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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6日
以公安局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拖延了9个多月，没有开庭；而刑庭突然介入，以警察个人作被告的“公诉”却强行开庭。当日，海淀法院戒备森严。在一个很小的法庭上，关注此案审理的记者们都被拒之门外。作为被害人的我，只准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不到20分钟，既不让我在法庭上讲话，也不准我出示证据。这个有如闹剧般草草过场的官司，终于使我看清了法律的虚假和无奈。但我却万万未曾想到另一个陷阱正张启大口等待着我。
4月18日上午，我正在一个朋友家， BP机响了。接通电话，是公安局让青龙桥派出所李所长出面邀我赴宴，他们说：“这事完了，今后我们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双方要沟通、谅解……”
警方的盛情难却，我没有多考虑就推了自行车向西郊骑去。到了圆明园画家村，我的画室的转角处站了个陌生的人，在另一旁也站着个陌生人，没看见有画家过来，鹿林倒是闪现了一下，没说一句话也走了。我觉得气氛凝重，放下背包，锁上画室，就去了青龙桥派出所。李所长热情迎我而来，重复说着：“你看订了桌酒菜，都等你到十一点半了，不见你来……”他让我坐在办公室等着。此时我的BP机又响了，是我妻子从浙江椒江打来的长途呼叫。我起身走到自行车棚，欲骑车去打长途电话。所长笑嘻嘻地紧跟上来，他说要陪我去电话局。奇怪，我怎么连电话局都找不到啦！我说不必劳驾。刚抬头，就看到大门口严严实实地倚门立着两个壮汉，用同样的一种姿势，把两手交叉在前胸，十分警惕地注视着我。李所长看我不同意他陪我去电话局，马上就说：“在我办公室打吧，何必去电话局呢？真是。”这个“真是”牵制了我仍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但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我还是起身要走，所长仍是“热心”随同。僵持之中，杨晓利来了。这个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的官员，一改过去和善的颜面，目无表情地仍把那只掌握生杀大权的手伸过来，而那只举足轻重的脚却在门槛上磕碰了一下。他站稳后，狠狠地说：“你的事完了，我的事还没完。”
我们握了手，两只手都在暗暗地较劲。我对杨说：“我们双方心里都明白，我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和辩解都是徒劳的，今天我是鱼肉，你是刀俎，该杀，该剐，你就看着办吧！”杨说：“你是被别人当枪使，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攻击中国的人权。”“你知道不知道，美国之音、 BBC 、海外的报刊叫嚣：这是继6·4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知识分子签名呼吁。”杨晓利拿出一张纸，接着说：“你要维护党的信誉和公安的形象。只要你写个声明，你的事就完了！”自由，自由在招手，这垂手可得的自由正诱惑着我，但我甚至想都没想，便拒绝了。我宁愿坐牢，也不愿出卖良知。我说：“执法者的形象应用执法者的行动去维护，而不是我的所谓声明！”我知道我要为我的抉择付出代价，这代价是自由的丧失和永无休止的折磨。既然我成了他们的囚徒，他们便能一百次的审讯，一千次的逼迫威胁。在全封闭的监狱里，折磨我的精神，摧残我的肉体，送入苦役犯的集中营，去干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我完全明白，我拒绝声明的结果是自由丧失的地狱之旅。
果然，我被宣布拘捕，并由4名警察轮班看管着。丧失自由以后，我第一次静心思考问题。在我之前，已有许多的支持起诉的人以种种借口投入监狱，我想我命运的归宿也必然如此。为什么我会成为特权的眼中钉？一是圆明园画家村受到中外媒体的关注，成为热点。二是圆明园画家村处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敏感区域的中心。因此早有传言警方要取缔圆明园画家村，毒打“村长”只是取缔画家村的前奏……艺术对于政治家真有那么可怕吗？从不愿意关心政治的艺术家竟在政治家眼里成为天敌，在政治家铁腕的操作下非被置于死地不可。
我是一名画家，从默默无闻的边远城市--浙江台州来到京城，只是为了潜心追求和发展自己热爱的绘画艺术，历来不愿涉足政治。我无辜被警方非法拘押，惨遭毒打致重伤，起诉海淀公安分局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人身尊严和合法权益，这是我国现行法律赋于每个公民的权利，我是只为了讨一个公道,去起诉公安局一个小小派出所的违法行政。政府如能依法审判，起码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增强人民对于法律的信心。当权者不是天天喊着“要法治，不要人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人民法院只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公正的判决，我就满意了。这样做，对我来说，有了说法，维护了公民合法权益不被侵犯；对执法机关公安局来说则体现了依法行政，有错必纠的良好形象。
可是执法者是不能认错的，统治者永远伟大正确的统治心态，已深入到它的每一个统治细胞，连一个派出所的错都不能认，报复和陷害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不开庭、不认错，甚至在我为追查儿子死于非命事件的重要关头，竟用一纸开庭的传票，骗我回北京，背信弃义地给一个“不开庭”的结局，致使京城各界人士签名呼吁，要求法院公开审理公正判决这件侵权行政案件，其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和维护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和安定团结的局面。签名的人士中知识分子占了多数，签名呼吁行为并未触犯国家的任何一条法律，作为被告的公安局为什么却讳莫如深，难道知识分子至今仍被打入另册吗？
至于美国之音 、BBC、法广报道什么，不是我能干预的。如果美国之音 、BBC、法广报道了我的行政诉讼，报道了各界人士的签名呼吁，就要认定我犯了罪，那简直是对法律的戏弄。
