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治理整顿提出以后，党内刮起了一股反对改革、倒赵的风。当时党内这股风刮得很大，造这么大的舆论，这除了党内有一批长期受计划经济观点影响的同志，对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如抢购挤兑，认为改革开放搞糟了，不如搞计划经济，有这么个土壤容易接受这样的东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来我同党内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条主义者，同有左倾思想的人，同这股势力关系紧张、激化的结果。

　　现在回顾一下，1987年以前我担任总理，主要是处理经济事务，当然是改革开放。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是耀邦在管。由于我事情比较多，这方面管得比较少；再加上在经济上我和耀邦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有些分歧。比较来讲，我被认为是较为谨慎些，不随便讲话。我不赞成把速度搞得过快，不主张基建战线太长，改革也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来搞，不象耀邦那样思想解放，无所顾虑。在我们党内有一股顽固反对自由化，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老人当中以李先念、王震为代表；在前台管意识形态的有胡乔木，特别是邓力群。他们有一套人马，有一套班子，有一股势力。过去他们把反对的矛头主要对准耀邦。由于上面讲的原因，没有把我当作反对的主要目标，我似乎是居中的，他们甚至可能认为我和他们还有些接近的地方。所以耀邦下台，决定我当总书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反对。当然当时李先念有保留，说我学外国太多了，要我改。我要改了，他支持我接耀邦，其他的没有听到什么明确的反对意见。当时王震曾劝我继续当总理，他说总书记可由姚依林来搞。因为我当时也不愿当总书记而愿意继续当总理，认为谁当总书记都行，所以对他的建议没有异议。后来别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是想让邓力群当总书记，但这件事后来没有得到别人的支持。

　　总之我出任总书记没有什么人反对。但我代理总书记后首先就要面对反自由化的问题。我当时主张加以严格限制，缩小它的范围，要降温，没有同意他们大搞大反的主张。他们曾开了一个名单，要批判这，批判那，我把它压下来了，通过一些会议讲了话，保护了那些人。他们还主张在报纸上对耀邦开展大批判，我不赞成文革中那一套，从开始就规定了反自由化不能上挂下联，层层找代理人。我还讲过，反自由化不能搞到经济领域等等。

　　所以“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时说我一上台就为反自由化这场斗争规定了种种限制，这倒是确实的。当时中央发过一个文件，对反自由化作出了严格规定，划定界限：规定所谓自由化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全盘西化。这样一来，就不会重复过去搞运动的那种错误。后来我一看，反自由化如果继续搞一下去，搞到十三大，那么十三大就没法开了，无论如何十三大应该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

　　在反自由化的气氛下，当时那股左的势力，邓力群他们这些人，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化；竭力想重复过去左的那一套搞法；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搞到经济领域。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不仅要批说自由化的，而且要批干自由化的。所谓干自由化的就是搞改革开放的人。在邓力群的授意下，一些人在党校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提法，说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不能并提，一个是纲，一个是目。他们还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破坏了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毁掉了农村的合作化。

　　针对出现的这些情况，我找邓小平谈了我的看法。我指出党内有些老人想通过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如果没有相应的舆论准备，十三大很难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所以我准备讲一次话，邓非常赞成，十分支持。于是我在1988年5月13日向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作了一次讲话。我说，自开展反自由化以后，大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因之反自由化基本上已告一段落，今后主要是进行日常教育。我还说，自由化干扰是一个时期的，而长远的根本的主要是左的干扰。我举了许多思想理论战线从左的方面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观点。“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说，5.13讲话转移了斗争矛头，由反右到反左，由反自由化转到反左倾教条。这倒也是事实。

　　这就是说，他们原以为我会按照他们的意见反自由化，结果5.13讲话不是反自由化而是反他们。后来十三大召开，我定了个基调，给邓写了封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点整个来讲是反左的，更引起他们的不满。这里我特别说一下，十三大报告有这么一句话，是讲市场经济的，但没有用这个词。我说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是市场调节，国家只调节市场，当然是用经济的手段，整个企业整个生产是根据市场引导的。并说市场的作用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和市场不是板块，计划主要是间接计划，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是一种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我还讲到发展个体经济等。在写进十三大报告前，我给邓小平写了这封信，没有送陈云、李先念。他们对我这个观念很不满意，但也不好公开反对。

　　在这里我要说有几件事使他们特别不高兴，怀恨在心。一是在十三大前，改变了邓力群主持思想战线工作的地位，由胡启立来管。我也建议邓力群不主持思想战线工作以后，可以作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他读书比较多，可以发表他的意见。我还说过，如果让邓力群主持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得到发展，中国不会有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发展。我下了这么一个定语，这当然很快传到他的耳朵去了。同时我还把他控制的左倾思想笔秆子大本营，即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给撤消了。当然，撤消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是邓决定的，但是我建议的。这几件事一做，改革开放的舆论加强了，邓力群他们左倾保守、反对改革的面目就在国内外公开化了，使他们很孤立。虽然在十三大时我们提名邓力群当中央委员候选人，然后进入政治局，但在差额选举时他落选了。后来又提名为中顾委常委，但又落选了。他们以为是我搞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甚至陈云同志，对我非常不满，以至怀恨在心。

　　王震虽然反自由化积极，但他是主张开放的，没有想到他后来那么仇视我。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到处骂我，公开骂，在上海，在湖北当着地方负责人的面公开骂，说我不是搞社会主义，说我学外国的东西太多，说我不懂经济，把经济搞乱了。陈云是有分寸的，是讲道理的。总之后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我比胡耀邦还胡耀邦。胡耀邦不敢做的、没做成的事情，我敢做，做成了。在抢购风以前，治理整顿没有提出来，他们在背后讲或架空我。抢购风一起来，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时机来了，认为我把经济工作搞糟了，把改革开放搞坏了，借此机会散布反对我的舆论，刮起一股倒赵风。

