘录了普希金的诗句：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不要愤慨，阴郁的日子即将过去，相信吧，那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

　　她劝我在身陷逆境时，不要悲观失望，并列举了司马迁宫刑而作《史记》，屈原放逐而赋《离骚》，要我振作精神，坚强生活。信中写道：

　　“家中一切无须你担忧，你且静下心来好好调整自己的思绪，客观地分析问题。有道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为了你的艺术，为了儿女，你先得考虑生存的权利问题。作为你的妻子，从感情上说，我早该继当年千里寻夫之后而今万里探监。但目前公司处境艰难，使我难以抽身。我若能保住公司，使你和儿女有个依靠，就算尽了我的一份心，日后对你也有个交待。如果我一时去不了，你休要埋怨，待我有机会定来抚慰你孤寂的心。”

　　妻子如此坚强、明理。想当年，为了追求艺术，我辞妻别子，接踵而至是长子被害、我被拘捕入狱，留下一个破碎的家和将要倒闭的公司让孤苦伶仃的她去承担，我这作丈夫的真愧对她呀！

　　1994年7月3日

　　又收到向宏18日的信。信中告诉我：我们大家都像你想我们一样想念着你，只是希望你不要总沉浸在这种情绪之中，应立足现在，放眼将来！并说昨日在信中谈到政治犯的字眼，让我别计较，他们现在把我说得越坏越有利。她还提到遇罗克、张志新，他们都是因为一句话在屠刀下成为新鬼的。悲乎！

　　北京市劳改局王局长视察双河，他的光临使劳教所忙了整整一个星期。今天上午，我看着一流烟而来的轿车和警车开进了中队，大大小小的官员拥着这位京官上了楼梯，然后在会议室听他的训导。想起被查扣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发不出去的“起诉状”，我决定闯入会议室去递状纸。走到会议室门口，喊了声“报告”就推门而入，我把状纸直接向王局长呈递。这时于中队长和李指导员同时跑了过来。于中队长狠踢我一脚，并一把夺走我的“起诉状”，李指导员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推出门外，门砰的一声在我身后关上了。两个中队领导不由分说拖我去了办公室，于中从他的抽屉拿出了二付手铐和二支电警棍，对我咆哮道：“破坏改造场所秩序，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赶紧声明说：“于中队长，我告的不是你们，这是状告北京市公安局的起诉状，我总有权利自己为自己申冤吧？我抗议对我的劳动教养，这是北京市公安局对我的报复陷害；我是原告，我的行政诉讼未开庭，被告公安局竟抓捕了原告，竟然将我投入大狱……难道连这最后的起诉权利也被你们剥夺？”于中队长拿起手铐在桌面上拍了一声，厉声喊道：“这是监狱，有监规所纪，有你这么乱窜告状的吗？”“‘水满不过桥’什么事都得一级一级向上反映，你直接向北京市劳改局告状，把总场、分场、中队不放在眼里，这是无法无天！”我说：“起诉是我的权利，你们查扣我的《劳动教养决定书》，是限制我的起诉。”“你告公安局都告到这里来了，你还不吸取教训，共产党的政权，靠的是我们这些头戴国徽的公安警察去维护的，你告得倒吗？”于中队长说完这句话，又拍了下手铐，拿着那根电警棍，按了下开关，只见电警棍立即吱吱直响，啪啪地窜出一道道火星来。

　　一直未开口的李指导员说话了，他黑着脸，用手指反敲着玻璃台面，他说：“严正学，到了这里你就是个劳教人员。过去你是人大代表，是美术家协会主席，是画家村村长，这是你过去的荣誉。自进了这个大铁门，你就和你的过去告一段落。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劳动教养人员，懂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区别对待你。你女儿来探视，带来了许多资料，几十家报纸支持过你状告公安局，但结果怎么样？你坐牢，他们就不响了，吃苦的是你。到了这里你得清醒，要实际对待一切，我们安排你管筒道，没有让你下大班种田，是照顾你。你应该知足，思考怎样平和地走完这两年，你再折腾，不是自己害自己吗？”

　　“要折腾两年后出去再折腾，在这里，最牛×的也得老老实实待着”于中队长插这么一句话，又把电警棍弄得吱吱直响，接着又说：“你牛×得过电警棍吗？是龙也得伏着，是虎也得卧着，我们没有对付不了的人，电警棍它可不吃素。”

　　1994年7月4日

　　早上被苍蝇吵醒，嗡嗡的一大堆，围着我的脸飞来爬去，它们的昼夜成群袭击，真让人招架不住。前几日清监搜走了我的行政起诉状，还清走我的一些信和文字资料。这些文字都是零星记下的思想片断，其中有两页写着：