把知识分子当异已对待，真不知他们的作为又倒退到文革的何年何月？用抓我、监禁我的方式去解决行政诉讼，不仅说明了法律的虚假，而且是对法治失败的承认。
圆明园画家村在国内外媒体上备受关注的同时，也备受北京市警察的关注，凡冠以圆明园画家的展览，总是被警方封杀。92年10月，画家村集体展示的《自由艺术家画展》，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展览一天后被禁。接着在1992年12月份，因在中国人民大学展览受阻，迫使我们在人民大学门口手举作品展示和游行抗议。93年初圆明园五人画展流产；原定3月初在炎黄艺术馆的展览，也被官方以消防安全为借口予以取消；后在圆明园村的露天展览再遭夭折；至93年5月份，画家村设立的“圆明园艺术家作品陈列室”在开张的第一天，即被前来的警察查禁……
一帮聚居在福缘门村的画家被警方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要予以取缔。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在春节前就秘密调查了每一个画家，而被推为圆明园画家村村长的我，更是首当其冲。没想到的是，他们2月份作了调查，3月份我却被椒江市人民选为市人大代表；这一时间差的身份改变，并没有阻止“7．2”事件的发生，反倒使“被殴打的人大代表状告北京市公安局”成了中外舆论的热点。
一开始，我仅仅是要讨一个公道，亦天真地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换句话说，我是在用艺术家的“行为艺术”检验法律的公正。但接踵而来的事实却证明了“逆我者亡”的古训。中国的法是特权赋予的，权大于法，法又能怎么样？法维护的就是这个权力。今天你敢于对中国最大一级政府北京市的公安机关起诉，不治你，能治天下吗？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是，他们要以什么罪名来惩治我呢？
下午6时，福缘门村的片儿警小白给我送来一碗蛋炒饭和一杯水，这个警察学校毕业的警察是管画家村的，他也最明白我的为人和画家村是怎么回事。因此，当我们目光相对时，他似有什么劝慰的的话要说，但却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我想起当初我被打后，他曾几次来我画室，义愤地说起他们内部那些素质不高的警察确实应该好好管一管。可如今，挨整的却是被打的人，这是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呢？我望着他苦笑了。
我被严管后，在青龙桥派出所的临时拘留室，4个警察不眨眼地盯着我，陪我渡过漫漫长夜。
4月19日下午，一辆蓝白相间的警车载着我一路呼啸着，从颐和园青龙桥派出所开出，经一巷相隅的东宫门派出所前（也就是非法拘禁殴打致我重伤的派出所），驶往圆明园东侧的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公安分局厢白旗看守所。看守所前早已聚集着扛着摄像机和举着照相机的记者，戒备森严中，我被挟持下车，进入看守所。全面抄身后，我被搜走身上全部物品，BP机、钥匙、手表，连皮带鞋带都被撸走了。在照相机的频频闪光中，我被推入一道又一道铁门，扛着摄像机的摄影师，将镜头对准我倒退而行，我被引进了精心安排的审讯室。
我第一次看见杨晓利身着橄榄绿的警服，戴着警帽坐在堂上，而过去，他一直是穿着便服的。在聚光灯的反射下，他帽子上的国徽闪闪发光，那熠熠生辉的光芒，那庄严的气氛，实在是该具有威摄力的。然而，恰恰因为在这光芒笼罩下的是他，使我不禁哑然失笑了。仅仅不到一个月前，他还对我说过：“你想得太多了，我们干嘛要抓你呢？”此刻，他堂而皇之地坐在权力的宝座上，毫不脸红地向我宣布以盗窃自行车罪对我作出劳动教养两年的决定。宣读《劳动教养决定书》后。杨晓利扬了扬头，阴冷的脸上泛着阴狠的笑，极其傲慢地抛下一句话：“不服，你可以申诉”。我说：“不是申诉，而是起诉，我要起诉你们违法的劳教决定。”
滑稽，真是太滑稽了。一时间，我想大骂，大哭，甚至大笑！我脑子中突然呈现出一幅画面--《一个贼的肖像》，是民选的人大代表！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说你是贼你就是贼！我曾以为，栽赃陷害是流氓、地痞的无耻伎俩，岂能相信执法机关机关算尽，竟操起权力的铁腕去干无赖的勾当，而且显得这般正义，这般庄严，这般理直气壮！我早已想到当时设自行车的圈套总得派上用场；但还是认为，就算这卑劣的伎俩成立，按法律，最多也就是行政拘留15天。然而我错了，劳动教养是公安机关绕过法律独断的强制手段，它不需要法庭审判，它想怎么摆布你就怎么摆布你，这就是中国特殊的“法律”，谁还能说什么？！你不相信也得相信，这铁一般的现实就发生在眼前，眼下的一幕不正是我的被告公安局要把我禁锢在暗无天日的大牢里所精心策划的吗？
两年，也许不只两年，甚至一辈子，我不能再说话。尽管这场旷日持久的行政诉讼，仍在无限期地延期着，但我的被告却已经抓捕了原告，判处了原告，劳动教养了原告，将原告投入了大牢。在身兼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和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官员双重身份的杨晓利得意洋洋的声音中，貌似公正的法律永远地缄默了。
对着摄像机镜头，我被挟持着跨过了一道道铁栅门，被推进了4筒2号约6个平方米的囚室，“咣铛”一声，我身后的铁门关闭了。我的眼前漆黑一团，看不清自己的所在。一阵昏眩以后我摇晃着向前移动了一步，伸出的手，触摸到的竟是柔软的有弹性的墙，我揉了揉眼睛，才看清这是由60公分宽、近3米多高仿人造皮革海绵包成的一块块背垫，它们齐整整地树立着组成一圈弹性的狱墙，连狱门后壁转角都包裹得严严实实。原来，这就是橡皮监狱，是个特殊的单人牢房。牢房的2/3用木板铺设严密，大概这就是铺位。铺前西侧地面上挖着个水泥坑，是大小便的蹲坑，一股难闻的臭味从那里散发出来。紧靠蹲坑是一个埋入地面下的方槽，是倒水、洗脸、洗衣的地方。牢房高5米多，一束昏黄的灯光从狱室的天顶洒下。围着灯光，飞舞着成群飞虫，让人眼花缭乱。由此我想起了白蚁，它们总是在大厦的要害部门筑巢、繁殖，最后导致了大厦的倾倒。
朝西靠着壁顶有一扇天窗，武警战士正在值班巡逻，他们的皮靴挡去了唯一的天光，使天窗的铁栅更加黝暗。燃烧的晚霞在皮靴的阴影中时明时暗，并被铁窗割裂成块块碎片。那玫瑰色的光束频频闪动，和阴暗的牢房形成强烈的反差。突然，我发现阴影中还躺着一个囚犯，他一边用眯缝的小眼瞅着我，一边昂着头吐着烟圈，而另一只手正毫不顾忌地伸在裤裆里“喀哧”、“喀哧”地抓着阴毛。他并不因为囚室中多了我而挪动一下身躯，仍是旁若无人地大字形半躺着。在这二人的世界里，我像一只进入狮笼的羔羊，蜷缩在那阴冷的角落里，没有食物，没有被褥，没有水……
