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底,我父亲的单位从东北流动到陕西潼关——孟塬一带修铁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从关外迁到关内,那种“山高皇帝远”的悠闲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单位分化组合后,开始成立造反组织。一开始,我的父亲还继续游离于造反组织之外,然而很快就发现:身边已经没有几个人不戴红袖箍了。当所有人都戴上红袖箍之后,没有戴红袖箍的人反而显得非常扎眼了。
为了随大流以求得自保,我的父亲也申请加入一个造反组织——工人阶级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红总”。“工红总”势力最大时有二千多人,是铁Z局三处最大的一家造反组织(【注】铁Z局作为修铁路的工程单位,其特点是“大而散”,单位虽大,但一般以工程处为单位分布于全国各地)。当父亲向工程队内的造反派头头递交申请时,那个家伙却阴阳怪气地说:“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但是,你还需要接受考验。”父亲一听就明白了,人家是嫌自己出身不好,不要。
怎么办?我父亲一想,既然你不要我,那我自己成立个组织好了。于是,他和队里十来个还没参加造反组织的工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成立一个组织——铁八师。之所以起“铁八师”这个名字,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冬天周总理制订了《十五条》,号召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和“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因此他们就自己定位为一个“业余”革命组织。“铁八师”的最初成员不过十余名,其中有接近一半是成分不好的,在当时都属于被歧视的对象。但是,这几个成分不好的人受教育程度,却比一般的工人高得多。我的父亲虽然只有初一文化程度,但由于多年来一直酷爱读书,特别是在农场改造期间与那些干部、知识分子接触得多,因而不知不觉中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铁八师”成立当天,我父亲就被大家推选为头头。 “铁八师”成立的初衷是求得自保,因此除了发表个成立宣言,印制了几个红袖箍戴在胳膊上之外就无任何活动了。但是,“铁八师”的成立却引起了“工红总”头头们的不快,在他们眼里,这个十来个人的小组织里,居然有好几个牛鬼蛇神,纯属乌合之众。于是他们贴出大字报来,百般嘲笑“铁八师”,不许这帮乌合之众“革命”。
“铁八师”几个成员们的文化特长立刻在大辩论中得以发挥出来,写出的大字报政治方向把握得又准,措辞又尖刻,内容又生动;而“工红总”内有文化的人凤毛麟角,几个能写的也文化水平不高,经常辞不达意、错字连篇。一优一劣对比明显,工人们都喜欢看“铁八师”的大字报。
双方斗了许多回合,每次“工红总”都处于下风。时间一长,逐渐有新的成员加入“铁八师”,甚至一些原来加入“工红总”和其他造反组织的工人也“反水”,加入了“铁八师”。短短三个月里,“铁八师”的成员竟然扩大到四百多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小组织了。此时,“工红总”的头头们有些坐不住了,私下约我父亲谈判,要求联合。我的父亲成立“铁八师”本身就是为了自保,此时目的已经完全达到,因此顺水推舟将“铁八师”并入“工红总”。二者合并后,成立了“五一一公社”,我父亲只是当一名普通成员,继续过他的逍遥生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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