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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前的几年，虽然农村还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但人们有少许自留地，因此几年之中农村还是出现了微小的贫富分化。勤俭持家的人稍微富裕一些，好吃懒做的人要穷一些。前面提到的郑八虽然是村治保主任，但因为好吃懒做，家里吃的虽好却很贫穷，他的几个孩子从生下来一直到文革，居然没有盖过被子。文革一开始，郑八就带着他的几个儿子来我们家抄家，把被子都抱走了。几个儿子晚上把被子一盖，兴奋地说，原来盖被子竟然这么舒服。其实当时中国除了少数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以外，多数人都是赤贫的，也非常可怜。但高明的统治者恩赐给这些可怜的人一个乐趣：从人群中划出更可怜的一群来让这些人折磨、虐待，从受虐者的惨状中让那些折磨他们的人找到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觉。
随着造反派日复一日的折磨，外婆的身体越来越差，腹部肿得像一口大锅。但是造反派们却依旧不依不饶，批斗的手段越来越毒辣：在游街时，把这些戴着木牌高帽的批斗对象用绳子拴成一堆，弄一些威力大、声音响的二踢脚往他们头上扔。伴随着“嘭嘭”的巨响，一边是这些老弱妇孺们惊恐万状地躲避，一边是造反派们开怀大笑。每到此时，外公和外婆都紧紧地护住我的母亲，生怕她太小，禁不住吓出个三长两短。有好几个精神脆弱的批斗对象，从此吓疯了。
恐怖的利斧不仅仅砸落到我们家头上。当时大队长的女儿小名叫改珍，就是那个和我母亲一起长大的、经常欺负我母亲的女孩。改珍在文革初期也成了红卫兵，最初抄家、批斗我们家的时候也是耀武扬威。结果过了几个月，他爹因为粮食关时贪污引起众怒被整倒了，改珍也霎时从神气活现的批斗者、红五类成了惊恐不安的批斗对象、黑七类，和我们家一起受刑。改珍他爹脾气大，挨批斗没几天就气死了，改珍也慌忙在离家五六十里地开外的一个村子里找了一个婆家嫁了。改珍人长的不怎么样，又是黑七类，正经人家不要，只好找了一个瘸子。
在一次批斗中，一枚威力巨大的二踢脚在我母亲耳边轰然炸响，把她的右耳炸聋了。那次批斗结束后，外婆对母亲说：“秀菊（【注】我母亲的小名），这老家实在是没法活了，我和你叔（【注】滑县方言管父亲叫“叔”，母亲叫“婶”）也算是活够了，不怕死……可你还小，赶快找个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里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没命了！”当时我的母亲已经被吓得神情恍惚，茫然地点点头答应了。
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家是“贱民”，然而当外婆放出话来给母亲寻婆家时，前来说媒的人却络绎不绝。很多提亲的对象，不是这个村的支书，就是那个村的民兵队长。其实原由就是我的母亲长得非常漂亮，又被外婆教育得极为贤惠。但是我的外婆对滑县这块土地早已恐惧万分，宁死也要把母亲送得远远的。就这样，我在郑州的大姨找了住在郑州拾破烂的老乡张大娘，由她把我母亲介绍给了我的父亲。那是一九六七年，我的母亲十六岁，我的父亲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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