此时，我才看清我的同号是个虎背熊腰的壮汉。他正大口大口地啃咬着火腿肠，把一包方便面嚼得格吱吱响。为了摆脱诱惑，我闭紧了眼睛，由于疲倦，我进入了朦胧状态……
“现实越黑暗，艺术越抽象。”我不记得这是哪一位大师的语句。艺术进入现代，为了表达内心真实，往往借助于抽象的语言。所有自然主义地用具象手法的描绘均显逊色。弗洛伊德对于梦幻世界的描述，开阔了对现实的新的认识。朦胧中，似乎有人对我施行催眠术，只见壮汉所吐的烟圈，一圈圈向我飞来绕在我的脖子上，使我窒息。潜意识中，为了打破令人气闷的沉默，我向壮汉问询：“喂，朋友，你是为何来此的？”“歇×，轮得着你来问爷的事吗？说出来可吓破你的胆，我是个杀人犯！”沉默，长时间的沉默，致使心灵紧缩。难道这是死牢？我正和死囚共同等待死神的召唤？壮汉仍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一小瓶二锅头拿在他手里不停地呷着，并一口一口咬着他那一堆肉肠，对他饥肠碌碌的同号，毫无半点怜悯，并不时射来一束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这目光更包含几分讥笑，使人心寒。
在青龙桥派出所拘捕我时，我早已作好以死抗争的准备，我的西装下部的小口袋里装有一块小玻璃片在搜身时未被发现。但我不想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曾在圆明园画家村所记日记《梦断圆明园》的题记中写道：“我崇拜死亡，因为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此刻，尽管死亡是对苦难人生的解脱，尽管我已陷入求生不得、求死无门的境地，但我仍为我将如此无声无息地死亡而悲哀。
片刻，窥视窗打开了，一个阴冷的声音命令我去接递进来的两个窝头、半块咸菜、一碗水。我把它们并放在地上。盯着窝头，黄金色渐渐放大，又渐渐模糊，我的眼前出现了权势者杯斛交错的酣饮场面。盯着那块咸菜，茶褐色放大模糊后，是一滩滩鲜红的血色。它重叠出许多杀人的场景……滚动着“反腐败”“反官倒”呐喊的百万人大游行、队伍前用布条束住嘴巴的绝食者……之后，又重叠出一片火光，那火光被黑夜包裹，在黑暗中挣扎颤抖，在一声接一声的“法西斯”、“刽子手”的反抗声中，持枪的军队在隆隆战车和子弹呼啸声中过去了，留下的是一滩滩冒着热气的血迹。我合起眼皮，黑暗中，我的眼前又出现一滩鲜血。那是我死于非命、暴死街头的儿子严溯宇躺在血泊中的镜头。一辆未开车灯的货车在夜色中急驰而去……儿子死了，这是我最不忍目睹的场面；我掉下一串串热泪，它滴在那碗清水中，荡漾起波澜。那波澜一圈圈向外扩展，变成怒涛……此刻我就在那片黑色的旋涡中挣扎。北京市公安局对我泼尽污水。当权者在它的电视、广播、以及铺天盖地而来的报纸中，把我说成个“贼”……我要抗议，我要呐喊……而如今我面对的竟是禁锢的监狱。我还能说什么呢？所有的权利早已被剥夺殆尽，剩下的只有“绝食”这最后的抗争。我看着并列在眼前的窝头、咸菜和水，苦笑着。尽管我已一整天没吃没喝了，但我还是决定绝食。我只有以死抗争这一点点可怜的权利。
西墙的铁窗外，晚霞褪尽，武警战士仍在我牢顶上巡逻。壮汉酒足饭饱后，不时抬头瞅我一眼，值班的警察每隔二十来分钟便透过门上的小窗向内巡视。我那发自内心的寒冷使我无法自制。我想起了家人和朋友，他们一定在为我担心，可我更担心的则是我还放在圆明园画室中的日记和许多资料，倘若落入警方之手，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终于，壮汉鼾声如雷；终于，我熬到了窗口发白。身心交瘁中又送来上午的牢饭：一碗飘着几片菜叶的咸汤和两个金黄色的窝头。我把它仍并列在墙脚。尽管我饿极了、又渴极了，意志力束缚着生命的本能，我仍是动都不去动它……壮汉吃的是火腿肠、糕点加饮料。似乎是故意的，壮汉大吃大喝的镜头是如此强烈地刺激我的感官，使饥肠碌碌的我不堪忍受。我张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咽下那口苦涩的空气，闭起了眼睛。世界的一切又沉入一片黑色的混沌之中。
突然，“提4筒2号严正学”之声由远至近喊来。牢门打开了，一个管教领着我走过一道栅栏门，迎面走来一个穿蓝色警服夹着皮包的人。他向我投来一束惊讶的目光，我抬头直视，他即把目光转了过去，显然，他不愿面对我的目光。我觉得脸熟，仔细一认，原来是海淀区法院刑庭的法官来提审犯人的。十几天前，他还不断地向我开导：“公诉是国家为你作主，比行政诉讼更实惠。”可刑庭开庭没几天，法院不仅没有保护我这个被害人，反而默许我的被告把我抓进监狱。难怪他见到我不敢看我，不知他内心法律的天平到底倾向何方？又迈过了一道栅栏门，只见筒道地上蹲着许多两手抱头的囚犯，管教对着不顺眼或姿势不对的就狠踢一脚。我被推入一室，对着照相机镜头被指定站在一根标有公分尺寸的木杆旁，我整了整衣服，让眉宇间充满愤懑，严峻地看着他们给我拍照。之后，他们拿出一根涂满黑油墨的胶棍来回地压着玻璃版，并不由分说地捏着我的两手按在那片黑油墨上。一种被侮辱受压迫的情绪油然而生，任人摆布，任人宰割，任人把一双洁白的手涂成黑手。我突然觉得自己猥琐极了，我的自由，我的人格，我的尊严，哪里去了？！
事后，我知道这叫滚大板。接着，我被押回牢房。当再一次打开牢门时，壮汉正襟危坐在被褥上，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叫严正学？”我颔首承认。壮汉看了一眼风门处，确知无人窃看时，随即抱拳向我叩头：“有缘相会在此，三生有幸！”这一举动使我既惊讶又感动，急扶起壮汉，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壮汉依旧向我拱手，并道：“早晨传唤，才知你是和马爷（公安）打官司的人。去年我就看到报纸的报道，知道你的事，今日相聚也是缘分。”说着，壮汉对着人造革泡沫狱壁上发拳，示意我捂着嘴喊两声，召来值班的警察训斥一番……待警察走后，壮汉把他的食物都放在了我的面前。我把壮汉的一堆食物推回到他的面前，我说：我决心绝食，抗议警察对我的迫害。壮汉惊异地“呀！”了一声，半晌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段难捱的沉默后，壮汉又把食物推回我的面前，并说：“大哥，让我吃这一大堆好吃的食物，目的就是为了刺激你，对付你的绝食。”壮汉有些着急，接着说：“我都不明白你们这些喝过墨水的都这么傻冒，总是用绝食去死磕。‘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是个粗人，受不了官府的欺诈，乍剌宰了他两个。现在我得去死，但总算赚回了一个……”说到这里，壮汉愤怒地喊了起来：“你对不讲仁义道德的马爷，对不讲人道的狗官，讲什么绝食，绝食有个屁用？人家正巴不得你死呢，你却自寻死路！你绝食，他们理你吗？”我说：“走到这一步，我只有绝食这种抗争的权利了……”我不想再说，反正我决心已定，就合上了眼皮。如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我不去听他的唠叨，也不和他争辩。
