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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号召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大兴安岭离政治中心太遥远，这里的“革命形势”总是比内地慢上一拍，而且往往是强弩之末了。再加上铁Z局的一般工人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不怎么热心的，因此虽然也成立了造反组织，但规模比内地小多了。内地开始“全面内战”时，这里的武斗却少得可怜而且很不激烈。
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及通信工具，统治者的权力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大兴安岭虽然地处偏僻，但远不是世外桃源。自从六十年代初以来，即便是这个接近国境线的深山老林，政治空气也是一天比一天浓厚了。当时的党委书记总是跑到父亲他们住的帐篷里讲形势，讲以阶级斗争为纲，讲“要把帐篷里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当然，我的父亲在五七年遭到那次打击后，对“政治”二字早已厌烦得不得了，自然是不会搞什么“政治”的。
由于工人们的普遍抵制，铁Z局最早“造反派”们势力单薄，于是拼命拉人入伙，就连父亲这样的人都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我父亲出身不好、又有历史问题，自己一向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哪敢去造别人的反呢？于是他对造反派的拉拢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最多只干干舞文弄墨的事情，而且从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人。有一次武斗，造反派给他发了铁棒让他也去参加，父亲虽然表面上痛快地答应了，但等到卡车来了临走时，父亲就谎称拉肚子躲到厕所，逃过了这场“革命行动”，等到武斗结束，鼻青脸肿的伤员被汽车拉回来时，父亲只感到庆幸。时间长了，造反派也渐渐发觉他是个软钉子，于是就不再理他了。好在造反派忙于夺权，也就没时间顾及这个“拒绝选择革命道路”的人，只是贴了几张大字报骂他消极，也没批判他。就这样，父亲成为一名“逍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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