　　“作一个勇于将人生体验与自己的艺术哲学和思辩相结合的艺术家，勇于从自己的心灵去开拓、寻找艺术的真谛，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仅搬弄形式而拒绝沟通的艺术是令人生厌的。”

　　“在孤独和冷漠之中，我的意识和潜意识都在轰鸣。有谁把自己置于古老的祭坛之上，去体验五千年皇权在死亡之前的垂死挣扎？对这种统辖在特权之中的法制，不知该哀悼还是咀咒？然而，不可阻挡的民主潮流正在冲击古老的中国赖以存在的专制与特权，我的‘行为艺术’已超过这种特权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我才遭受这永恒的禁锢。”

　　“社会包孕着虚假的法律、虚假的民主和虚假的生存权，在摇摇欲坠的虚假繁荣的喧闹声中，我的‘行为艺术’却敲响了沉重的晚钟。让貌似庄严实则虚伪的法律所掩盖的内在的堕落和无可救药的野蛮暴露在光天之下。”

　　“荒谬的是国人相信了庄严的法律，并寻求司法的救济，幻想以此来伸张正义，殊不知制订法律和执法的人并不看重法的庄严，只是以法为障眼物，堂而皇之践踏之。”

　　今天李指导员一言未发地还给我这些零碎的文字，不知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文字的。

　　1994年7月7日

　　昨晚幽梦还乡，在天都玉女峰上畅游，那似雾似雨的云团带来丝丝凉意，点点露水洒在我的脸上，将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揉着朦胧的睡眼，惊起几只吮血的蚊子嗡嗡飞走。此刻，囚室的灯发出耀眼的光亮，筒道里的三道铁门在水银灯下寒光逼人。我突然又想起《毕加索传》中阿波利奈尔的命运，他终于没能走出这望不到尽头的筒道，也许，没有人能拯救他的命运。事实是阿波利奈尔在下达释放令的前一天死于肺炎。此刻，我似乎看见阿波利奈尔那绝望的眼中，正流淌着潮一样的泪水，交织着水和火的光影；眼球上的高光所放射出的希望即将黯淡，啊，这是他弥留之际的眼神。我翻身跃起，立即用铅笔在信封上构画下这绝望的眼睛，那高光，我画得很亮，因为我不愿希望之光黯淡。我把《黑暗中睁大你黑色的眼睛》作为它的标题……铁窗外，残星点点，已不知这是多少次的憧憬，迎来又一个朝阳。

　　昨天收到宏、鸿的信，还有一封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们写的，画友们寄来殷切的希望，言词切切，真使我感动。鸿和宏还告诉我，去画家村时碰见去年在青龙桥游泳时被我救起的唐山画家杨绍斌，一见面便眼泪哗哗，说一定要来黑龙江找我，陪我在这里劳动。他们一个个充满了感慨，宏说自己好不容易才劝阻了他们。徐良已把画和信带给了向宏和鸿儿，现在她们把重要的内容用密写的方法处理。

　　我们把书信后的密写称为“背书”。在这封信的背书里，宏谈了我的真实处境和当前的时局，我才知道：我的逮捕、劳教是国务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下令，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苏仲祥批捕，并被列为94年第一大案。还有一批人因我的案子遭逮捕。除了北京大学法律系袁红冰、王家骐（后出逃）以及周国强、王慧外，还有许多人也都同时逮捕，投入监狱。

　　今天，我构画“地火”系列的草稿。我想以钢窗、铁栅、残桓断壁在人类灵魂的地震中倒塌和断裂龙柱，来表达社会大灵魂的毁灭。被燃烧的土地熏黑的太阳，在代表法西斯蒂“ ”的巨大图形中堕落，这就是“地火”系列的内涵。同时我还在构思另一张题为《甲申350年祭》的画稿。　　

　　缺医少药，连排泄都受到限制的生存状态，使强劳者一批又一批倒下。晚上的禁锢是一级的，绝对不让出去，到早晨筒道里便是一片恶臭。我几次要求改变这种恶劣的状况，但收效甚微，后来我就自己想办法改变这种状态。既然你们让我管生活区的门，我就不在此设卡。我把原来列队报数、集体如厕15分钟的规定，改为如厕前在门口黑板上自己签个姓，回来后自己擦去的方式统计人数的出入。这样无非是我这里多了些麻烦，但对那些急于排泄的人总算是开了方便之门。尚不知破坏这条监规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为我担忧的朝鲜族吴队长就两次好心规劝我，他说：“让强劳人员零星去厕所，万一跑了人，你会受加期处罚的。”吴队长操我的心，我又操这帮强劳者的心。无论如何，我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同类，捂着肚子乞求，憋不住又拉一裤子粪便；好在这帮流氓也没有一个起歹心的，要逃跑也不能选在我给他们提供方便之时。我不再考虑事情的后果，下决心要改变共同生存的环境，不能让这个被称为“圈”的地方，成为人畜无异的场所！