我自顾自闭目养神时，却听到壮汉一语惊人：“法西斯造班房，就是为了杀人。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绝食，不正好给希特勒省饭钱吗？你们这些书呆子，对着刽子手的屠刀绝食！”他狂笑起来，接着又说：“我也是刽子手，是杀猪的。我知道，屠宰场里要宰前的猪就不给吃食。这牢里的人和圈里的猪不都是一样吗？要杀要剐就是当权者一句话。再说，你在这里绝食，除了我，还有谁知道？我是‘贴了’等着去挨子弹的，因为我念你是和‘马爷’斗的好汉，才这样苦劝你保全自己。”
我睁开眼睛，不得不刮目相看眼前这个五短三粗的屠夫。因为他还说出了震惊我灵魂的话：“当权的竟然用装甲车、用坦克、用机关枪和刺刀去镇压绝食的大学生。对不讲人道的马爷，你的绝食又有什么用呢？”
我原以为民主只是文化人关心的事，想不到眼前的屠夫能说出如此朴素的真理来。可见自由、民主是人心所向……我流泪了，我不能不聆听他斗胆说出的肺腑之言。想不到挺过了饥渴的煎熬、挡住了食物的诱惑，却无法拒绝眼前这个将赴刑场的人出自肺腑的劝告。我不能死，得保全自己，我被击溃了……不得不改变了我的初衷。
恶梦二：昨夜梦见小宇，印证了自起诉后，多次恐吓匿名电话：“让你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暴死街头”的诅咒。宇儿去年11月29日被一辆未开车灯的汽车撞死。在暴力和血迹中灵魂出窍，离开了这充满苦难的世界。梦的开始，见一老者，额有金星，头上盘一青蛇，似羊角。同号的人对我说：蛇是小龙，你梦见的是贵人，贵人正鼎力救你。晚上又梦见死去的小宇在亲切地呼唤我，梦醒，班长正在窗口窥视，问我喊什么，大概我梦中惊叫起来。我无言，把头蒙在被窝里流泪。壮汉过来劝慰，只有一句话：
“没蹲过监狱的人不是完人”，
说是一位伟人说的……
1994年4月22日
连续几天，近十次提审我。海淀公安分局预审科殷科长主管此案，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严正学，够折腾的，落到我的手心了，我就打你，看你还能两年后出去告我？”接着他屈曲起手臂，扬起握紧的右拳，隆出暴突的肌肉，用左肩膀碰了碰我，底气十足地发话：“共产党是讲不打犯人，还有什么民可告官的‘行政诉讼’，但我告诉你，公安机关是暴力机关，电警棍可并不吃素。”“我的身体挺壮，从今天起，我白天睡觉，半夜里审你……”今天清监，轰隆隆来了一帮警察，搜查走了身上的玻璃片，此时我上天无路入地也无门了。台湾作家三毛能在浴缸里结束生命，我对着嵌在狱墙中的水龙头开关呆若木鸡……
今天收到鸿儿送来的生活物品，经殷提审严格检查后交到我的手中。我相信这些东西中会有我急于想知道的外界消息，仔细辨认，我发现牙膏盒上画着一个小圆柱体，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十”字。这一定是一个人为的痕迹，是一种提示。我把送进来的物品摊在地上，发现只有手纸是圆柱体形的。我拉出手纸，并不断地拉出了很长很长，终于看到了几幅用圆珠笔画在手纸上的画：一个女子抱走了许多画轴；一个戴大沿帽的人在星空下进了我的家；一只羊拖着一个大木箱，木箱里有一本日记；我那黑色的登山包被蛇缠绕着……我透了一口气，知道了在警察搜我家之前，向宏已把我的画都收起来了，还有我担心的那本日记和放有全部诉讼资料以及证据材料的黑包，已被鸿儿和向宏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因为鸿儿属羊，向宏属蛇。这是逃避警察严密的检查送进来的第一批信息。
恶梦四：监狱里昼夜难分，壮汉吐的烟圈一直悬在牢顶，渐渐地一个个向我飞来，令我窒息。此刻只见壮汉起来，将那一圈圈烟圈驱散。我不知这是何新招，疑惑之中，壮汉向我拱手，并道：“我是个粗人，家在通县，在海淀卖肉为生，因不堪忍受市场欺诈，犯下人命。本当送七局，托你的福，我才能留下多待些日子。条件是得天天‘帮助’你，不能让你死了，也不得让你自在。”一言道出天机，半晌沉默，双方无言。
一梦醒来，汗湿衣襟，我不知为何在此夜夜恶梦不断。恍惚之中又入梦乡。见一群蛇缠绕着向我打来的铁棍并和鹰在搏斗，我独闭囚室，手中捞着水中的星星，一切无望。狱室的门通向地面，我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却和布满星星的希望之路背道而去，正迈向一片墓地。一条蛇自高空悬下，挡住我走向死亡之路的去处。天空乌云密布，头盘小龙的贵人却没有嘴巴，当然不会开口。恶运正在后面逼近。天空突然开朗，我看见了黄山的天都峰，挂满铜锁的铁链。一梦醒来，唏嘘不已，屈指一算，去年的这个时候，正是我在黄山畅游之日。昨天清监，搜走了壮汉的打火机，搜去我的一些写着文字的纸片、明信片，还有那份《劳动教养决定书》。警察们一走，壮汉就扒开被褥，对着监狱的铁门骂了一句，接着说：“我这里有的是火种。”他拉出一把棉絮，在棉絮中间撒上一点洗衣粉，卷成团后，放在水泥地上，又脱下脚上的平底鞋，套在手上，用尽全力搓揉着……大约磨擦了很长时间，闻到了一股焦味，他拿起这团搓成条的棉絮，拉成两段，对着嘴上呼呼吹气，渐渐地，现出火星来，再吹几口气就着火点烟了。这是我在6个平方米的囚室中学到的第一桩本领－－磨擦取火。
1994年4月23日
殷提审告诉我：向宏和鸿儿来到看守所，通过管教转送来两件短衫衣。领口上的111、112字样，使我振奋。殷态度也有所改变，不再逼我，殷一再说，我的关押和海淀公安局没关系，但为什么他要给我罗织罪名呢? 他们多么需要有更多莫须有的罪名去维持这种心虚的操作，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昨天洗了衣裤、衬衫，晾在被子上，晚上光屁股睡觉。
1994年4月25日
小号潮湿，没有放风，24小时监禁，腰酸背痛难忍。殷提审没有半夜审讯我。而我一直提防着他,那是一种车轮战和疲劳战,摧残你的身心，折磨得你死去活来。殷没有实施他的口头通谍,却把我晾在牢里,不再过问了。今天我写一张“我要求提”的条子交给值班的警察。殷来后把我带入管教办公室，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总得给我治病,把我关在牢里煎熬是变相的虐待。”他喊了狱医来给我配些药，做了一次小便化验，因为尿中有大量红细胞，晚上，特地从狱外的医院拉进一架小型手提式B超机，让我在管教室做B超检查。医生戴着橡皮手套和“鼠标”一样的检查器在我腰部滑动了很长时间，嘱我多卧床休息，我笑着说：“关我在牢房里，一天24个小时我只能躺着，这是否是‘封闭治疗’”。医生失声而笑，殷侧目看着我，其严俊的目光在警告我不准再说下去。
1994年4月26日
