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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家都忙于闹革命，生产自然停顿下来，很快没人管了。我的父亲就利用这个机会和铁路工人坐火车不花钱的条件，频频回家探亲。所以一路上见了很多，听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父亲后来说，当时那些“造反派”一个个不可一世、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可当时他就想，他们不过是些可怜的木偶丑角，被那个魔术大师操纵着，一旦角色完成、魔术大师的目的达到，这些木偶就被他永远抛进了垃圾堆——红卫兵、造反派、“王关戚”、陈伯达，哪一个不是如此？
由于运输秩序的混乱，再加上挤满了串联的人群，火车上拥挤不堪，定员一百一十八人的车厢里，往往挤进三、四百人，空气中弥漫令人窒息的体臭。即便是这样，革命情绪高涨的列车员还时不时地都出现在车厢门口，“乘客同志们！现在大家掏出红宝书，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预备——齐！”于是人们就一起背诵“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诚、声嘶力竭者，也不乏父亲这样滥竽充数、言不由衷的人。背诵完以后，乘务员又手握“红宝书”，“让我们一起祝愿我们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于是人们有节奏地高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一九六六年夏末，我父亲从郑州到北京去找大姑。火车走到石家庄，上来一些红卫兵，挨个问出身。当时人们都很老实，挨着父亲坐的两个人是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一个报了“地主”，另一个报了“富农”，结果被红卫兵抓走了。那两人还申辩：“凭什么抓我们？我们可都是党员啊”。红卫兵骂道：“党员算个屁？都他妈的是地主阶级狗崽子！再不老老实实老子就不客气了！”那两个干部面色苍白地随他们走了。接着又查到父亲，看到父亲穿着铁路制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问道：“你什么成分？”我父亲灵机一动，马上报道：“工人”。红卫兵又问：“在当工人以前家里是什么成分？”父亲说三代都是铁路工人。红卫兵听了很客气，连声说“坐！坐！”继续查别人去了。我父亲心中暗骂：“呸！老子凭什么跟你们说实话？什么玩意！”列车到丰台，父亲看到刚才在自己身边坐的报地主出身的两个共产党员和其他一些人窜成一窜，被麻绳牵着，身上贴着“地主狗崽子”、“富农狗崽子”的纸条，被红卫兵押送下车，个个垂头丧气。
一出北京车站，我父亲就看到站前搭起了戏台子，一群身穿绿军装的人在台上扭来扭去。只见他们有的做忠心状，有的做决裂状，有的做满腔仇恨状，煞是过瘾。父亲明白了，那是在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呢。不过，这些革命群众实在是缺乏舞蹈细胞，把个“忠字舞”硬是弄成了群魔乱舞，让父亲不禁想起了伟大领袖的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到北京后我父亲饿了，于是找了家饭馆吃麻酱面。发现碗筷被人用过后都没洗，喊人也没人搭理，于是只好自己动手洗干净。等面条做好了坐在凳子上吃饭时，猛一抬头，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饭店造反派的造反宣言，是这样写的：“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们！你们他妈的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妄图把你们寄生虫似的寄生生活延续下去，可是你们的阴谋破产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本饭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郑重宣布：从现在起，本饭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饭就自己他妈的动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祝我们革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吃完饭，我父亲到《解放军报》报社找大姑父，在报社门口看到两个红卫兵骑着三轮车，押送一个满头大汗的小脚老太太，估计是押回农村。三轮车上放着行李，一个红卫兵手里牵着根麻绳，绑着老太太的双手。每当老太太跟不上三轮车时，牵绳的红卫兵就猛拉几下绳子，于是老太太就是一个趔趄。后来从北京到大兴安岭，也遇到几个红卫兵押送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大约八十岁，满头银发被剪了个“阴阳头”，脸上还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断地发出呻吟。路过大虎山车站时，一个女红卫兵发现老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来。于是红卫兵们把她的尸体往车下搬，这时父亲发现老太太双手还被反剪着绑着。经历这两件事以后，父亲对红卫兵十分反感，直到现在当他看到有些文学作品描写文革红卫兵后来上山下乡时所受的苦时还说：这是罪有应得，那帮红卫兵干过的坏事实在是罄竹难书，毛泽东让他们上山下乡也是活该，这就叫“兔死狗烹”啊！