　　人只有面临死亡的威胁，才能醒悟到生存的意义，即使将受到严惩，也不能坐以待毙。

　　1994年7月9日

　　尹萌又躺倒了，横卧在厕所边上，又吐又拉，奄奄一息，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它们舔他的排泄物、呕吐物，又成堆地爬在他的脸上、嘴上吸吮……我喊了两个强劳人员拖他回中队。没有医生，队长只自顾筑着方城，今天又是小礼拜，一切只能忍着，听天由命。人走到这一步，已不需要再用“可怜”的字眼了……

　　1994年7月10日

　　赵成几天闷声不响，问其缘由，方知他家里来了电报，母亲亡故，但黄教不准他回去奔丧。赵成说：“不到一个月我就解除了，要给黄教送钱才能让我去奔丧，我哪里有钱！”。晚上我在筒道值班，于中队长见我在看书，冲我嚷嚷道：“是不是值班值腻了，告诉你，值班不能看书！”我瞅了他一眼，没有放下书。一天从早6时到晚9时。将我永远固定在这把椅子上，而我的一举一动，却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我知道，他们怕我写什么，特别是史林汇报后，我便受到一级的监控。但我又不能不记下我对生活的感受。我知道我这样偷偷记日记很危险，为此我在值班室东南窗台上放了两块玻璃，玻璃后涂上黑颜料，通过玻璃片的反射，我隐约能看到监视者的行踪。这样我才偷偷记了近二十页的日记。在这种时时会遭杀身之祸的恐怖中，在时时有被抄走而罪加一等的状态下记述的文字，尽管断断续续、零乱不堪，尽管其中还有太多的语法修辞毛病和错别字，但毕竟是我心路历程的反映。

　　因为我的“政治犯”身份，所以没有一个警察敢切我的东西。但也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那个训斥我的于中队长。从中队安排我值班的第一天起，他就好像有恩于我，对我说：“我能让你值班，也能不让你值班。我能让你上，也能让你下。”说完就把我的日本进口的电动三洋刮脸刀拿走了，说是不能私藏刀具。

　　据说于中队长在总场有后台，于中队长自称毕业于齐齐哈尔师范，是精于权钱交易的“灵魂工程师”。强劳人员告诉我，黄教是豺，他宰你一刀，让你出大血，他卡你，让你暗中用钱求他。所以，保外就医、减期、劳积（即劳教积极分子）都捏在黄教手中。于中队长是狼，他只有另散的小权，只能拿伙房、水房、管筒道、打扫卫生等轻杂工去索取利益。于中队长没有黄教阴狠，他是公开的索取。只要你一个月不上贡，他就会让你一个月也呆不下去。所以“能让你上，也能让你下”成了他的口头禅。其实我并不在乎他对我怎么样，值不了班就下大田，深一脚浅一脚地同样过一天，一切都无所谓。

　　向宏来信的“背书”中又说，我的事再次证实是北京市政府定的94一号“通天大案”，她说人民日报一个总编告诉她此案还有江泽民的批字，是陈希同下的逮捕令。从古至今，在统治者眼里，敢和国家机器抗争的人就没有好下场，何况我所坚持的民告官行为艺术真正触动了他们的特权，如果容忍了我，就损害了他们那个统治集团的利益。让我先回团河农场等等，都是无稽之谈。向宏说：这是警方内部传出的消息 。这是公安怕家属抗议所用的两手；硬的一手是整天跟踪你，使你无法和舆论沟通；软的一手则是哄着你，故意放出只关押半年的希望，让你忍着，而不去抗争。给我扣个偷自行车的罪名，显然是他们的一个失误。当时他们若第一方案失败，第二方案就是找个“鸡”，给你编个桃色案件，或套上个“强奸”的罪名，就更能欺骗誉论，而置你于死地。所以向宏说：“别后悔自己中了这个圈套，其实，在你实施民告官“行为艺术”开始，就有一个军团在绞尽心机对付你，其所以要陷害你，是因为心虚害怕你。”

　　不管如何，如今我必须勇敢地接受挑战。我庆幸自己在被逮捕前那段时间所做出的姿态，表明我并没有妥协和气馁。4月12日《浙江日报》的文章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他们对我的报复是蓄谋已久的，他们早就整好材料，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正如向宏所说：抓你表示了他们的一种姿态，是杀鸡给猴看……