壮汉告诉我：殷提审叫殷庆祥，是海淀公安分局看守所有名的“铁提”。看守所所长姓张，典型的公务员，两只眼睛的泪囊饱满，似乎就没有睡醒过。只要他从门外经过，我就喊他，而他从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是：“你的案子冤不冤我管不了，我只管你的吃喝拉撒……”这成了他的口头禅和挡箭牌。副所长姓李，叫李海涛，他精悍矮小，是他和另一个矮小的警官挟持着我进监狱，在电视记者前亮相的。因此电视新闻里，正是由于他们的矮小反衬出我的高大。筒道办公室里还坐着几个管教，其中一个是女的，是专管女监的。
此时蒋管教过来了，我向他喊着∶“报告管教，我要求提……”，管教过来对着铁皮的监门狠狠地一脚，用力过猛，踢痛了脚趾尖，他一边揉着，一边训我：“喊管教，不是鬼叫，再喊鬼叫，看我收拾你。”他提着电警棍，在铁皮门的窥视窗上敲了敲。转过身去，看见坐在地上求医的一个外地犯人，便对着正捂着肚子的那犯人猛踢过去一脚，那犯人痛得在地上打滚，蒋管教说他装死，把电警棍没头没脑地电下去，犯人被电击，抱头鼠窜，他边追边电击他，嘴上喊着说：“说你装死你就是装死，拿这家伙给你治病。”蒋管教扬了扬电警棍，又说∶“一医就灵”。由于我的南方口音，总把“管教”喊成“鬼叫”，气得几个管教牙痒痒的，只是没有找到岔子整治我。
宏、鸿又送来生活用品，赶紧翻找有无信息，两卷手纸已拆掉半卷，撒满整整一地，每次殷提审把送来的东西细细搜索，找不出一丝蛛丝马迹，才交给我。见裤衩上画111、112，心悲恸，流泪不止。一双新的布鞋上见羊的图案，知道亲人们想着我，为我奔跑，但无救星。他们希望我在幻想中活下来，别走绝路。要我咬紧牙关生存下去。
1994年4月27日
几天来，我和壮汉配合默契。每天他数次对着海棉狱壁发拳，噼噼啪啪后，我也“唔唔”地哼几声。这是他在执行对我“帮助”的指令。我深感监狱的阴森可怕，难道在这个地方，人的一切包括最后一点点人性都丧失殆尽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起这种“帮助”的由来，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却给我讲了他入狱时经历的两个故事，他讲得很平静：
“我是一个贴了等挨子弹的，戴着脚镣手铐被推进了死号，还没看清号子里有几个人，就从混溏里水的暗处吼出一句问话：‘参不参加组织？’我吼道：‘我杀了人，犯了死罪，还参加你们的什么狗屁组织。’‘你杀了几个人？’角落里发出了吼叫。‘两个。’我回答道。‘你他妈的装什么熊？我咔嚓了三个！’‘老子嘣了四个！’‘大爷我宰了七个！’我这才看清死号里戴着镣铐的人，个个黑着脸。我只好表示愿意参加组织，由他们共产了我带来的烟和全部食物。”
在等待着死刑降临的最后日子里，人性依然被“弱肉强食”残酷地嘲弄着，这就是口里喊着“共产”强盗们的一贯逻辑。壮汉继续说着：
“两天后，又推进了一个等挨子弹的北爷，壮实的身架挡住了整个狱门。马上，包括我在内，‘猖’起了‘加不加入组织’、‘入不入党’的行话。北爷抱拳拱了拱手，说道：‘诸位大哥，兄弟东北黑山白虎。’又嘶地一声，撕去了前胸的衣服，啪地一巴掌击在肚皮上。我见到的是长满胸毛的胸腹上有两条平衡的疤痕，交叉着一道竖的伤疤，组成个‘干’字，像三条相交的肉红色的长长的拉链。‘东北虎’开口道：‘兄弟自己开膛了两回，剖腹一次，闫王爷才敢对爷说这种话，爷是死到临头的人，看谁给谁供着？’‘东北虎’的狂言未落，我们这些人一齐冲上去，与丫扭打成一团。管教来了，立在窥视窗前。‘报告管教，我们正在帮助不懂事的。’管教喊着：‘立正，报数。’带着重刑具的犯人们‘一、二、三、四……’地叫着。只有‘东北虎’还趴在地上，丫花了的前额被砸出了几个大包，嘴鼻流血，并张口重复喊着：‘报告政府，报告政府……’被称为‘政府’的警察清点了人数，却头也不回地走了。管教一走，重刑犯们立即又围上去，把一条湿毛巾塞在‘东北虎’同样铐着铁栓的手中，让‘东北虎’面壁而立，对丫吼道：‘丫还敢告诉政府，看怎么收拾丫，今天丫要是弄脏了墙壁，爷叫丫过一天比过一年更难。’说着又是一阵没头没脑的毒打，‘东北虎’瘫下了，但没忘了擦去口鼻喷溅到狱壁上的鲜血。最后，‘东北虎’终于歇菜了，丫被命令立着，爷们从丫头上浇下一缸凉水，叫他清醒清醒。‘东北虎’清醒了，淌混水儿终于参加了‘组织’，被‘共产’了。”
我听着两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明白了什么叫“帮助”。壮汉说，因为我是和马爷（公安）打官司进来的，才没有让我加入“组织”，也没有对我“共产”，他还心甘情愿地让我“共产”他的食物，又巧妙地帮助我躲过了指令下的“帮助”。我真不敢相信，在即将赴阴曹地府报到的人堆中，还有如此壮烈的互相残杀的场面。我感激壮汉配合默契的“帮助”和“共产”，使我在这“过一天比过一年更难的世界中”能得过且过地活着。
1994年4月28日
柳絮从窗外飘进来，铁窗外已是春天。下午画家郑连杰过小号和我握手，想不到我们相遇在此，万分感慨。郑连杰自从用红布捆扎司马台长城砖后，在艺术界引起关注，不知他怎么也落入监狱的？。
晚梦见宇儿就站在我的跟前，拉着我的手，让我随他去“极乐世界”。宇儿拉我的阴冷的手，不正是他入棺时和我紧拉不松手的生死离别的手吗？为什么我总梦见死去的宇儿呢？
恶梦五：朦胧中我又见满室烟圈，此刻套住了我和壮汉的脖子，使我们呼吸困难。我挣扎着，铁门开了，壮汉被拴上重刑脚链，手戴铁镣，徐徐而去。临行时，突然用戴铁镣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我的死期已近”，片刻又说：“今天得转局子上半步桥七处……你可千万好自为之，重任在肩，轻生不得。”“壮士先行，黄泉路上再相见！”四行热泪直洒囚室，随着铁镣的哗哗声和一道道铁门的开启和关闭声，壮汉离我远去，一步步迈向死亡……
壮汉一走，住进了叫小齐的青年，被称作“学习号”，一进狱门就打量我的西装，盯着袖口上的牌子，试穿我的毛衣后，就不想脱下了。铁门外一个犯监规的犯人被吱吱响的电警棍捅得直嚎。小齐是个机灵的人，见我对门外被电警棍电得打滚的犯人发呆，就以过来人的口气教训我说：“这种长电棍没有短电棍利害，警察电人时，你‘硬’，你‘瘛’，他都会来气，会更起劲练你。就算你是铁打的男子汉，这一万多伏电压的电击你挺得住吗？这就是现代化，还不如去坐老虎凳。”他又说：“我是因开车肇事致人死命入狱的，已关了一年多。”他说着靠近我，一边用大拇指和中指轮回地转动着，一边和我耳语，“我就要保释出狱了。”
我吃惊地瞅着他，想起了离去的壮汉。一个是抗暴杀人，一个是开车杀人；前者被送去偿命，后者花钱保释。我想起我的宇儿，他不幸“在交通事故中暴死街头”，而导演和参与肇事者竟可不费吹灰之力逃逸。小齐没有觉察到我明显的厌恶和憎恨的表情，仍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狱中见识。他告诉我所谓的学习号是出了血、通了关节、混到滋润的差使的，是协助监狱管理犯人的犯人头。他说：“我就是犯人头。”我的脑海中立即蹦出了“牢头”二字。他见我不语，便向我挤了挤眼睛，诡谲地告诉我，“有钱能使官推磨。”看着他挺得意的样子，我便盯着他问：“是否你也常打人？”他说：“打人是为了树立威信，也是管教默许的，这样才能镇得住别人。”显然，弱肉强食在这里是完全赤裸裸的。说到这里，小齐感到燥热，他用头点着西墙上的天窗，要我踩在他的肩上，去把天窗开大些。见我吃惊，又对我说：“你是和马爷斗吃冤枉官司进来的，我能让你当人梯吗？大哥，快踩上去。”