此时，在郑州的祖母因为是“地主婆”而被红卫兵抄家，要把她赶回乡下。因此，大姑接祖母到北京小住避避风头。接她们来那天，我父亲去联系出租车。当时的出租车可不象现在在街上溜达，招手就停，而是必须到个什么“管理机构”去登记、预约后才可以使用。父亲去登记时恰好碰到一个一脸横肉的中年胖女人在值班，双腿叉开站着以表示自己阶级立场站得稳。当父亲说想用出租车时，那胖女人斜睨了父亲一眼，操着一口鼻音很重的京腔，仿佛感冒没好、鼻子不通似的：“你什么成分？”父亲连声说“工人，三代铁路工人。”——这才给登记上。如果说是“地主”成分，那么恐怕除了登记不上，没准还得挨一阵批判。
在北京那阵子，我父亲有一天到前门逛街。在一家商店门口，看到两个人在低着头筛沙子。当父亲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发现他俩每人胸前都缝有一个白底黑框黑字的胸牌，类似他当年当兵时的那种，只是当兵时是红框。胸牌上分别写着：“资本家”和“小业主”。此后在北京街头，在其他城市街头，我父亲曾多次见到这种情景，有的是戴着胸牌，有的是背上别着个白布条。每当看到这些标志，我父亲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三个字：犹太人。（【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强迫犹太人在胸前缝上黄色大卫星标志，以便于同一般人区分）
在逛到天坛公园时，看到公园的空地上堆满了红卫兵抄家抄来的家具，有沙发、铜床、梳妆台等，堆得像小山一样；另一堆是抄来的高跟鞋。后来还让人去认领，可是这些东西的主人都被整怕了，也没人去认领。再后来就拍卖这些抄来的东西，檀木大衣柜五块钱一个，高跟鞋一块钱一双，看热闹的人不少，但也没几个人敢去买。现场还有一对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夫妇在那里翻来翻去，大概是外交官，也没挑中什么。当时解放军报社有一个刚毕业分来的大学生，见这个机会赶紧买了一个书柜、一对沙发，拉回单身宿舍，被领导知道后狠狠批了一通。
一九六六年底，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当了记者，化名“肖力”。这位“红色公主”来了还不到一个月，就贴出了一张名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先后打倒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赵易亚，让社长华楠靠边站，成为当时的《解放军报》的最高主宰。大姑父看准了李讷这匹“黑马”，都四十岁的人了还每天一口一个“肖力同志说了”、“肖力同志对我的这个建议很满意”之类的话，我父亲很是不爱听。他的这种情绪还影响到他的儿子，当时他儿子有一个很大的毛泽东像章，做得非常精致，拿出来向我父亲炫耀，还神气活现地说：“别碰坏了，这可是肖力同志送给我的！”
“肖力同志”在《解放军报》期间还颁布了一条圣旨：假如刊登的文章中有“毛主席”三个字出现时，必须透过专门的设备看清楚，以保证背面上的同一个位置，没有“打”、“死”、“灭”、“杀”之类任何带有贬意的文字；如果某一版刊有毛泽东照片，那么就必须得审查清楚，以保证该版别的照片不能有人把枪口指着毛泽东的方向。《解放军报》是军队的报纸，照片上扛枪的多，“打”、“死”、“灭”、“杀”之类的字也多，于是解放军报社的秀才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的，眼睛都瞪绿了。此外，“肖力同志”在《解放军报》社前后，其党羽们还捏造了一个“阴谋绑架肖力同志案”，为此株连、陷害了不少人。
由于熟知“肖力同志”的上述老底，因此当我把魏巍写的那篇《壮哉！李讷》拿给我父亲看时，我父亲微微一笑，说：“壮什么壮？不过是过了气罢了，当年她风光的时候，厉害得狠呢！”凑巧的是，这位魏老先生的一位堂侄以前也在铁Z局工作，而且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 大姑他们家就住在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院子里。《解放军报》作为“两报一刊”之一，政治地位不亚于一个大军区，因此，来的大人物也多。有一次，我父亲和大姑父一起从外面回来，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大姑父一看，就露出无限景仰的神色，小声对我父亲说：“看，那是林副统帅的车，他到报社来了……”不过，从院子里经过的那段时间，林副统帅始终没从大楼里出来，我父亲也就没见到他本人。
当时大姑的一个上中学儿子参加了红卫兵，烧书、破四旧、抄家都参加了。大姑父懂得自我保护，总是教育他：抄家时千万别走在前头啊，有人万一拼起命来可不得了。当时被打倒的华楠他们每天在院子里扫地、扫厕所，大姑的小儿子见到他们就走上前去，恶狠狠地说：“好好扫！扫干净！好好接受改造！”一天大姑恰好看到了，把他硬拽回家，打了两巴掌，教训道：“你小孩子家懂个屁！少搀和这些事！”那小子还挺委屈，申辩道：“阶级敌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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