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十三大开得非常成功，会后各方面的形势也很好。原计划在1988年，无论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要大大向前推进一步。1987年底提出了把海南省建为一个特区省，实行更开放、更优惠的政策。而且着手制定《企业法》。1988年3月人代会通过了建立海南特区省，还通过了《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条例；并修改了宪法关于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和私营企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企业法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中心意思不是强调财产的所有权，而是强调财产的经营权，强调企业对财产的使用权、支配权，不是要强调国家的所有权对企业的制约。国家不能再过多干预企业的事务。另外就是确立厂长负责制，强调厂长的中心位置，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同时在这个文件里正式承认，在我国目前阶段，不仅个体经营而且私营企业也应该允许存在和发展，给予了合法的地位。修改宪法还有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规定可以出租。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

　　在这个时期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企业改革的重要想法。1987年我们推行承包制，这也是两权分离【229】的一种形式。1988年则着重强调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制。随后又提出把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大中型国营企业。在大中型企业实施股份制。提出用嫁接的办法，引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把合资企业的机制引入了大中型企业，也等于嫁接了一个机制，改造大中型企业。后来我看到浙江兰溪5家国营企业放开经营的消息，给我以启发。所以我提出了大中企业放开经营、自负盈亏的思路。所谓放开经营，就是说政府部门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包括价格，包括生产什么东西，包括分配，属于企业的事都由企业去解决，只要他不违反法律，完全可以独立经营，放开经营。

　　到了8、9月份，我把放开经营、自负盈亏作为企业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我强调放开经营和自负盈亏要结合起来：只有放开经营才能自负盈亏，只有自负盈亏才能放开经营。否则盈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的，那不行。我曾经说过放开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叫做“无上级企业”，这个话当然不一定确切，实际上是说这样的企业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政府行政部门，我还很强调股份制问题。这些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使企业能更好地进行科学管理，增强它在价格改革时的承受力。提出价格改革以后，后期感到价格改革归根结底决定于企业的效益，决定于企业的承受能力。为了价格改革的成功，特别是讲到企业的改革，后来还讲到政治改革。当时是从价格改革出发提出的这些问题。现在来看，基本上提出了真正把企业推向市场和企业的产权改革的问题。一个是市场问题，一个是产权问题。涉及到企业法人的问题，触及到企业里面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我也很重视股份制。1988年9月我在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230】谈话时说，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全民所有制无处不在，但产权不清。是我的呢，是他的呢，谁也可以不关心。那时企业的改革就涉及到一个产权问题，提出股份制也是这个意思。当时为了推进改革开放，1987年冬还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问题，我另外再详谈。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广东全省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各方面都先行一步。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举措。

　　总之，1988年不论开放也好，改革也好，都提了一些重大部署。如果这些能够顺利执行下去，可以肯定1988年无论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将大大深化一步，大大前进一步。当时也完全有可能有条件这样做，在十三大以后的大好形势下，把整个改革开放大大推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但很可惜，由于价格改革失当，整个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深化、前进，反而受到了很大挫折，以治理整顿告终，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非常可惜。

　　治理整顿提出以后，有些情况变化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首先是国务院那边，李鹏、姚依林他们借着治理整顿的机会大肆复旧，使改革全面回潮。他们接二连三颁发了许多条例、法令、规定，除控制基本建设外，实际上把前几年搞活企业的措施，绝大部分取消了，把分散到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又收了回来。1989年物价上涨指数不高于1988年，这本来是我提出的作为预期目标，是我们预计各项工作搞的结果。但他们把它变为行政指令层层分下去，变成了完全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物价，以至把一些早已放开的物价又管死了。一个时期甚至把农村粮食在完成国家征购后，留给地区和群众让他们在品种、有无、多少之间互相调剂的部分也取消了，一律纳入国家计划，由国家管起来。刚刚提出、布置下去的沿海发展战略，实际上统统作废了。可以说，这是体制大的复旧，改革的大回潮。他们把许多权力集中到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如为控制信贷，甚至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都不能提。他们搞这种治理整顿，不久就出现了经济滑坡，市场疲软，生产停滞。如果不是因为前几年改革出现的受市场经济调节的个体经济、合资企业、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国家经济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