我踏上他的两肩，他慢慢挺直腰板，扶着狱壁，我抓住了天窗的铁栅，使劲推窗，立刻，一股热风拂面而来。在铁栅下，我摸到了一个皱巴巴的裤衩，便顺手把它扔下，落到小齐的脚前。小齐一踢，竟露出个有污物的避孕套来，可见，这是不久前狱中淫乱的遗弃物。至此，巧舌如簧的小齐也不响了，他不愿对此做什么判断。他只告诉我，这是个特殊的“橡皮监狱”，没有重大的人犯是不启用的，平时不关人，只有管教才有钥匙。然后又告诉我女监的事：譬如为了寻开心，管教让一个女犯人叉开两手，猫腰做飞机状，接受他们的指令。根据指令，这个女犯人不得不喊着，“北京市的飞机哪里去？广州去。”“广州的飞机哪里去？，西安去。”“西安的飞机哪里去？上海去。”“上海的飞机……”并在连续的呼喊中转得晕头转向，仍得不停的按指令变换方向叉手猫腰地疲於奔命，这是他们的一种消遣。“飞机”实际上就是“鸡”或“妓”的代名词。小齐说着，盯着那条裤衩和避孕套骂了一句：“那些婊子是不用拿钱铺路的！”
1994年4月29日
今天我对值班警察喊着，让管教还我清监时搜走的《劳动教养决定书》。我要写起诉状，起诉北京市公安局对我的非法劳动教养，警察不答理，管教不回话，提审不露面。他们没有说我不能起诉，但就是不归还我的《劳动教养决定书》。
1994年4月30日
小齐早上被管教喊去，当然是报告我的情况。回来后，小齐更加关心我，拍着我的肩膀，长时间谈我的病，后来他愤愤地对我说：“保外就医你没有份，有病又不给医，你只有装疯犯傻，有精神毛病的人，他们就会放你。”我独坐深思良久。风门口上突然掠过一个年轻警察，背脸对着我说：“糊里糊涂下去吧！别太认真了，你看过契柯夫的《第6病室》吗？可别再上人的当。”这是小齐被提审喊去时他对我的劝告。我问他姓什么，片刻他才回答说：“姓江，是政法学院毕业的实习生。”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会梦见这么多的烟圈向我套来……
1994年5月1日
几天来都有警察带着“人”在窥视窗前指着我说：这就是严正学。冷漠的眼神使我的心发毛。小齐担心地说：“要是送你去大号，那就够你受的.”我还是喊着要纸和笔以及《劳动教养决定书》，“我要写起诉状。”管教过来训斥道：“你是没有判足三年不甘心，再告就加你一年……”
向宏、鸿儿来过看守所，不让接见，送来生活用品，被搜索得一塌糊涂后交给我。一条裤衩的夹层已撕开，我翻开一看，写着：此事太冤，应该申诉，抓紧时间。显然警察已查出夹层里有文字，是出于同情和怜悯或者是良知所使，仍把它交给我。因此我开始琢磨写申诉的材料。殷今天提审我，说：“你女儿给你送东西了”我拿回看中间也有一小条，仅两公分大小，也写着“必须申诉”的字。天未亮我就动手写申诉。
1994年5月3日
雨，昨夜殷提审又转交我短裤和长裤，说是家属送来的。我翻开裤袋，又见“必须申诉”的字迹。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信息会这么容易地送到我手中，平时我的东西都是由殷专门检查的。
今天郑连杰过我囚室的门口，塞进一张报纸，是4月21日《北京日报》，上面报导了我被劳教两年的文章，而报纸的另一版是报道美国的洛杉矶事件最终审判，赔偿受害人三百多万美元的消息。这两件事形成强烈的对比，我用圆珠笔在烟纸上画着，划着，划着，画着，然后题上《一个贼的肖像》。同时我也画蛇和鹰搏斗的图像，这蛇指的是宏和鸿，而鹰泛指鹰犬……
突然一个念头闯入我的脑海，“殷”为什么一次次地让信息传入？真能申诉吗？我真是个书呆子，我的被告践踏法律在行政诉讼期间抓捕原告，判我劳教，现在又暗示我“申诉”，无非是想让我在这个特殊的牢里多呆上一年半载。“申诉”，会有什么结果呢？《劳动教养决定书》是4月12日签发的，征求椒江市人大“同意”是4月19日，它明显地违背了中国现行法律，是违法行政的证据，所以他们搜走它。如果我“申诉”，岂非承认了违法的劳动教养决定。他们早给我编好证据，能让我申诉得了吗？这又是个“圈套”，而我却还在想入非非。
上午搜监，殷见我正在写，便问：“你在写申诉？”“是的。”“你别把公安局打你的行政诉讼和抓你的劳动教养连在一起写，这是两回事。”“到现在为止，我的行政诉讼还未开庭。我是被我的被告关进监狱的。你们不敢对簿公堂才抓捕我，这是一回事。我怎么想就怎么申诉。”“好啊，你是想让我在这里陪你两年，没给你满三年期，你倒再想加半年一年刑期?”殷的职业性语言，使我觉得他不怀好心。虽然他没有打过我，没有在审问我的过程中变相惩治我，也没有像他所说的要半夜提审我，但他的这些惯性语言，使我对他充满警惕。晚上又传来鸿的信息：“抓紧时间，必须申诉。”为什么她们那么容易传信息给我？为什么都是“申诉”而不是“起诉”，我仍捉摸不透，这个自称为警官学校毕业的还有点民主语言的殷，是真的发了慈悲心、同情心，还是……我反复深思着……
1994年5月4日
申诉期的最后一天。上午几个所长来清监，搜去申诉材料等。下午，殷提审我，带来了记者。殷问：“申诉书写好了吗？”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我说：“我不申诉了。”殷急了，连连喊着：“好啊，严正学，你耍起我来了，昨天你写了申诉书，我都向上级汇报了。今天派来了记者，给你搞个新闻，你却变卦，告诉你，你不申诉也得申诉，我非让你申诉不可！”我说：“殷提审，申诉不申诉是我的权利，你不能强迫我。我要起诉，而不是申诉。”我向他索讨被搜走的申诉书的稿子和搜走的《劳动教养决定书》。殷说：“那就算申诉书，我已上交了。”我大喊起来：“殷提，你强迫我申诉是侵犯我的权利。我是写过申诉书，可是还未签上名字，而我想的却是起诉。所以就是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你也不能强迫我申诉。你可别想再害我。”
我被押回小号，中午、下午都没有人过问我。我反复考虑“申诉”和“起诉”两个词。下午5时，尚所长路过，我喊住他，递给他写了表示不申诉的书面材料。而李所长在旁插话，告诉我要申诉，下农场还是可以申诉的。殷又提审我，显得十分焦虑，似乎想跟我说什么，又没有启口，只是告诉我这是申诉的最后期限，显然他仍是在提醒我别放弃这个权利。也许他真的是同情我，但思维的惯性使我认定了警察都是想害我，何况这是个有名的“铁提”。最后，殷在一张写满“认罪伏法”的笔录上，要我签字。此时，管教正在门口用电棍电得犯人满地打滚，夹杂着凄惨绝望的哀嚎，使我心中惊悸。看到“认罪伏法”四个字，我心中更惊悸不已。我说：“伏法是正法，是枪毙，因为我告了公安局，公安局抓捕我关入监牢，你们写了认罪伏法，让我签字，要我伏法，我拒绝签字，也无罪可认。”殷提审尴尬地笑笑，把“伏”字改成“服”字。我突然明白了他们说的“法律游戏”。