　　正写完这一句，于中队长突然推门而入，迅速拿起这页日记，厉声问我在写什么东西。真是冤家路窄，偏偏这一篇的许多段落写了他和黄教的为人，现在竟落到他的手里。好在我的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挤着看起来很费力，他要拿走，怎么办？我预感到他强行收缴的后果，下意识地挡住他的去路，可又不能从他手里夺回来，我急中生智，拿起热水瓶给他倒水，并故意失手落地。“嘭”的一声，溅了他一裤子玻璃碎片和热水。在一片水雾中他火冒三丈，暴跳起来。他把写着日记的这张纸往桌上一拍，并重重地打下一掌，厉声喝道：“怎么搞的？”在他低头看裤子的时候，我顺手拿起稿纸，揉成一团，并用另一只手摸出另一张写了字的纸，迅速对换后，将原来那张纸塞入鞋底。紧接着，我用这张替换的稿纸，浸入水中，揩着他裤腿上的小玻璃片。由于用力过猛，我的手被玻璃碎片扎出了口子，殷红的血一滴滴渗透在纸团上……少倾，于中队长似乎记起了什么，问我稿子的去向。我拿起这团废纸，小心翼翼地把它平铺在桌上，此刻，它已面目全非，能够辨认出的一个个字迹，都表明我写的是艺术论文。于中队长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忍住气走出值班室。我终于吐出了一口气，庆幸自己从“在劫难逃”的厄运中解脱出来……

　　夜色从四面八方袭来，终于凝固成一片黝黑。我打了个寒颤，坠入这盼不到黎明的黑暗之中。离群索居，幽禁异乡，远离亲朋和真实的生活，一种莫名的悲愤和孤独又在我心中升起。我想呼叫，我想呐喊，我用椅子撞击着值班室的四壁，……想起如今陷入囚室，在权力和暴力、瘟疫和灾难的非人折磨中生活，像个木乃伊似地处于时时刻刻的监视之中，什么也没法干，什么也干不成，仅留下思想掀起的波澜，时时冲击着心灵。我珍惜生活，渴望生活，而生活却把我抛入与世隔绝的深渊。此刻，我从布鞋的夹层里拿出那篇日记，用尼龙纸包扎塞入窗台下的砖缝中，这样才有了些安全感。我终于相信，孤独能使人更深刻地观察生活、思考人生，孤独迫使你只能和自己的灵魂对话。梵高被称为人世间最孤独的人，尽管他为那个时代所不容，但他却是主宰自己命运的强者。因此，他赢得了人类永恒的爱。如今，我虽被严密地监视着，被剥夺了绘画和书写的权利，但我的精神是自由的，我的思想无法被专政，无法受钳制。强权禁锢的仅是我的肉体，而无法禁锢我灵魂的骚动。

　　夜仍是那么漫长，那么黑暗，想起了我的亲朋，我貌似孤独又并不孤独。我们相互沟通着心灵，共同体验着命运的苦难，并在这极端的痛苦中领悟着生命的意义和悲剧的崇高精神。我想着我的作品的主题，想着如何去表现这种崇高精神。在冥思苦想之中，我似乎看到希望的曙光在天的尽头微微闪烁。

　　1994年7月12日

　　“昨晚中队的公猪‘大牛’也得痢疾死了，今天我们可有肉吃了。”这是早上一个强劳人员宣布的。我琢磨着这么多人得了痢疾，现在谁又有胃口吃这病死的猪肉呢？

　　中午之前，死猪被剥皮切块，拿回食堂蒸了两大盆肉；晚上的菜，因多了点儿油汤，味道好极了，馋得一帮人急不可耐。我本是铁下决心不吃死猪肉的，却被勤杂班的伙房班长吴成龙唤去，到盆中捡肉吃。似乎盛情难却，也许入乡随俗，挡不住诱惑的我终于开怀大吃。

　　老吴说：“平时，杀了猪是轮不到我们吃的，每次都让政府干部瓜分了。”

　　张三顾左右低声而言：“李燕利曾说：‘在这里杀条牛也吃不到油腥，杀头大象才会给点下水吃。’为这句牢骚，他被罚站了半天的筒道，还挨了电。”

　　已三个多月未吃上肉了，我大口吃肉，狼吞虎咽，吃完后抹着嘴巴时又深感懊悔，尚不知此死猪所染的急病是否会传染给人，这本该挖坑深埋的死猪却被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想起亲朋们的期望，我又后悔不已，我后悔自己怎么如此轻贱、贪婪？如今瘟疫肆虐，得病的已超过六成多，在这与蚊蝇为伍的场所；在这到处是病员和排泄的秽物的地方，在这种重复交叉感染至今未能控制的监獄里；我竟然吃下这死猪的肉，实在有些后怕……是否我也不想活了，不去躲避这场瘟疫和人为的灾难，而自愿就范提供我病死獄中的证据。

　　夜晚，吃肉后的内疚和后怕，唤起我对亲朋的无限思念。在这种愧对亲人们的复杂情绪中我沉入梦乡。人在生存受到威胁时，往往会做出最生机勃勃的梦。这或许是对现实的一种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