　　我的消息比较闭塞。因为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来中央时间不长，到北京后成天忙于工作，渠道比较少。所以至今对许多幕后的东西，我还是若明若暗。譬如说，一批人给邓小平写信反对我，究竟是哪些人，我至今不清楚。

　　应该说，“六四”以前，在这样一股倒赵风面前，邓小平是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没有受他们的影响。这从一些事情可以看出来。譬如那一阵邓在许多场合说，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变。显然中央有人想变邓才说不能变。邓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别的同志说，要我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以后，也就是李鹏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向改革开放发难以后，邓知道此事很不高兴。李鹏为此去邓那儿解释、表白，在这次谈话中间，邓向他讲，赵要搞两届总书记，而且要他回去转告其他政治局常委。当然李鹏也向我讲了说是邓讲的。就在“六四”之前，我到朝鲜访问前去邓那儿，邓还专门向我说，等访朝回来后要谈一下我搞两届的问题。当时酝酿了开会的名单，除了现任常委以外，还包括党内几位元老，这些人都参加。当时他还告诉我，我搞两届的问题，陈云、李先念也表示同意。至于他们怎么谈的，我不知道。

　　1989年春节邓去上海前，我到他家里，那次谈得比较深。他对我说，他考虑了很久，还没有向别人谈过，首次向我谈。说他想辞去军委主席，要我任军委主席。他说，看来他如果不完全退下来，还保留军委主席的话，很难停止别的老同志的干预。他还说，看来只能这样做。很显然，他感到老人们干预太多，我不好办。这大约是老人们向他表示反对我以后他的考虑。为了让我能顺利工作，他决定不再担任军委主席，以便促使其他人也不再担任职务，或者不再干预。

　　当时我坚决不同意他退下来。我说，现在经济正遇到一些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如果你完全退下来，我们很难办。我说，东方政治与西方不同，在东方并不是你退下来他们就不干预了，也不是他们统统没有了职务就不再干预了。只要这些开国元勋还在，要他们不干预是不可能的。你不干预了，他们干预，我们更不好办。你在，我们还好办一些。我向他建议，无论如何一年内你不要再提这个问题。我讲了以后，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一年内不再提这个问题。

　　从这段邓的谈话中，我觉察有人，也许不少老人向他施加压力，说我坏话，而邓明确表示不受他们的影响，顶住了他们这些压力。自1987年我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渐聚集起来的一批反对我的保守力量，虽然他们非常嚣张地反对我，采用各种办法反对我，但由于没有得到邓的同意，始终未能得逞。这种情况直到1989年发生那场政治风波后才改变。由于在对待学潮的问题上我同邓发生了分歧，而且我拒绝按他的意见执行，邓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样一来，一年多聚集起来的反对我的老人集团，才和邓达成一致，结成联盟，于是才决定撤消我的职务。

　　这里我还想着重说一下李先念和邓力群这两个人。邓力群实际上是思想理论宣传战线保守势力的总司令。他的后台就包括李先念、王震和陈云，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反对改革的老人。邓力群和这些人的关系极不一般，非常密切。他同王震的关系，早在解放初期王震任中央新疆分局书记，邓就是宣传部长。他和李先念的关系也很好，长期是李先念的助手。过去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五办，邓就是他的秀才。陈云对他也非常好，邓力群非常推崇陈的经济思想。邓力群在经济上非常赞成文革前，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搞法。早在1980年的时候，他就到处宣传这种思想，认为陈云的经济思想就完全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经济工作。当时陈云文选还没有出版，他就不断发表陈云五十年代的经济文章，而对邓小平的改革主张他不宣传。他借自己在文献办公室的地位，利用出版文集的办法，讨好、拉拢一些老人，如陈云文集、李先念文集。所以邓小平当时决定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时候，陈云和李先念都有保留，都不赞成。他们在邓小平那封信一上公开表示邓力群是好同志，但邓小平决定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十三大邓力群落选后，陈云立即写了封信，说邓力群一切待遇不变。虽然邓力群没被选上中顾委常委，恐怕到现在还享受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常委的待遇，这就很不正常。实际上邓力群是他们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个最主要、最有力的笔杆子。所以对邓力群不能小看，他有相当能量，在他手下还聚集了一批反对改革开放的秀才。《红旗》杂志撤销，书记处研究室撤销，邓力群又把他们安排到别的地方。现在邓力群仍在一些机构还有很多名义，掌握了很多思想理论阵地，特别是党史、文献等等。

　　李先念这个人，可以说是老人中反对改革开放最突出的一个代表。他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李先念认为我只听邓小平的话，不听他的话。他曾经通过王任重让王全国【232】传话给我，说对几位老人的话都要听嘛！不能只听一个人的话！这是最明显不过地表明对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不满。实际上他的话没法听，因为他是反对改革开放。另方面，如果说陈云主要是维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搞法，如说一五期间的做法不能否定。他认为现在改革开放的很多做法对一五计划是否定的，所以常常对改革开放持保留态度。而李先念则是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后三年经济徘徊的问题。因为这期间实际上是他在主持经济工作。自从1958年陈云同志不被毛主席重视以后，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长期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是李先念。他对否定或不肯定文革中和文革后三年徘徊时期经济工作的成绩非常不满意。他常说，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所以李先念特别反对我。除了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思想比较保守以外，还有认为我只听邓的话不听他的话，另外认为我对过去他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成绩肯定不够。李先念那么不择手段、不顾场合、不讲原则地反对我，含有个人感情因素，不仅仅是观点上的分歧，表现出一种仇恨，我认为就是这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