1994年5月5日
半夜，腰痛难眠。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我咬牙呻吟着，最后不得不去敲打铁门。小齐醒了，帮我大声喊着“求医”。没人理猜，他接着用更高的声音叫着：“严正学快死了……”不多时，来了值班警察和狱医，号一下我的脉，翻开我的眼皮然后拿来几颗药命令我张开嘴巴，丢了进去，再给我灌了口水咽下。我机械地服从着。渐渐地沉入了梦中……
1994年5月6日
向宏、鸿儿来过看守所，未准接见，只送进些果茶和糖。我已习惯了维持最基本生存的生活，吃这一顿，以后如何生活呢？我又重新体验了20年前“文革”中的经历。下午又送来蚊帐及衣裤，我得背着它们踏上“改造”的人生。翻着衣裤，我发现我的短袖衬衫口袋里画着个倒三角，三角下部有一黑点，我捉摸着，半晌才明白。倒三角是否暗示三角裤衩，那黑点暗示裤衩的裤裆，我急忙翻出裤衩，撕开裤裆处的双层布，只见有鸿的字迹：
“会有☆（希望）的，蛇在想、在动，要等待、耐心，一个月后会见成效。”
我知道，这是她们怕我想不通走极端给我写下的字，目的是希望我在幻想中度日。
1994年5月8日
等待，无尽的等待……一切如旧，仅有西墙铁栅窗变化才知地球仍在转动。此刻，武警战士正站在小号的天窗上，用脚揣着坚固的铁栅，铁笼子的钢筋仍把春天分割。期待，无尽地期待，小号成了死号，几天来未开过一次门。求提审，求见所长，已无人理睬。
昏暗的铁窗中传来了武警战士集合声，又唱起了“一棵小白杨……”我知道又过去了一天。
1994年5月12日
我和小齐朝夕相处，这种极端孤寂中的情绪交流，终于进入了推心置腹的境界。特别是他对我起诉北京市公安局的理解。他用极低的声音对我说：“正愁没地方安置你，把你送到团河农场，你的亲朋一接见，什么事都曝光了。所以让你申诉，你一申诉，也就有理由做重新调查，这是需要时间的，这样就能长期把你关押在此。诱你装疯，就更加冠冕堂皇地送你到安定医院，关入疯人病房还不是和坐大牢一样？”小齐说话的语气之坦然，好象不是他而是别人给我下的圈套。他终于良心发现，附着我耳语：“我怕你走后，不知底细的人又会来算计你，所以把事情说白了，你千万得当心。”突然他用右手拍着脑门，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嗓音对我说：“明天我保释出狱，你瞧得起兄弟，给兄弟一个将功补过的差使，我把你的情况和你要说的话告诉你的亲戚朋友。”他甘愿冒险把我的情况送出去，我盯着他的双眼，犀利的目光剖析着他的内心。这么多天我们无所不谈，确实都认识了对方。一开始我怀疑他是警察扮成的犯人，后来知道他确实监视汇报了我的言行举止，并受人指使下过我的圈套让我装疯。但这些天，当他知道事情的真相后，能以负疚之心，坦承过去的所作所为，可见其良知并未泯灭。此刻我急需要把消息带出去，他又急切想帮我作点事。我没有再说什么，看着小齐压低嗓音怕室内装有窃听器的样子，我觉得无论如何应该相信他。我写好一个小纸片，包括联系电话的号码。小齐把它卷得紧紧的，又包上几层白尼龙纸，扎上线头，放入口中后仍和我说话，又咽了口唾沫，喝了口水，我以为他吞进了肚子。他却又把它吐出来放在手心，然后小心翼翼地藏在口袋中。
第二天，挨到近十时，牢门开启，殷提审带走小齐。我屏住气从窥视窗的缝中看见他站在筒道中间，衬衣、裤子、三角裤都被剥下，光着屁股旋转，又让他叉开两腿，命令他一边跳一边大声咳嗽，检查他肛门是否夹带走什么东西。另外几个警察拿着他的衣裤，包括他的裤衩，顺着缝纫的衣边，仔细地捏过去。确信没有夹带物品后，才让他重新穿好衣裤，走出筒道的铁栅门。此刻，只有我知道，在小齐的舌根下有警察们想得到的东西。
小齐走了，也许这一辈子都碰不到他，监狱造就了他的双重人格和复杂内心：监视汇报过我，又斗胆帮助我。
小齐出狱，立即住进叫王连其和薛文敏的犯人（他们已在此住6--10个月了，自称为牢头）。王教我用扑克算卦，我的运气极好，每副牌都见Ｑ、Ｋ、７，他说：Q是女人，K是贵人，7是启动；结论是女人想着你，贵人在救你，你会启动的。
王是因经济问题入狱的，他劝我别想不开，哪个朝代无冤狱？见我沉闷之时就自言自语讲故事。他讲林冲入白虎堂被打成死罪的故事。又说，岳飞上风波亭，秦桧说，置你死罪，何愁没个说法？我终于在幻想贵人相救和自欺欺人中苦渡时光。王每晚都讲几个故事，以驱散我心中的阴云。王对我说的最形象的话是：“男人是站着撒尿的，不能像女人般遇事想不开。”但我现在最焦急的是怎样建立传递信息和联络的渠道，我怕他们会长期把我禁锢在这里。
今天又是江班长当班，中午同号都入睡后，我写了个恳求班长给我女儿打电话让她给我送东西的条子。我轻轻呼唤班长，江过来了，我迅速递给他小条子，并叮嘱如不能给我帮忙，就把条还我，千万别交给管教。江班长点了下头，拿去条子，说得考虑一下。我迸住气一直在风门口的小缝里看着班长的表情。班长拿去条子，夹在一本书里，佯装看书，却皱着眉头。此时，管教走过来了，我的心“卟通通”跳着，我怕那条子会被管教拿走，就凭这一条犯监规，管教就可用电警棍电我。只见班长随即把书翻过一页，遮盖了条子，我总算放了心，知道江不会出卖我。管教走后，只见江掏出烟盒，飞快地记着什么，我估计是记下我交待的电话号码，然后他转身来到我的狱外说：“你的事我办不了，得找管教。”就把条子还给了我。但我坚信江是会给我传递信息的。
女儿颖鸿在我被拘捕后即坐飞机从海南海口赶到北京。丝毫不懂人情世故的她是第一次遇见那么多棘手的问题要她处理，而她的对手又是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是那么的老谋深算，让她送这送那，其实都扣在殷处，实际上她为我操尽了心，但这中间隔着的不仅是高墙、电网、铁栅、狱门，还有那么多人为的陷阱呀！
1994年5月15日
我和王、薛相处得很好，他们给我讲了许多大号的事。这几天又是严打，筒道里每夜蹲着几十个光屁股新抓的犯人，还得再塞入大号。大号人满为患，只能人贴着人坐着过夜。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光屁股的犯人，他们笑着说是河里打捞上来的。原来进监的人都得例行脱光衣裤搜身。
长期的禁锢，造成一种病态心理，每当筒道里响起提女号的声响，他们就争着扒着从风口的缝里，等着饱享眼福。他们在那个缝隙里捕捉着女性的信息，时而失望大骂，时而尽情赞美，认真得像给自己挑老婆似的。还有那个女管教的高跟鞋声传来，他们便调动全部神经，屏着气，全神贯注。女管教走过后,他们才从地上爬起来,摸着挤扁了的脸蛋,赞美着裙下的白腿，又争执起来。一个说：“女雷子底儿掉得门儿清，那大白腿上的三角裤是粉红色的。”另一个说：“大喇根本没穿裤衩；×毛都是卷的。”接着一个说：“你看她扭着腰的那股骚劲，连屁股都在抖。”一个又说：“她离婚半年了，是憋得受不了啦……”于是，一个又接着说：“受不了就把爷们放出去，练他个绝活儿，准让她销魂。”另一个接腔：“我‘加磅’，立马会让母雷子叫床，呲嗷地叫着让满筒道的人花心痒痒的……”
