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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秋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也降临到我母亲居住的小村庄。河南这个地方很怪，什么政治运动来了都表现得异常积极，甚至还花样翻新。于是农村也成立了以郑八为首的造反组织，天天拉成分不好的人批斗。起初，造反派还把我的母亲划作“可教育好的子女”，因此让她进学习班，唆使我母亲与外公外婆划清界限、“揭发”我的外公外婆。而这个学习班的“毕业证”就是在批斗大会上踹上自己的父母一脚。有一些人顶不住压力，的确这么做了。
当时造反派们还许诺说，如果我母亲跟父母划清了界限，不但可以免于挨斗，甚至还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去革别人的命。但是，我的母亲虽然当时年仅十五岁，但是却特别有骨气，无论造反派如何恫吓与打骂也不肯屈服。于是，我的母亲作为“地主阶级狗崽子”也要去陪着外公、外婆挨斗。在批斗会上，灭绝人性的造反派给她的脖子挂上一个十斤重的大木牌，看了看，觉得还不够刺激，于是又加挂了两块砖头。麻绳深深勒进这个十五岁少女稚嫩的脖子里。
郑八他们做了个蒋介石的模拟像，让原来的地主、富农及不肯与他们划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我的外婆聪明，知道这是个圈套，于是对外公和母亲都做了交代：无论造反派怎么劝、怎么打，都坚决不能喊。有些老实人就上当了，喊蒋介石“爹”，造反派一听，就把他们往死里打。造反派还给他们戴上高达一米五的大高帽子，押着他们在各个村巡回游街示众，有时要连续不断地游上三五天，连续不断地被驱赶走上几百里路。
郑八为大姨的事情对我们这个家庭一直怀恨在心，于是格外“优待”我们家。在批斗大会上，他让外婆这个小脚女人站在一个破凳子上，一脚踢翻；再连打带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脚踢翻。每天都命在旦夕，因此每次被批斗之前，我们外公、外婆、母亲三个人都要和犹太人进集中营那样做一次诀别。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面对那些丧心病狂的法西斯打手，面对那些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禽兽和畜生，我的外公、外婆和我的母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现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二○○三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悠闲地坐在一家咖啡厅里，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心平气和地讨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如此冷漠、麻木？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残忍和缺乏人性？为什么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为什么有些人为了发财不顾道义与良心、不择手段？为什么搞传销的人专事“杀熟”，连自己的父兄姐妹都可以坑？为什么当官的只要一有权就大肆贪污腐败？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没有骨气，一味歌功颂德？我说，要想揭开这个谜底，就请到一九五七～一九七六年这二十年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看看那时统治者鼓励的是什么，扼杀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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