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发生了一个情况变化，就是把整个治理整顿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国务院手中，把我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架空。虽然这个时期，我通过财经领导小组不断研究经济问题，但他们不予讨论，更不执行。

　　本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十三大筹备期间，邓小平提出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在我不兼总理后仍然能指导经济建设和改革。因为当时我不兼总理，李鹏当总理，许多人有顾虑，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多年来是我领导的，我比较熟悉。而李鹏对经济改革的态度一直是不明朗的，对他也不放心。所以邓小平专门确定一条，我不担任总理后仍然要管经济工作，因而专门成立财经领导小组。财经小组实际上是使我继续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组织形式。

　　但是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我领导经济工作的地位削弱了。借这个机会他们把持治理整顿的控制权，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及我本人，无法过问经济，使他们能够借治理整顿大搞复旧。因为常委、财经小组是不会同意他们这么搞的。

　　前面我已说过，群众有储蓄保值心理，所以到银行挤兑到市场抢购物品。如果能够及早提高存款利息，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我在财经小组会上多次正式提出要提高银行储蓄利息，小组其他同志如张劲夫【231】、杜润生都同意，认为这是一项重要举措。但国务院就是拖，一直拖，既不提高利息，也不搞保值储蓄。后来虽然提高了利息，但提高很小，根本不解决问题。他们的办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大量削减贷款指标。结果贷款指针控制得很严，规模缩得很小，使农产品收购没有资金；工厂技术改造也没有资金；甚至流动资金都没有。结果生产停滞、滑坡。

　　另外，人民储蓄大量减少，货币发行量却没有减少而且大量增加了。所以1988年下半年、1989年初，贷款大量紧缩，造成生产、流通的困难。而货币发行量、货币流通量没有减少，大大超过上一年。这就证明这种方法不对头。当时我的意见是，贷款的控制，既要从紧，又不能一刀切，要照顾生产；另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储蓄问题，稳定人心。但是我的这一主张没有得到执行。同时党内一些老人当中有一种议论，认为我现在是总书记，不做总理了，因此主要力量应抓党的工作，抓政治思想工作，经济工作由国务院来搞；而我仍然对政府工作，对经济工作干涉太多。事实明明是国务院在架空我、在摆脱财经小组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却又散布这么一种舆论，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过问、不过问经济工作。这是对国务院架空我、摆脱财经小组的一种支持和配合。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秘密交易，我就不清楚了。

　　总之这不是偶然的，也不会是不谋而合。这股风刮得很大，当时香港报纸也有这样的报道，说我已被架空，不再过问经济，已没有过问经济的权力。一次在怀仁堂接见会议代表照相时，小平还问我：“怎么香港报纸说你不再过问经济了？怎么能不管经济呢？”总之当时这股风刮得不小，国务院那边内外配合，迫使我不过问经济，只管党务就是了。

　　情况的另一变化，就是治理整顿一提出，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经济改革出现了大问题，不然为什么不再讲深化改革、稳定经济，而搞了治理整顿呢？这就给一些人一个口实，借此否定经济改革，否定经济建设的成绩，刮起了倒赵风。有的老同志竟然兴师问罪，要常委，实际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担责任作检讨。王任重在政治局会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责任，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领导要带头检讨。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到处流传着一些流言，说我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甚至说我不当总书记了，说我将要去当军委主席，当国家主席等等，无非是说我搞不下去了。在这个时期，我也从很多渠道听说，有一批老人集体上书邓小平讲我坏话，要我下台。

　　邓小平在这一段时间几次讲中央领导格局不能动，当然是有缘故的。大约1988年底，香港一家报纸报道说，邓在上海期间，李先念向邓建议要我下台，但邓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这个消息我看后写了几句话给王瑞林转邓看一看，我的话大概意思是国内外最近这类流言很多，不知邓知道不知道。当时国内外刮起了这么一股风，也有人为我担心，说我是不是耀邦第二。

　　这一段时间，国务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总是把前一段的经济问题说得非常严重，当时的国务院多次讲要反对过去经济工作中的两个急于求成，一个叫建设急于求成，一个叫改革急于求成。说建设急于求成还情有可原，就是指基建规模大一了些，但改革不是急于求成的问题。除价格改革外，其他改革也都是步履艰难。他们就是借此反对改革，否定过去。当时党内有些老人同国务院李鹏、姚依林相互配合。

　　1989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对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姚依林更直截了当地说，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他当时没有弄清楚这话不是我先讲的，而是邓小平讲的，他以为是我提出来的，以此对我攻击，实际上要清算，来算账。这次会议很明显，矛头指向我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问题。会后我把会议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看了很不高兴，讲了一大篇话支持改革，肯定改革，认为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

　　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看来他和李鹏这两个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种气候，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们。从1988年秋季以后就刮起了这个风，与此同时，对我，对我家庭的流言蜚语也很多。说我的几个孩子倒卖彩电，倒卖汽车，倒卖粮食，倒卖合金钢，发了大财。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不是事实，但流传很广。后来我下台了，他们迫不及待就去查，这也好了，查来查去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过去对我这方面的流言很少很少，为什么一到88年下半年流言这样集中，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我这个家就是搞“官倒”的。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企图丑化我，毁掉我这样一个主张改革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