我心里想这帮流氓也太放肆了，就提醒他们说：“这个特别的橡皮牢房是装了窃听器、摄像机和闭路电视的。你们不怕女管教听见，提来电警棍电你们?”他们大笑：“我们就是他们安装的闭路电视、摄像机和窃听器……是专汇报你的言行举动的。”
突然，小薛看见对门牢房那个白头发老头也挤到风门口，色迷迷的五官挤成一堆，正等着高跟鞋从那一头走回，从这里经过。于是喊着：“看看！老炮出来了。”他们说白发老头是个“老炮”，是某某部的部级高官。别看他老，却专找小姑娘打炮，他说玩处女能延年长寿。老头有权，又有钱，就是要求太高。现在假冒伪劣的又那么多，他把人家摆平了，人家就娇声娇气地喊：呀唷唷，痛死我了，你的太大，我的太小……，老头是雄鸡性的，心一急就出来了。老头还要玩，却再也举不起来了，於是撒赖，硬是说：还没进去不给钱。人家和他争辩，吓唬他要告他强奸。他说公、检、法都是我的人，我能摆平你也能摆平他们。你告我强奸，我告你卖淫。他不知对手不仅是个假冒的处女而且是准备好联手诈他的，把现场的话早用微型录音机录下了，于是老头就栽了进来。又一个说：保老头的人很多。养情妇，供小蜜。是官场的公开秘密，只要大方向正确，这都是生活小节，栽不倒的。共产党的高官栽倒了的都有作风问题，林彪倒台，说林彪是犯强奸幼女罪才跑出来参加革命的，所以是混入革命队伍里的败类。是个败类，为什么提拔他，写进党章和宪法，竟是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谈到这里大家都不做声了。
从王、薛的口中，我还知道，大号12平米囚禁27人，牢头一般占有一块舒适的位置。号里分配饭菜，都是他们先捞走好的，剩下的由第二批时间较长的一圈再选，留给新来的犯人或需要他们“帮助”的犯人只是一盆咸水。新犯人进号，便被他们按在尿桶边上，一哄而上毒打，称为“下马威”。如果得到管教的“帮助”指令，被“帮助”者会被打得更惨。还有是“放茅”，这也是监狱的特殊词语，两个人屁股对屁股限时放，一天只能一次，闹肚子的不给食物，用凉水灌肚子，求医更难。似乎人性在这里已泯灭，剩下的只是动物的本能，并相互制造着仇恨。我听着，毛骨悚然，难怪千方百计要我申诉，申诉后就不能再起诉，申诉后就有理由长期羁押，不送农场，为的让我在我被告的手心尝够囚室的煎熬。
1994年5月16日
过上诉期给办接见的许诺也是骗局。左肾伤处酸疼，连放风的活动都没有，24小时的全囚禁。无聊时就用扑克牌算八卦。我的手气真好，连日来，副副牌都开启，且都有老Ｋ和Ｑ相助，就不知何时会有转机？没办法理发，十个指甲像十个黑色的月牙儿，老王、小薛教我用指甲在水泥地上磨。九号的那个博士生更惨，进了大号，身上的皮尔·卡丹马上被牢头索走借花献佛，一件价值500元的羊绒毛衣，只换了五根香烟。虽然，表面上他们尚未对我动手，但要整治你死去活来是易如反掌的。所以，赶快脱离海淀公安分局厢白旗看守所是我最迫切的愿望。
小号一直不给开启，吃喝拉撒睡全在其中，只能自寻乐趣，老王除了讲故事，还能唱囚歌。他用低沉的声调编了首《阶下囚之歌》，大意是：
没偷没赌也没抢，
起诉公安遭了殃。
从此关入橡皮牢，
高墙软壁难逾越。
警棍击，拳脚踢；
手背铐，脚上镣。
撕心裂肺长呼嚎。
……
唱毕，他对我笑着说：“这是我为你编的狱歌。”
1994年5月19日
晚上牢里灯泡断了丝，据说这是要走人的徵兆，小齐出狱前也坏过灯泡，因此他们猜测说是我要启动了。命运多舛，前途渺茫？他们和我相处已熟，他们说去圈里得劳动，在这里一天抵一天的刑期。我真有些不想走了，但想到我的被告公安局会用种种方法收拾我，绝不能在此坐以待毙。那一天我们谈电影，说到《秋菊打官司》，大家都骂起张艺谋“糙”，会来事儿，开国际玩笑，假活儿把“马爷”演得像个人似的，睁眼说瞎话。
1994年5月22日
几天来心情极为悲愤，尽管老王常讲些故事来驱散心中的愁苦，但我仍在一种无望的境地中不能自拔。老王的故事真多，从《聊斋》的狐狸精讲到七局的冤鬼又谈到十号的阴魂，无不惊心动魄。他对我说宣判了死刑的犯人，在七局就上了大镣，固定在一根铁轨上，手脚用铁栓栓住动弹不得，有专人看管，喂些吃的，那才叫难熬。我想起那壮汉，悲由心起，不知他眼下如何？因为他不忍心按指令“帮助”我，才提前被送去了七局。有一句话叫做：做人容易结局难，也叫不得好死，都让他占了。生命本是一场梦，却难捱梦醒坐以待毙的时刻。只是对我判不了死罪，但能整死你，落个畏罪自杀、抗拒改造的罪名。
今天尚所长经过筒道门口，我喊住他说：“我被打伤的腰酸痛得不行，我要求医，不能连放风都没有。”又说：“世界上任何一个监狱都给关押的犯人放风。你们就这样24小时又24小时地关押我们，吃喝拉撒睡全在其中。我抗议这种无形的摧残。”尚所长对我的抗议不以为然，这种人满为患的禁锢方式，是多少年来一直延续的，监狱就这样管理，像个沙丁鱼罐头，人跟人是肚皮对后背地贴着。尚所长把眉心挤成一个川字，不回答马上就走，倒是身旁的管教回答说：“两年后再来吧，那个新造的监狱有放风的条件。”“两年后也许是你们坐牢。”我心里暗骂着。
1994年5月23日
又过了一天，已是第36天了，屈指算来，已是渡过了刑期的二十分之一。难道只能这样坐大狱，苦捱时光？早上，几天不开的牢门突然开启了，尚所长命令我快整理东西上车，我赶紧整理自己的东西，此时，殷提审拿来扣押的书、邮票及一些食品，看到那原封不动的邮票，才知道让我在牢里写了那么多的明信片竟然一张都没发出去，他们要我写信的目的是从字里行间寻找办法来对付我。他们轰着我赶快上路，我抱着一堆东西，被领着又走过黑洞洞的筒道，几扇大铁栅门，开了又关了。走过第三扇铁栅门时，见一个囚犯张着两手被铐在铁栅上，低垂着沾血的头，其惨状活像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走完长长的筒道，筒道的尽头紧挨着看守所的大门。
大门前站着个武警，一动也不动地直立着，我抱着被褥一步步向大门走去。武警看了一下尚所长递给的文书，仍一动不动地站着。我终于迈过门槛，但屁股被狠狠地踹了一脚，一个踉跄，我一头撞在尚所长的后背上。尚所长立即转身，一手紧捏着他腰部的警具，警惕地看着我们。我把被褥往地下一扔，转过身去，厉声责问：“你凭什么踢我？”武警歪着头，指着地上的一条白线说：“你要再站在警戒线内，我就用枪毙了你。”“还没杀够人？你整天像木头一样站着也想杀人，威风什么……”我还想跟这个国家机器较劲，尚所长喊着我并拎起我的被褥，把它塞进一辆等候的警车里。
我上了警车，警车里已坐满了犯人，一个接一个铐着手铐连成一大串。搂着自己的什物行李，其中一个是钉了脚镣的重刑犯，他们将被送往执行地点。也许他们对我的防范更胜于这些带镣铐的人。我也配给一副手铐，尚所长只是把它交给押送的警察，没有用它把我和其他犯人串联在一起，也许这是尚所长最大的宽容和怜悯。在警车上等了一段时间，尚所长回来后又让我下了车，隐约听他对李所长说，执行令未到，我又被送回囚室。王、薛见我回来，很高兴，互留地址，送些衣裤作纪念。下午，我被专车送至团河劳动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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