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价格改革的过程，大体上是这样：1988年5月份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作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可不可以用5年的时间，以每一年以一定的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换来在理顺价格的问题上，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上，前进一步。会议确定由国务院制定方案，具体方案是由姚依林他们起草的，到北戴河大家讨论过一次，他们又作了修改，然后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时我们一面讨论方案，另一面全国各地抢购不断，此起彼伏。讨论中大家有顾虑，怕价格改革引起问题。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价格改革出台，步子不要迈得太大，同时砍掉几百亿基建，缓和钢材等生产资料的市场供应情况。当时还认为时机比较好，经济在发展，人民的收入在增加，承受能力增强，再说我们还有很多余地，比如说，我们有很大一批公房可以出卖，回笼货币，还有些中小企业也可以出卖。到了8月间在北戴河把这个方案确定下来。在制定方案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同国务院姚依林他们这些人，因为方案就是姚依林他们提出来的。地方上，特别是天津、上海当时有顾虑，但也没明确表态。

　　还有一件事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在价格改革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态度。首先，小平同志历来主张价格改革，而且在1988年还几次讲过，说价格改革搞晚了；如果早几年搞可能更好些。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几年内要在价格改革方面迈出一大步，这一点事先我向邓小平谈过，他非常赞成。后来，他公开讲过要闯价格关，要攻难点。还说，对我们以及国务院李鹏他们，怕的不是我们步子迈大了，而是怕我们动摇，遇到问题就犹豫、就退缩。小平一直是主张搞价格改革的，我感觉他对价格改革的理解，更多的是考虑国营企业的亏损，希望尽量减少国家的补贴。总的讲，他对价格改革非常坚决，主张步子大些，只要改革他都鼓励。当然如果我们觉得有困难，他也不勉强。

　　所以1988年物价改革这件事如果讲责任问题，责任不在他身上，主要是我的责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出的。一开始提出搞价格改革是我，中间改革方案的设计、国务院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后感到有困难，决定推迟、放缓，也是我提出经他同意的。小平究竟对价格改革是怎么看的，我前面说了。他更多的是考虑到我们财政负担太大，包括城市农副产品的价格补贴。他经常讲到这个问题，说价格不合理，全国财政收入有几百个亿都是用于价格补贴。他几次问姚依林：“这样改革会减少多少亿财政补贴，如果不改会增加多少补贴。”他关心的是这么个问题。我们设计的价格改革更多的是价格合理了，如何使企业通过平等竞争，形成市场条件，能够真正有企业效率的标准。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

　　再补充一个问题，即最后决定价格改革暂缓，转向治理整顿是我下的决心。在9月份最后下决心前，我找姚依林谈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向他提出，干脆把价格改革放一放，他表示可以推迟几个月，到89年下半年看一看情况再说。后来我又进一步考虑，价格改革涉及面太多，各方面确实比较紧张，下决心干脆推迟，集中力量把经济环境搞好，把通货膨胀人心不稳解决了，然后再去打这个战役。

　　下了决心后，我又找李鹏、姚依林谈了一次，他们表示同意。我觉得应向小平同志报告。就在我下决心之前，邓有次和李鹏谈话时还鼓励我们不要怕。他说，价格改革有风险，但需要冒这个风险。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可以承担这个风险。所以既然下决心暂时不搞，就要向邓报告。这个问题谈起来还比较复杂，原来那样打算，现在又这样考虑，几句话不容易说清楚，小平的耳朵又不好。因此，我先约王瑞林到我办公室，比较详细地把情况向王瑞林作了介绍，为什么现在想推迟，不推迟怎么不好等，请他向邓报告。因为他在邓身边工作，可以把意思说清楚。报告了邓以后，才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下来。